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白而守其黑：国画之美生根于中国文化

范曾

    天籁、神韵、简朴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国画产生于中国文化之中。

    中国文化很注重天人合一。这种特质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启智性。对中国绘画而言，中国文化的启智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绘画不需要像西方文化那样严格的逻辑分析，而需要的是感悟力。一方面，要遵循自然之道，体会天地大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都有其自身之美、有它运行的目的，中国绘画就是要你去体会这种美、这种内在目的性，然后将其运用到笔墨中，表现出来，而不需要你问“这树长在这儿对不对”“这老鼠怎么比南瓜还大啊”……另一方面，天地大美只有通过感悟才能转化为人类的美感。明代“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写道：一朵花在深山开放，你不知道它存在，可是当你看到这朵花的时候，这朵花的颜色、形态就渐渐显现出来，它果然是个美艳的存在。

    中国文人讲“气韵生动”，其中的“韵”并不是单纯的作诗时押韵的“韵”，意义更为丰富饱满，注重的是创作主体（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诗人）对于宇宙惯有的一个诗性的判断。天地大美自然而生，可是也需要画家对其有诗性的判断、有所感悟才会于人有意义。所以，当中国人的智慧和感悟在哲学上的体现用到绘画上来的时候，绘画就受益无穷了。老子哲学里有“知其白，守其黑”，说的是深知本性洁白，却守持混沌昏黑的态势，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也正是国画美之所在。笔墨加上宣纸就是黑和白，只有维持黑白间比例的平衡和谐才能守住国画的这种美。中国禅宗讲，“妙悟者不在多言”。王维在《山水诀》中将此视为对山水画的要求，其实，这是对整个中国绘画的要求——以少许胜多许，以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

    中国绘画就是“有无相生”之道的形象体现，笔墨的“有”和画面空白的“无”相互辉映才造就了国画之美。

    元代山水画家倪瓒的画就非常注重黑白间的比例，比如他的《容膝斋图》，几棵小树，一个茅亭，朦胧的远山，没有人物，没有动态。然而，你一看就能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天荒地老式的沉默和寂寞。

    八大山人画的鸟，蜷曲着身子，寥寥几笔，把鸟的全部内在生命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画已经撇除了一切的繁文缛节、一切的矫揉造作和一切的事功媚俗，剩下的只有“士气”的符号，简捷清纯、精微广大、高明中庸。

    中国画的这种简结丰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陶瓷上的绘画就有体现。猪纹陶钵属于河姆渡文化时期，但刻画在陶罐上的猪极富神韵。大量的留白、相当简单的细条，却将猪那种神情、动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能引发你无尽的联想。

    人面彩陶瓶属于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个作品反映的是远古先民的一种思考状态，你可以看出他在思考，你看他的眼睛里若有疑惑，可是这个疑惑又混混沌沌，让人感到没有答案而有所茫然。这个茫然体现出一个童稚的天真。还有，嘴边那个酒窝在那儿，像一个很憨厚的人，混沌、茫然、天真、憨厚、简朴。从这个简单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天籁、神韵、简朴。这就是我们文化的源头，这种对于艺术的感悟、对于“微言大义”的追求流传了几千年，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国画之中。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数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厘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2016年7月5日《光明日报》）

    词之所以微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词在初起的时候，本来就是那些个诗人文士写给美丽的歌女去唱歌的歌词，没有想把我的思想怀抱理想志意都写到词里边去。他最初本来没有这种用心，没有这种想法。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就是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文化教养性格的种种不同的背景的，不管你是欣赏诗歌，还是创作诗歌，都无法避免，你就是你，你无论是解说，无论是创作，都带着自己的背景在其中了。微妙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些个诗人文士，当他用游戏笔墨为了娱宾遣兴给歌女写歌词的时候，无法避免地把自己的性格思想，在不知不觉之中，隐意识的，自己完全都不知道的，流露表现在爱情的歌词中去了。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有一句俗话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我们要观察一个人，看他揖让进退，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当然，因为那是要给大家看的。可是，当他游戏的时候，因为不用端着架子，不用装腔作态了，所以，不知不觉反而把他更真的自我表现出来了。词就是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就是说他本来没有要写自己理想志意的用心，只是给美丽的歌女，写一些漂亮的爱情的歌词。可是他不知不觉地就把他最深隐的本质，这不是拿腔作调说出来的什么伦理道德，而是他自己真正的感情人格的最基本的本质，无意之中，不注意之间就流露表现出来了。

    词既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因此，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为词的性质下了这样几句定义，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这种文学体式是“要眇宜修”。“要眇宜修”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写湘水上的一个神灵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呢？《楚辞》有王逸的注解《楚辞章句》，说“要眇”是“好貌”，是一种美好的样子。又说：“修，饰也。”修，是说这种美是带着修饰性的一种很精巧的美。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说“要眇宜修”是形容娥皇的“容德之美”。关于湘君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简单的说，洪兴祖以为写的是娥皇，我们知道，娥皇、女英是舜的两个妻子，舜死了，娥皇女英泪滴洒在竹子上，成为斑竹；后来她们死了，成为湘水之神。这究竟是不是可靠，《楚辞》的湘君是不是娥皇，我们今天来不及考证，至少洪兴祖认为，“要眇宜修”所写的美好，是一种女子的魅力，而且是从内在到外在的容德之美。《楚辞·远游》上还有“神要眇以淫放”一句，洪兴祖注解说“要眇”是“精微貌”。把两处“要眇”出现的注解结合起来看，我们知道“要眇宜修”的美，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就是说词有这样一种美。

（摘编自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南宋范成大在《醉落魄·栖乌飞绝》中云：“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此乃一绝妙的境界，花影扶苏，月光绰绰。而苏轼的《水龙吟》也具此类风韵：“……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朦朦胧胧，迷离忧愁，自有独特的美感。

    雾里看花，乃中国美学的一种境界，它构成了中国含蓄美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曲径通幽，以婉转委曲的传达，产生优雅流畅的美感；雾敛寒江在于从艺术形式的内部激起一种张力，从而创造一个回荡的空间，展示丰富的艺术内容；雾里看花，则通过迷离恍惚产生独特的美感，与西方美学中的朦胧美有着相似的内涵，但却略有不同，它具有独特的哲学思想内涵。

    谢榛谓作诗“妙在含糊”，董其昌谓作画“正如隔帘看花，意在远近之间”；恽南田曰“山水要迷离”……这些论述均意在说明，迷离微茫能产生比清晰直露更妙的美感。

    中国古代有三远之说，北宋郭熙以平远、高远和深远为画之三远法。郭熙稍后的韩拙又提出三远说：“郭氏曰：山有三远……愚又论三远者：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暝漠、野水隔而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飘渺者谓之幽远。”

    韩拙眼中，迷远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山水境界。阔远，弥望的是无边的山色，幽远更是“微茫飘渺”，也具有迷远的审美特征。故可说，韩氏“三远”突出了迷远的地位，使中国画的朦胧处理从激发而走向理论自觉。

    唐宋山水画就有很多重迷远的例子，如李思训善画云雾飘渺之态，《历代名画记》说他：“其画山水树石，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李成更以平远迷离山景见长，苏辙谓其：“缥缈营丘水墨仙，浮空出没有无间。”二米（米芾、米友仁）将迷远之景推向极至，他们所创造的“云山墨戏”，就是以迷离漫漶之景为形式特色。

    中国画到了明代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说，推崇南宗，其中二米的风格就被当做南宗画的代表之一。在董其昌等人看来，二米的“云山墨戏”做的是一种“宇宙的游戏”，它使人能看到宇宙初开之象，在其朦胧恍惚的传达中看出鸿蒙的意味。如米友仁的《潇湘图卷》如同一个梦中的世界。全幅画以淡淡的水墨染出，轻云出没有无间，雾气飘渺，树木唯留恍惚的影，山只存若隐若现的轮廓。

    园林艺术中也如此，园林中点点皆实景，你不能在园中起一丝云烟，也无法在山前看一片梦幻，但中国许多园林创造恰恰就是为了飘渺的云，为了迷离的雨，为那山前的暮霭，为那萧寺的岚气设计的，看看他们为园景的命名就知道他们的用意。如“浮翠阁”“远香堂”“涵碧山房”“寄啸山庄”等，景皆实，但起意皆虚，实景虚意，妙出玲珑。虚意构思使园林给人留下更丰富的想象空间。

（节选自朱良志《曲院风荷·中国艺术十讲》）

    ①关于唐赋的价值与地位，一向有“唐无赋”与“唐赋高峰”之说。两极之间，多有争议。这些争议，不无道理，也不无局限。这些局限往往与时代思潮和著述体例有关。随着思想的开放与唐以后赋研究的深入，重新估量唐赋的价值与地位，我们心气会更加平和，心态更加开放。

    ②唐赋的题材承旧而出新、因时而变。大唐开国，充溢着向上生长的力量，颂美王朝君国的作品为数不少，讽谏的成分也有所加强，士人的报国之志与不平之气在赋体创作中开始振发，君臣唱和的风气殊为显盛。到了盛唐时代，赋体创作已突破题材的拘束，达到无人、无物、无情、无事不可以入赋的程度。中唐因古、律之分而有所侧重，古体多见科考失意、贬谪愤懑、社会批判，律赋则多写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祥瑞献奉；命题出入经史，意在探究治乱、推行教化、颂赞君国。晚唐赋作，一面吊古伤今，一面讽时刺世，更多末世景象与情怀。

    ③赋经汉魏六朝，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唐人还是尽量在传统的题材上寻求突破并致力于新题材的开创，直到晚唐，赋的题材内容还在因时、因人而变，而全部的唐赋既反映了深广的社会现实，也显现着丰富的生命意识。

    ④唐代有散体大赋、骈赋、诗体赋、骚体赋等传统赋体，不仅集传统赋体之大成，而且衍生出律赋、文赋等新的赋作体式，并留存有杰出的俗赋篇章。唐赋体裁不仅多样而且多变，赋体流动不居的品格在唐代展示得最为明显。赋体的表现手法与赋作的体裁、体制关联互动，其中每类手法又自有其细致的技巧与演革的过程。

    ⑤唐代辞赋大家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汉世赋家，多为言语侍从之臣，身份类同俳优，魏晋文学自觉，激发了个体意识，不过赋家仍以高门士族居多。唐赋作家，身份既多，意识也更复杂。不同的身份意识影响及于赋作，形成不同视角与话语。

    ⑥赋体的演革到唐代已达极致，以后基本处于停滞。赋体演革的停滞让后人不再有创新的机会与空间，而对于唐人来说，恰恰是一种幸运。唐赋因时代精神的影响与个体意识的彰显而形成了一定的风格；较之汉赋的雄霸夸饰与六朝赋的繁缛绮丽，唐赋康健朗畅，更可贵的是唐赋风格多元多貌，并有着时代与个人的特质。

    ⑦总言之，唐赋对王朝盛衰、江山风物、社会生活、个体情怀的铺陈，表征了多元多貌的政治形态、礼仪制度、文化谱系、身份意识，展示了唐朝与唐人开放的胸襟、革新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家国与个我并重的情怀。唐赋赋体的集成、对赋艺的探索、辞赋大家的出现与赋体风格的形成，也造就了它众体兼备、承前启后的赋史地位。

（摘编自刘伟生《唐赋：多元多貌 广纳万有》）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眼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