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发展为书法艺术的成因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汉字与书法艺术是绝对不能割裂的。“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世界上存在着数百个国家和民族，它们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它们的文字书写没有成为一门艺术。而独有汉字在其衍变过程中成了艺术，或在汉字产生之初便具有某种艺术性。一些学者以“书画同源”说阐释汉字成为艺术的起因及性质，如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金学智《书法美学谈》等。由于文字起源于象形，并且由于“文字的点画书写能够造成各种同现实生活中的形体（或动态）有类似之处的形体”（刘纲纪语），所以文字书写成了能够描写现实生活的形象艺术。这种以为书法一定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显然只是套用了一般的艺术原理。更多的人认为汉字成为艺术是由于汉字的结构这一事实，并由此认定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汉字结构的繁简、点画的错落造就了许多美的因素，这是其成为艺术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其单纯的书写成为艺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六书”造字原则看，我们似难以确信汉字产生的过程即是书法艺术产生的过程。“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为造字方法，转注、假借为用字方法。四种造字方法的目的并非在于审美，而均在于实用。即使如象形，是根据物质形状描绘简化而成，其简化的过程多少含有某些抽象的因素，然其目的仍是致用为上。由此可见，汉字在一开始并无明显成为书法艺术的迹象。

我们似应再作如下的假设：如果说，作为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工具的毛笔至今仍没有发明，今天所说的书法是否能在历史上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呢？也许人们会说，今天见到的许多历代名作并不全由毛笔表现，那些墓志砖铭、摩崖刻石、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等，或由刀刻，或以模铸，而它们的艺术水平仿佛不在毛笔书法之下。但应当指出，这些非毛笔书写类的书法，在它们制作之前已经汲取了毛笔书法的意味（笔意），人们在刻或铸时潜意识地将笔意考虑在文字的运笔中，大多数碑刻则为毛笔书丹后刻石的，这是毛笔使用后给人们在书写时带来某种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比较一下笔画尖细的甲骨卜辞与血肉丰美的青铜器铭文，可以悟得毛笔等书写工具的使用对文字书写成为艺术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以断定，汉字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成因，除了先天的汉字特质外，毛笔等工具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文字书写发展为艺术的催化剂。而使毛笔等工具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渗入。古代大师们在挥运毛笔时感悟到了某种表达其审美理想的可能，这使文字书写跃过单纯的美而成为一门独立而蕴含极深的艺术。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护，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

（有删改）

中华文明转型的意义

贾文山

    尽管西方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借用过来，而是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创新，它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并使之汇聚为一体，这种包容不是简单地混合，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时空和功能分区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互补的文化结构。此外，中华文化的创新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前期，中华文化以内源性的自我创新为主，而之后则以外源性的创新为主。其中，外源性创新更加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这种创新方式自儒释道文化融合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主导型创新模式，也是中华文明转型的一种范式。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以马、中、西融合的文明转型，都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外源性创新和内部自我创造的内源性创新结合进行的。

    从目前阶段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过去曾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现在则有种种迹象表明它逐步走向紧缩、保守和内敛，而中国则日益开放，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体系，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不仅包含了东方的智慧，还包含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性，一种明智的文明绝不会以“纯正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把外来文化拿过来，而是要把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之后方能为我所用，结合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和现代中、西、马文化融合的经验及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

    中华文明的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从中国文明转型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寻求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调和传统与现代，取缔中心与边缘，融合自我与他者，形成一个全球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出包容、平等、和谐的世界安全、利益、命运、责任的共同体。

（摘编自贾文山《中华文明转型为世界提供实践范式》）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令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