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消极惰性倾向有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重提“中和美学”，是因为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美好天性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以“中和美学”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材料一：“先行者知道，他现在是全宇宙中惟一的一个人了。他是在飞船越过冥王星时知道的，从这里看去，太阳是一个暗淡的星星……”6月7日上午，2018四川高考语文考试结束，阅读题中有一部分材料节选自刘慈欣的小说《微纪元》。对于自己的科幻小说进入高考试卷，凭借《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的作者刘慈欣首先感到很意外，“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挺吃惊的。我没想到，科幻小说竟然能进入高考试卷阅读题。毕竟，科幻文学在我国尚属于冷门，边缘文学地带。当然我很高兴，科幻小说能进入高考试卷的材料阅读分析题，对引发更多人关注科幻小说，对科幻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刘慈欣耐心给记者分析，“细想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当下我们的社会发展变化迅速，科技日新月异，未来感十足。这也必然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之前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了高中教材，现在又有科幻小说进入了高考语文试题，这都是一些生动的体现。”

（摘编自中国数字科技馆百家号2018年6月8日消息）

材料二：国内科幻小说与国外的相比主要差距体现在

（表格中的百分数是参与调查的人数百分比。表格来源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三：2011年11月，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办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选在成都揭晓，刘慈欣的《三体》获最佳长篇小说金奖。调查显示，有29.4%的读者是因为《三体》获奖，才认识了该书作者刘慈欣。科幻小说奖项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科幻作品的一种宣传和推广，曾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天意》，便卖出了15万册。在阅读情况方面，读者获取科幻读物的途径最多的是下载电子书阅读，比例占到样本总量的39%，而从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购买的读者比例分别为21%和20%。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科幻小说的出版前景不够理想，很少有出版社会出版科幻小说，出版科幻小说的出版社主要是重庆出版社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关于科幻小说的信息了解渠道，科幻杂志是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由于科幻作品能单独出版的屈指可数，出版后印量偏低，因此杂志成为首选的科幻新作发表平台，包括《科幻世界》《科幻大王》《九州幻想》等杂志颇受读者欢迎。目前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作者群体仍然狭小，长期坚持科幻创作的只有几十人而已，有影响力的更是屈指可数。刘慈欣连续8年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王晋康的获奖次数更是高达10次，这一方面是实力所致，一方面也证明在科幻小说领域竞争对手不多。从调查中可以看到，香港科幻小说作家倪匡和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最受读者青睐，且支持率超过其他作者一倍以上，可见近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作品或创作者仍未能够超越经典。《三体》的成功虽然带动了科幻文学的关注度和出版，但“后三体时代”能否有和《三体》一样高品质的新作出现至关重要。

（摘编自201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四：如果从文学形式的完整程度来划分，科幻小说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点子阶段、故事阶段和文学阶段。文学是人学，根本要旨是把人写好。在前两个阶段中，人物只是传声筒，把男的换成女的，老的换成年轻的，中国人换成外国人，作品照样成立。一直有作者问，写科幻时人文元素该占多少，科学元素该占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错误。既然是科幻，就必须有科学元素；既然是文学，就必须有人文精神。在科幻创作中，它们不是对立关系，人文是主题，科学是题材，前者通过后者来展现。如果一部科幻作品的人文主题，你不用科学构思也能够展现，它就不是好科幻。反过来，科学题材也一定要展现人文精神，作品才能达到一定境界。总之，今后科幻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从科幻点子、科幻故事进化到科幻文学，在科学构思上生长出人文精神。

（摘编自《科普创作》2017年第3期郑军《科幻小说的三个发展阶段》）

    大数据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巨量可利用的碎片资源。大数据时代的资源环境被寓意为一堆杂乱无章、排列无序的知识碎片。面对无限碎片信息构建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化”资源应用模式被打破。学习者需要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复杂多变的大数据环境而带来的学习上的变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上网人数迅猛增加，因而带动了“平民文化”的兴起。大量的网民组成了微资源开发的主力军。在网络世界里，专家、学者、普通大众、政府官员之间消除了权威界限。人人都有言发，创造了互联网领域巨量的微资源。这些微资源相对于书籍、报刊等，其资源间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知识，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在一些专业学科领域，诞生了专业开发团队，他们开发了“微课”“微视频”等大量微资源。这些资源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

    大数据时代促使了新媒体的诞生，新媒体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概念，在一定时期，总有一种媒体占主导地位。”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态，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是指新信息技术环境下，如数字广播、数字报纸等媒介。尤其是移动媒体的出现，为随时随地上网提供了便利，使学习者过去无法利用的“闲置”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工作或生活之余，休闲或坐公交、地铁途中，利用移动媒体，学习者有意识的碎片化学习，久而久之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零碎时间”。

    碎片化时间内获取的知识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单个碎片知识其自身价值意义并不高，需要学习者利用思维意识对其“再加工”。“再加工”是碎片化知识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大数据时代解决知识碎片化之道是帮助学习者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碎片知识犹如人体各个部件，脱离了知识体系这个生命整体，任何部件都会失去原有意义。

    如何将碎片化知识与已有知识融合，建构新知识体系？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利用新媒介挖掘碎片知识并对其进行整理、剔除、汲取、加工等操作，实现知识碎片到知识点有意义的重组，并完成知识点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此过程中，整理主要完成对碎片知识的归类与管理，剔除主要依据个体经验，去掉对个体新知识体系建构无意义的知识碎片。在整理与剔除过程中，也要汲取新的知识作为补充。由于知识碎片的离散性，在知识点、新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系统化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贯穿整个过程的始末。

（摘编自王承博等《大数据时代碎片化学习研究》，有删改）

    近年来短视频蓬勃发展，平台迅速崛起，用户规模飞速攀升，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掀起了一股短视频文化热潮。作为网络文化的新形态，短视频文化已经逐渐渗入到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形成了文化风尚，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表达自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短视频的出现为用户打造了一个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悄然之间，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窗口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主打文字和图片的传统社交平台，逐渐转移到了抖音、快手等主打短视频的新兴社交平台。在市场的倒逼下，传统社交平台也纷纷开始在短视频业务上重金布局。与此同时，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介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过去的“拍照片”变成了现在的“拍短视频”。平台的迁移与介质的变化的背后，除了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网络环境的持续改善、流量资费的逐渐下降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照片”到“视频”的审美跨越。

    短视频社交没有消减用户表达自我的欲望，反而更好地满足了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需求。秀文化是短视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短视频中的秀文化主要是指张扬个性的自我展示，包括秀才艺、秀容貌、秀装扮、秀技能、秀学识等各种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发挥着和真人秀类似的功能。秀文化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模仿行为，进行病毒式传播，迅速从线上扩散至线下。“抖音五分钟，人间两小时”，虽然这个说法略显夸张，但是从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短视频对用户的吸引力以及用户对于短视频的沉迷。

    无论是抖音的口号“记录美好生活”，还是快手的口号“记录世界记录你”，无不在强调短视频的记录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具有和纪录片类似的功能。纪录片通常是专业团队对于某些事件相对完整的记录，而短视频则通常是普通个体对于某些生活瞬间的捕捉。从微观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内容，但是从宏观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打开短视频平台，用户能够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多元世界，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在这里尽显无余。

    短视频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载体，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5.94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74.19%。如此大的规模，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短视频文化在社会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青微工作室”“北京SWAT”“四平警事”等政务短视频号，“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媒体短视频号，受到了年轻用户的普遍青睐。随着短视频文化生产主体的逐渐多元，精英文化开始在短视频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短视频精品内容越来越多。不得不提的是，迅速崛起的短视频，在其繁盛表象下也潜藏着不少隐忧和问题，比如偏离主流价值轨道的表现，低俗庸俗、暴力血腥、谩骂恶搞等内容层出不穷，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肆意横行，亟须进行有效的价值引导。

（摘编自张陆园《短视频形成文化风尚》）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