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本报北京4月8日电 国家工商总局今天宣布，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将于今年9月7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届时，来自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广告界代表将云集北京。

    大会邀请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围绕大会主题“突破——从现在到未来”进行三天的论坛演讲，结合世界经济走势及科技。

    发展情况就世界广告传播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研讨。会间还将举行小型的企业商务交流会、广告经营单位形象展览、中国广告作品和广告历史文化展览、广告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展览等。

    据39届世界广告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兼大会新闻发言人时学志介绍，世界广告大会是国际广告协会举办的世界广告界最大规模的活动，每两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至今已举办了38届。中国曾派代表团参加过十届世界广告大会。2001年11月，经国家工商总局报请国务院批准，中国向国际广告协会积极申请并取得了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主办权。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广告业发展速度为世界瞩目。1979年我国广告经营额仅有1000万元，经营单位不过几十家；2003年中国广告营业额已达到1078亿元，广告经营单位10万户，广告从业人员87万人。

    时学志说，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在中国举行，将增进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传播业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促进世界先进营销理念的传播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材料一：2016年，中国超过1000万人告别贫困。近日，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这一数字，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1000万”这个数字背后，是中国贫困家庭摆脱贫穷的实在收获与喜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2015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他说，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中国政府不仅有坚强的决心，还能够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为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此外，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2015年10月16日“新华网”）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特别突出的：

    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将近占全球经济增量的33%，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非经过不知难。

    第二，稳就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新增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

    第三，平稳增长的表现是脱贫攻坚，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这样的精准扶贫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国家。

    第四，稳中求进的“进”，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摘编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

杏花春雨江南

王清铭

    ①看过徐悲鸿先生的自题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印象特别深刻，每个人都有侠骨柔情的一面，骑白马驰骋在秋风萧瑟的辽阔塞上，马蹄得得，强劲的风刮动鬣鬃一般的头发，心头的豪情也随之猎猎作响。突然马一声长嘶，一个阳刚的形象镌刻在后人瞩望的视野里。

    ②画家吴冠中先生把这一句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意境相似，后一句则完整保留。画家李可染更是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很多人的心中，江南是故乡，是心灵的家园，也是感情的寄托。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就这样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③江南是一种时光无法磨灭的诗意，一种藏在心灵角落的柔情，是长期缠绕在思念之中的情结。我很有兴趣地查阅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出处，它最早出现在元代诗人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画家柯敬仲要回江南，虞集写词相送：“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流传遍海内。特别是结拍处“杏花春雨江南”，入画入书或入印，还被人织成锦帕，为时所贵。由此可见，这句词曾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

    ④如果再往前到宋代，写杏花和江南雨的诗词非常多。陈与义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欣赏。诗人客居他乡，在诗歌的平仄中消磨时光，在淅沥的雨声中，杏花突然开放了，粉红腮颊，仿佛想念中伊人的脸庞，那押了韵的思念被雨声一遍又一遍地洗濯，诗人的心中布满了水意，那场春雨来自心头，仿佛就在他的眼眶里下着。

    ⑤江南是美丽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江南又是忧伤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或许是因美丽而忧伤，或是因忧伤而美丽？如果再往前到唐代，我们会遇上落魄的杜牧，沿着牧童手的指向，我们会在细雨霏霏的杏花村，端起盛满感伤的酒杯，与他隔着一千多年碰响这水底的火焰。

    ⑥我很奇怪，杏花开放带来的是热闹的春意，宋祁就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我们想到江南就想到柔情的雨，想到春雨就想到了在雨中开放和飘零的杏花。或许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缠绵的梦境，或是一种难以愈合的伤痛。或许，人生多苦难，生命的本质就是忧伤的，在我们远离故乡，或者感觉光阴悄然远逝，我们的心头就有杏花开放，就有江南雨犹如唐诗宋词一样，在我们梦的边缘平平仄仄地滴落，淋湿了我们押韵的心情。

    ⑦生命不可缺少诗意。我们也不难明白，春节晚会上那个《小城雨巷》的舞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现代人的情感共鸣。人们并不是真的要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去寻找“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样的诗意和浪漫在现代生活早已消逝，但并没有隔断现代人的向往。人们是怀旧的，也向往过上一种诗意的生活，这是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所无法弥补的心灵空缺。人们对杏花春雨江南的向往和怀恋，也是同样的情愫。

    ⑧余光中先生说：“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也许我们不需要一把油纸伞，嗅着杏花的幽香，走在江南的雨里，被雨淋湿，也不失一种幸福。

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陈建强等《用书藉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2017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

材料三：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呜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氏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2017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史林静《“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材料一：

    特色小镇是聚集特色产业，融合文化、旅游、社区等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特色小镇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优化城镇环境、提升城镇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小镇建设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是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我们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引导作用，推动资源要素的整合集成与优化重组，走出一条特色鲜明、产城融合、惠及群众的新型小城镇发展之路。然而，有的地方打着建设特色小镇的旗号，继续走跑马圈地、搞房地产开发、搞产业园区建设的老路。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做法，与特色小镇建设的初衷相悖，不仅不利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动能转换，反而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和要素配置扭曲。

（摘编自曾志敏《特色小镇建设须走出新路》，有删改）

材料二：表格一：2017年浙江特色小镇发展指数7月排行榜最新出炉

浙江省级特色小镇排行榜总榜单TOP10

（资料来源于浙江特色小镇官网）

表格二：第二批276个全国特色小镇区域分布一览

【注】从小镇目前的区域分布来看，华东和西南地区的特色小镇数量最多，华东地区多达78个。西南区域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特色小镇多达47个，其中，基于旅游发展型的占大多数。

（资料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政府的创新理念和明确的政策支持对于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英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乡村小镇建设，经历了由“单纯强调中心村建设”到“因地制宜进行村镇建设”的过程，政府改变过去单一的建设中心村的做法，使村镇建设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局面。在很多国家，政府还通过规划加强对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美国第一个世界级葡萄酒产地位于纳帕谷，整个山谷除了酒庄和八个小村落外都种满了葡萄。为避免同质化竞争，纳帕郡政府及旅游管理部门因地制宜对八个小镇提出了“葡萄酒本身、葡萄酒+体育运动、葡萄酒+商业艺术、葡萄酒+休闲养生”四个产业发展定位，形成了既有整体性又有差异性的乡村休闲文旅小镇集群。

    国外历史悠久的特色小镇在形成初期大多以工业生产制造为主，随着市场的发展，企业不断调整发展理念、拓展产业链，产业结构逐渐由制造业向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延伸，实现了三次产业间的联动融合发展。纵观闻名全球且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特色小镇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构建“特而强”“小而精”的产业生态系统，找准“产业生态位”是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得以发挥的关键。产业生态位决定了资源要素甚至产业性质的差异，是产业间共生互补或竞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特色小镇不必追求像大城市那样的产业体系，更不用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应聚焦某个优势产业，围绕其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链，确保形成主题性强的特色小镇。

    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特色小镇的“内核”。许多国家的特色小镇不仅绿树成荫、干净整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底蕴，更不存在“千城一面、万镇雷同”的现象。瑞士小镇坚持“生态优先”的“嵌入式开发”原则，在保留原始自然风貌的基础上，几代人用几百年时间打造一个特色小镇，让环保、绿色、舒适成为了小镇标准。各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加以保护，并在小镇规划和建设中保护性利用，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特色小镇文化的支撑作用。在制订城市规划过程中不是根据现代生活需要推倒重来、重新布局，而是在原有城镇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通过对原有建筑进行改造和利用来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

（摘编自白关峰《国外如何建设特色小镇》，有删改）

    材料一：

    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共享不仅仅拘泥于经济领域，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领域都应包含在内。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仅限于物质财富领域，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都有各种各样的诉求。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共享是共建的目的和方向。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坚持渐进共享，要做到既积极而为又量力而行。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尽力解决当前必须解决和能够解决的民生问题，又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可承受能力，积小胜为大胜，才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摘编自《习近平阐释共享发展理念》）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各类共享经济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对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共享经济理念受热捧是基于两种优势：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用户需求的个性化配置。但是，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快速成长过程中也面临治理手段跟不上发展形势等问题。新生事物发展总是领先于当时的法律法规，创新就可能导致相关监管规则滞后。对其引发的各类问题，既要重视并加以解决，又不能因噎废食。共享经济通过人人参与的方式，将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有效配置，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监管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积极探索，既鼓励创新创造，又注意防范负面影响。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于互联网技术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

    （摘编自《让共享经济走好未来的路》）

    材料三：

    2016年11月，第一批共享单车进入成都，仅时隔4个月，成都提出“3＋7＋N”协商管理制度，“N”意味着共享单车的管理不再只是政府交通管理部门的“分内事”，共享单车企业能够也丛须广泛参与其中。共享经济需要“共同治理”，这或许也是“成都模式”新一轮探索的重要价值。在成都市交通委员会运输处接管共享单车的监管事务后，副处长李乔成为了政府与共享单车企业之间的连接纽带之一。他的一个重要工作职能，就是要随时保持对企业的关注。若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风险，他们可以及时给予帮助、寻找对策。

    共享治理的作用也体现在统筹社会资源，更高效推进城市与共享出行新业态相契合。在成都，市交通委员会与城管等部门在共享单车协调供应、规范停放等方面进行合作，由各共享单车企业主导，“单车猎人”等社会团体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构建良性治理环境。

（摘编自《以共享推动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