顾毓琇：文理融通学术泰斗誉满中西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学，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土贡言献爆狂。

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

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勃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海外，顾毓琇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渐渐淡出于国人的视线，所以提到这位旷世奇才，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作为一位曾经辛勤耕耘的老师，他的学生并没有忘记他。“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满含崇敬之情的诗是顾毓琇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这位学生就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称誉他是“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这28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采和传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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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琇（1902年12月24日-2002年9月9日），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着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巴金走了。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从人们纷纷的缅怀语辞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巴金，如同一块无所不包、人人可挤的思想海绵，诸多人借巴金争相阐述“社会责任”、“文学良知”、“忏悔勇气”等概念；更有许多人在借着肯定巴金的机会，表达自己对“讲真话”这一文学良心的忠诚追随，对自己作着或直白或曲尽其意的肯定。

    巴金得到了无上的赞誉。在一个忏悔了几十年，对自己始终不愿意宽恕的老人灵前，这样众口一词，令人微微感觉到一种郁闷──这样的赞颂，难道真是巴金老人愿意听到的吗？所谓“盖棺定论”，对巴金这样的智者、勇者来说，我想，倘其在天有灵，他愿意听到的肯定是更为中肯的评价，而不是有溢美之嫌的谀词。当然，在以“逝者为大”、“为逝者讳”的社会传统中，这样的赞颂是符合常情的。但具体到巴金老人身上，却未免是对其度量和智慧的小觑。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决不是为了表演而忏悔的。对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所需要的也不仅是赞颂。忏悔不只是为了告慰自己的心灵，更希望更多人及至整个社会共同的反思──不是以中庸姿态作“适可而止”的安慰，更不需太多赞颂。对忏悔行为的过度赞颂，势必将忏悔轻佻化、戏剧化、庸俗化，冲淡忏悔中所包含的那些真诚。

    我们必须注意这么一种滥俗的倾向：就是将赞颂巴金，当作一种“表态”，当作一种标榜。赞颂巴金与否，不是、也不该是区分所谓“文学良心”的试纸。赞颂别人的忏悔，决不是等同于自身的忏悔。

    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李敖写道：“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真正的文学家，最应该的姿态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巴金是中国那段特殊动荡时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标本之一──他不同于沈从文式的埋头故纸堆一言不发，也不同于老舍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经真诚地写作，也曾经违心地“批斗”，最后又回归真诚的忏悔。可以说，勇敢地对巴金一生的悲喜剧进行反省，其实也是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省。从巴金老人后半生的心路历程看，这样做非但没有丝毫对巴金老人的不敬，甚至还是对其的大敬。

    所以，巴金的解脱，不是生者的解脱──相反，面对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许，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都应该以巴金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省。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

    这样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对巴金老人最好的缅怀。

选自2005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梁思礼：“饮冰室”走出的“驯火者”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子女未来的路。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选择了回国。此时，他的同窗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一年之前，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上了一块新牌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它成立的初衷只有一个，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和火箭。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学过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尽管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梁思礼说。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

    这是一枚用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都在算盘噼啪声中度过。

    一边激情似火，一边四面楚歌。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又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直到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才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围绕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在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的写，而是一辑一辑的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今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