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等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习近平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是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是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是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唯我独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正确取舍，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套用。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理事，国际儒学相关学术文化团体，国际友人及中国各界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摘自中新社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讲话》）

材料二：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30日下午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习近平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让整个世界都听到中国文化的声音。

（新华社2013年12月31日报道《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材料三：近些年来，《弟子规》一书大行其道，在各地学校、媒体中受到大肆追捧，成了读经热中最著名的文本。在我看来，《弟子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误读，丢失了源初儒家“当仁不让于师”的进取精神等很多珍贵而有活力的东西。《弟子规》或许能教出老实听话的孩子，但却很难培养出一个孩子健全的人格。“青年人在这种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觉地便驯致颓唐。”培训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还是培养独立自主的公民，这是前现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分水岭。

    《弟子规》只是一个例子。时下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令人欣喜，但也正如一位教授所说，要解决“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的问题。

（摘选自2014年10月18日《新民晚报》裴伟《小议＜弟子规＞》）

材料四：昨日，在上海长宁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系列教材的第一册与学生见面。

    “两年来，编写组先后三次修改编写体例，十易其稿，诸多精通文史的高校学者、中小学优秀教师等专家和一线教师参与其中。”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社长夏德元介绍说，系列教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诵读形式加强对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选文循序渐进，内容精挑细选，解说通俗易懂，兼顾《弟子规》《三字经》等传统蒙学教材、经典古诗词篇章以及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文章。

（2014年11月1日《文汇报》报道《上海推出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教材》）

材料一：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中国交通新闻网)

材料一：

    5月16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人工智能人才短缺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道：“先说一个坏消息，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上极度缺乏，几乎没有人才。再说一个好消息是，全世界都缺乏。”

    马云进一步说道，就人工智能而言，我们没有未来的专家，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要改革。不能让孩子和机器比谁背书背得快，记得快。教育必须要让孩子有创造力，有担当，这是机器做不到的事。“我们国家从教育入手，才有可能赢得未来。”

（摘编自《马云：中国没有人工智能人才，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2018年5月16日澎湃新闻）

材料二：

    今天，由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等出席发布会，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商汤科技、上海知名高中优秀教师共同编著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华东师大二附中、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市西中学等全国40所学校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

    国内中等教育体系首次引入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国正式迈入基础教育阶段。由此人工智能这一当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将走出“象牙塔”，成为每一个在校高中生都可以掌握的基本技能。

（摘编自唐小丽《普及人工智能教育首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2018年4月28日人民网）

材料三：

    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编自人民时评《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201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新一代人工智能也将改变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说。当下，人工智能正在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催生新需求、新产品、新产业，引发经济结构重大变革。

    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制造业、农林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将成为从人工智能应用中获益最多的三个行业，人工智能将推动这三大行业的年增长率分别提升2%、1.8%和1.7%。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处在了爆发前夜，很多人把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能让猪飞起来的风口”。

    目前，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人类生活，硬件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传统制造企业要抓住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摘编自刘坤《如何迎接人工智能热潮》）

材料二：2004—2019中美AI产业企业增量走势及预测图

（《2017年中美人工智能创投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实际增量数据截至2016年）

材料三：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来自政府、企业、资本的多重推力。

    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斗人工智能”被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际上，英、美、韩、日等也纷纷布局人工智能，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2013年，百度成立全球首家深度学习研究院；Facebook、谷歌等巨头也不约而同提出了“人工智能优先”的战略转变。互联网数据和咨询公司IT桔子近日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分析与创业投资盘点》收录了467家AI企业和636起投资事件，其中，人工智能总获投率为67.65%，高于其他行业2-3倍。

    但是，商汤科技CEO徐立直言，国内人工智能创业大多扎堆在应用层面，创业者使用开源算法，找到某个垂直领域便套上“人工智能”概念扎进去，但真正从算法层出发做“原创技术”的人并不多。“而这块才是核心，是最需要厚积薄发的。”

    就国内而言，人才储备方面还相对薄弱。来自领英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有195万，中国只占2%，排名第七。

（摘编自张意轩、王威《人工智能需要翻越三道坎》）

材料四：

    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它注定会重断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

    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

    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

    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

（摘编自李开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材料一：

    为杜绝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收视率造假现象，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法务委员会日前在京宣布，即日起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抵制电视台购买、播出电视剧与收视率挂钩的行为，禁止一切电视剧制播方的对赌行为。与此同时，中制协正式授权其法务委员会，对涉嫌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调查取证，并向司法部门报案。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昨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授权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将《美人私房菜》收视不佳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借势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这份声明痛揭收视率造假黑手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三：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现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节选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凭质量说话！”

（节选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五：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鸩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