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

袁省梅

    一直以来，王少宏都坚信自己能成为声名卓著的二胡演奏家。

    正儿八经的音乐学院毕业，加上天赋，加上勤奋，还有童子功，他说，除了舞台，还缺什么呢？

    可是，没人给他舞台。

    他抱怨父亲，抱怨老婆孙兰。他说要是当初不回到这个鬼地方就好了。小县城，有多少人懂音乐多少人懂他的二胡呢？

    王少宏毕业那年，已经分配到了省城大剧院。可是，父亲不答应。父亲拍电报，打电话，又撵到省城要他回去。父亲说，你哥没了，你嫂子嫁了，留下三个孩子，还有我和你妈你奶，谁养？就这样，王少宏到小县城的小学做了一名音乐老师。他没有想到，就是小学老师，要做好，也不容易。校长从心里不喜欢他。谁让他的学历太高人又孤傲呢？学校里所有的演出，他都不要想参加，他给学生排练的节目也不要想上舞台。去县里电视台演出，就更没有他的份了。

    每次，他气闷地问老婆为什么时，孙兰都是静静地听着，不说话。他也不等老婆说话，就去拉二胡了。孙兰听着他滞重的二胡声，就发出一声叹息。

    小城有人带着孩子请王少宏教二胡。小城已有好几家二胡培训班。王少宏想都没想，就  拒绝了。给小孩子做启蒙老师？他不屑。一个华丽、高大的舞台一直在他的心里矗立着。过一段时间，他就往北京跑，参加那里的比赛，或者与同道者聚会。王少宏一直相信北京会有他一个舞台。钱花了不少，可王少宏也没拿回一个奖杯。孙兰说，他们不懂。王少宏勾着头，好久才说，他们说的对，我的演奏中缺了最重要的东西。孙兰说怎么会呢？王少宏摇摇头，说，你不懂。孙兰脸上暗了一层，心说，我怎么不懂呢？听你的二胡十多年了，也听你在家放的碟片十多年了。

    看着王少宏不开心，孙兰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过是一名小学老师。她能做的，就是把观众这一角色做得加倍的合格。孙兰在逼仄的阳台土砌了个小小的台，高出地面半尺，椭圆形，还给周围挂了一层白的纱帘。风吹过，纱帘悉悉索索地轻轻晃，是有点舞台的感觉了。

    是舞台。孙兰给王少宏搭的舞台。

    孙兰把王少宏用过的二胡，一溜排的，都挂在“舞台”的墙上。孙兰叫王少宏坐到“舞台”上拉。王少宏开始不愿意，骂孙兰瞎整。况且，王少宏除了给学生上课时拉拉二胡，平日里，他已经很少拉了。说到底，心里还是别扭。孙兰却总是催他拉。孙兰给他买好烟好酒，给他说好话。孙兰说，你就是我的二胡演奏家，我要做你一生的听者。孙兰不说自己是观众，或者粉丝什么的。王少宏喜欢“听者”这个称号，当然，更喜欢孙兰这样地看重他，他就坐到他的“舞台”上，给他唯一的“听者”拉起了二胡。

    孙兰说，不管什么曲子，你都处理得那么好，是精妙绝伦。

    孙兰说，美妙的旋律在弓子的拉拉推推中，出神入化，滑着美丽的弧线，蹦跳，流淌，像云在飘，像风在扬，像花在开，简直是，太炫了！孙兰说，如果在处理时心无旁骛，人琴合一，琴曲合一，就更好了。

    听着听着，王少宏愣怔了。他没想到，孙兰，一个小学语文老师，能听懂他的二胡。王少宏抱着孙兰说，周末了，我们去黄河边，我给你拉《江河水》，水边拉琴，有水的滋润，又有辽阔天地的回旋，是再好不过的舞台了。

    孙兰说，改天吧，一会儿有几个学生来补课。

    王少宏生气了。王少宏说，你这是干嘛？家里就缺你这点钱？无趣，庸俗。

    孙兰倒不生气。孙兰说，爸的滑膜炎又犯了，医生说最好做手术……还有大侄子的婚事，小侄子的学费……王少宏不说话了。好久，王少宏说，我也带学生吧。

    孙兰不同意。孙兰说，你得潜心研习你的二胡，你的舞台不在这里。

    王少宏吱着唇，好半天，指着阳台的舞台，说，够了，有它，我觉得，挺好。

（有删改）

长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里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宝田把长凳送了回去。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神医胡同

安晓斯

    祥子跪在爹的遗像前，捧着香炉的手不停地抖动。香炉里插着三炷香，燃过的香灰不住地掉下来。因为香炉不停地在动，三炷香燃过后的长度就不一样。

    在沁水湾求得“平安香”是人们的美好愿望。那三根香燃着的长度得一样。要不，咋还能叫“平安香”。

    祥子爹去世前，叫来了全家人，要把祖宗传下的“舒筋神丹”秘方的最后五味中药告诉祥子。祥子打开一看，却只有四味中药。就问爹。爹指指身边的一个小箱子，我走后，你捧着香炉跪在祖宗的牌位前，啥时三柱香一起着完，才能打开。那箱子里还有一味中药。祥子的爹就是我们这里的董神医。

    董神医家世代行医，到董神医这一代更是声名显赫。他家门前原是一条窄窄的小胡同，世代被称为“神医胡同”。董家行医，家教很严。医德惟上，药价低廉。自家种的草药不收费，乡邻捐赠的草药不收费，不管多远的路，从不收出诊费。遇上特别困难的家庭，一律免费。在胡同两边居住的乡邻还主动拆除了院墙，将“神医胡同”变成了一条宽宽的通道。车来人往，更加方便。

    祥子是董神医的独子，从老爹那里得到了许多真传，医术也广为称道。

    每次祥子在祖宗的牌位前跪着，娘总会在旁边站着，从不说话。

    董家最有名的中药丸就是“舒筋神丹”。爹去世前配好的“舒筋神丹”，是一包包的中药，还得再进行认真的研制加工，至少够祥子使用一年以上。听爹说，“舒筋神丹”由50味名贵中药研制而成，可平常祥子只知道45味，加上爹去世前说的4味才49味，还有一味，听爹说是最重要的，差了这一味，“舒筋神丹”的功效就会失去。

    祥子知道，中药讲究配伍，别说差了一味，哪怕是“药引子”也是断然不能缺少的。

    看祥子跪得很久了，娘终于说话了。孩子，再有一月就是你爹的周年祭日。到那天，你再和你爹好好说说。祥子听了，泪流满面。娘，一定是孩子做得还不够，爹还不满意。

    这一月，祥子就没好好睡过觉。

    祥子是最理解爹的心思的。从小在中医世家长大的祥子，如愿考上了医科大学。毕业后，祥子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和爹一起传承着这个世代有名的中医世家。

    在世时爹常说广做善事。会不会是自己善事做得不够？

    于是，祥子出资修缮了学校，修整硬化了村里的道路，村民们人见人夸。

    董神医的周年祭日到了。那天一大早，祥子就听到外面一阵阵锣鼓声。开门一看，神医胡同里已经挤满了人。村民们敲锣打鼓地将一面做工精致、精美大方的崭新的“神医胡同”金匾送了过来。

    这一天，祥子的泪水就没有断过。村里参与了董神医的周年祭典，那场面不亚于董神医下葬那天的情景。

    入夜，万籁俱寂。祥子又一次跪在祖宗的牌位前。

    祥子捧着香炉的手，今天特别地稳当。祥子亲手点燃的三炷香静静地燃着，直到三炷香燃尽，始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娘，我求得平安香了，我求得平安香了。大把大把的泪从祥子的眼眶涌出。

    孩子，快去打开那个小箱子吧。你爹同意了。站在一旁的娘早已泣不成声。

    祥子双手捧着那个精致的小箱子，虔诚地跪在爹的遗像前，好一会，才轻轻地慢慢地打开。

    祥子终于看到那一味中药了。

    一片洁白的宣纸上，是爹用工工正正的小楷写的两个字：良心。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车。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脚……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搬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我家没有花盆，她抬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令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本文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四八二十四

李世民

    商丘的牛肉烩面真好吃。我这样说，伙伴们这样说，就连我们的领导也这样说。

    我们的领导叫三元，说是领导，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工程队临时带工的。说是工程队，其实连领导都算上，我们才八个人，而且，还是大工程队临时派来的小工程队。

    工地在商丘归德路附近的一个小巷里，工程也很小，安装一栋家属楼的上水和排水管道。每天，我们早上从大工地来到小工地，到了晚上再回去。领导说，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

    虽然只有八个人，中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八个人里面，没有人会做饭，就算是有人会做饭，大家总不能背口锅吧，所以，吃饭成了大问题。我这样想，伙伴们这样想，我们的领导三元可能也这样想吧。

    头一天中午，我们已经干了半天的活，肚子都“咕咕”地直叫唤，大家撂下手中的家伙，把领导三元围了起来，三元挠了挠头皮，咬了咬牙齿，然后涨红了脸说：“我们去吃牛肉烩面。”三元的话，像给我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大家跟在三元的后面，把三元当成了真正的领导，三元还很煽情地补充说：“商丘的牛肉烩面!”

    牛肉烩面馆就在小巷的拐弯处，生意红火，到了里面，浓浓的香味和暖烘烘的热气飘散过来。三元拖着长腔说：“来八碗牛肉烩面——”

    烩面馆的师傅四十多岁，说话和气，干活麻利，很快，八碗牛肉烩面端到了我们面前。牛肉烩面真好啊，碗是特大的敞口碗，汤是漂着辣椒油的老汤，汤上头浮着鲜生生的芫荽……

    商丘的牛肉烩面真好吃。我这样说，伙伴们这样说，就连我们的领导三元也这样说。

    看着大家吃得头上冒汗，嘴角流油，三元捂住嘴偷偷地笑，然后，他又顺势擦了一把嘴，冲着里面喊：“师傅，结账——”

    师傅一边回应，一边咧着嘴走过来，师傅说：“大碗烩面四块一碗，总共八碗，四八二十四。”师傅重复说：“二十四块。”

    哈，四八二十四。我想，师傅脑袋里进水了吧，二年级的小学生也知道四八是三十二，这样做生意，赚谁的钱呀！我又想，也许，是师傅忙，忙中出乱。

    我看看伙伴们，伙伴们朝我挤挤眼，我又看看领导三元，三元朝我挤挤眼，干脆，我也朝他们挤挤眼，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表面上又装作不明白。说实话，占便宜的机会，我们民工很少遇到，并且，起初我们没有占便宜的意思，只是这位师傅……

    三元给了师傅二十五块，师傅找回了一块，很自然。

    整个下午，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回味着商丘牛肉烩面的美好，议论着四八二十四还是四八三十二。 

    第二天中午，三元对我们说，今天我们还去老地方吃牛肉烩面，如果师傅记起了昨天的事情，就把欠的钱补上，如果他确实忘了，我们也就不提了。三元是我们的领导，他说的话，我们当然听了。

    果然，师傅把昨天的事情忘了。师傅不但不记得昨天的事情了，而且，结账的时候，师傅说：“大碗烩面四块一碗，总共八碗，四八二十四。”师傅再次重复说：“二十四块。”

    第三天中午，师傅还是说：“四八二十四。”

    直到第十四天中午，师傅一直收我们二十四块钱。

    我们都为师傅暗自惋惜，手艺这么好，就是不会算账；我们也暗自得意，商丘烩面真便宜呀!

     第十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事情发生了变化。

    三元结账的时候，师傅说：“听说你们今天结工，所以，这顿饭就不收你们的钱了。”

    我和伙伴们还有我们的领导三元全愣住了。

    师傅解释说：“我以前也是民工，挺不容易的。”

    我和伙伴们还有我们的领导三元全都后悔了。我张了张嘴，伙伴们张了张嘴，三元也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三元张开了嘴。三元说：“师傅，前些天你算错账了，不是四八二十四。是四八三十二，算起来，我们还欠你一百多块呢。”

    师傅笑着说：“四八二十四，没算错。”

    师傅又说，几年前，自己也在商丘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一回，他路过一家牛肉烩面馆，很想吃一碗烩面，那时候，师傅还从来没吃过商丘的牛肉烩面，可是，师傅摸摸口袋里，还差一块钱，没办法，师傅只好咽下了口水，走了。当时，师傅想，将来有一天，我也在商丘开一个牛肉烩面馆，现在，师傅的愿望实现了。

    师傅接着说：“从我开烩面馆的时候起，只要有民工在这里吃饭，我都要少收一块钱。”

    师傅扳着指头，算起了账：“一四得三，二四得六，三四得九，四四一十二……四八二十四，没错!”

新娘

契诃夫

已是晚上十点钟，一轮满月照耀花园。娜佳看见大厅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忙那。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灯光下，显得很年轻。

花园里安静，凉爽，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一片蛙声的鼓噪。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在这儿，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有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萨沙，他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是祖母的一个远亲，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也一样。您的未婚夫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两人朝大厅走去，大家已坐下吃晚饭。祖母很胖，相貌难看，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语文系毕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

后来，钟鼓十二下，大家起身告辞。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她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

“滴笃，滴笃，”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这样苦恼！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

时间过得很慢。下午两点钟，午饭后，尼娜·伊凡诺夫娜又弹了一会儿钢琴，回房去了。

萨沙说：“亲爱的娜佳！您要出去念书才好！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您、您的母亲，您的祖母，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不错，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突然全身一阵瑟缩，回自己房间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

如同昨天夜里，天刚刚亮，娜佳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笃，滴笃……”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笃，滴笃……”

时间过得很快。“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他的话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这是为什么？一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娜佳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

早晨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

等到她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以前她不大留意的广阔未来，却铺展开来。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所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

五月间，考试完毕，娜佳动身回家去，精神饱满，兴致很高。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一路上觉着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所有的房子都像蒙着尘土。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可是仍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那些钻石戒指仍在发亮。

娜佳走上楼去，见到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晚上，她上床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何，她觉着躺在这暖和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滴笃，滴笃！”守夜人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溜达，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生活。

她意识到，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