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

龙应台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手边所有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地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着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止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水，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嬉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良心的安抚

    困难时期，粮食成了全社会的中心，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粮食去。“民以食为天”的平淡警句，在那个时候，彻头彻尾地被我们所理解，牢牢地记在心上。

    在普通的家庭里，一天要吃几两粮食，一顿又该怎样分配，成了大家要反复掐算计较的事情，决不可以有半点疏忽。

    就是在粮食如此困难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奶奶突然意外地扛回了一袋粮食，是捡来的。天上掉馅饼！足足三十斤重的白面。我们全家都愣了，呆呆地望着那袋粮食，不是大喜，而是惶恐。是谁丢的粮食？

    奶奶说，也许是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毛驴车上掉下来的，也许是大卡车……奶奶伸出冻红的手，说我守着这袋粮食，在路边等了两个小时。我们心情复杂地望着这袋粮食，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奶奶说，要不，咱就跟这个人买点粮食，只买一碗，只一碗！我们都不明其意。奶奶拿起碗，从口袋里舀出一碗，又将口袋扎紧，拿出十块钱来，将粮食又扛了出去。全家人如释重负。奶奶拿着钱，背着粮食，又到路边上去等候了。直到傍晚，夜幕降临，奶奶又将口袋背了回来。没有人认领这袋粮食。

    第二天，我们又从口袋里“买”了一碗粮食，奶奶又拿出十块钱……整整三个月，我们全家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将一口袋粮食“买”光了。小柜上放下了一百多块不知该给谁的钱。在那个冬天，奶奶的心情一直很不安，像做了天大的错事。空空的粮袋，成了她最大的心病。她甚至神经质地一手攥着钱，一手拿着空粮袋子，三番五次地站在路边，等候那个丢粮的人。

    岁月如梭，奶奶的不安，似乎一直都没有化解。后来的年份里，奶奶总要拿出家里的吃食送给邻居。甚至无故地塞给小孩子们钱，为他们买糖果。有一天，奶奶将父亲给她的工资一分不剩地全丢了。奶奶回来不是丧气，而是有些兴高采烈。她不断唠叨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就算是还上了。原来，她还是想着那袋粮食。两件事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奶奶却像是做了某种道义上的补偿。奶奶的这种“交换”虽然可笑，甚至近于迂腐，但我们却能理解她的心情。

    在奶奶的晚年岁月里，她因那一袋粮食，而做了许多的善事，很投入地去帮助别人。她常常帮得生硬过火，令人不解。但在奶奶的这些善举里，她的眉眼渐渐地舒展了，脸上渐渐地多了笑容。在她临去世的那年，她终于开心地说：奶奶到底还上了那袋粮食，一定是还上了，你们说呢？我们随声附和，使劲说，还上了，还上了！

    奶奶是用了多少代价去偿还那袋粮食，我们说不清，奶奶心里自然有她自己的计算，也许是十倍，也许还不止十倍。从她津津乐道的言语中，我们觉得她是还上了！是多少倍地还上了！

    这件事，让我记了许多年，印象之深，永不可磨灭。尽管奶奶的做法近于可笑和迂腐，尽管她的举动是那么不可思议，但左右思量，却又觉得十分对称。人世间就是这样，良心是需要安抚的。后来我发现，凡是世上的好人，忠厚的人，都会有这般的迂腐。仿佛冥冥之中，与上帝早已签好的一张契约。守规矩，讲良心的人，都会遵守着这张冥冥中的契约。

    世上有些事，我们大概永远也找不到债主，永远也不知道那个我们该去感恩报德的人是谁。甚至两下里，谁都不被对方所知晓。但我们却躲不过良心的自审。对于善良的人，活一生，莫过于良心上的安逸了。它是一种温暖，一种可靠，一种约定，人生是万万不能失去的。人自然需要许许多多物质上的东西，但往往更离不开良心上的安抚。

    奶奶在还清了“债务”之后，每晚睡得特别踏实，夜夜香甜。记得有一句话：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枕着这个温柔的枕头，无论窗外有什么样的响动，我们都可以安然入眠。

    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潭中那只白鸭却慢慢的向翠翠所在的码头边游过来，翠翠想：“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于是静静地等着。但那鸭子将近岸边三丈远近时，却有个人笑着，喊那船上水手。原来水中还有个人，那人已把鸭子捉到手，却慢慢地踹水游近岸边的。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在隐约里也喊道：“二老，二老，你真能干，你今天得了五只吧？”那水上人说：“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水上那一个不再说什么，手脚并用地拍着水傍了码头。湿淋淋地爬上岸时，翠翠身旁的黄狗，仿佛警告水中人似的，汪汪地叫了几声，表示这里有人，那人才注意到翠翠。码头上已无别的人，那人问：

    “是谁人？”

    “我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这里又没有人过渡，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找我，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了邀她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心里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以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为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地说：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便带笑说：“怎么，你那么小小的还会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救命！”

    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关你的事。”

    那黄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地吠起来，那男子把手中白鸭举起，向黄狗吓了一下，“老兄，你要怎么！”便走上河街去了。黄狗为了自己被欺侮还想追过去，翠翠便喊：“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告给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乱叫，放肆地笑着，不见了。

    又过了一阵，有人从河街拿了一个废缆做成的火炬，一面晃着一面喊叫着翠翠的名字来找寻她，到身边时翠翠却不认识那个人。那人说：老船夫回到家中，不能来接她，故搭了过渡人口信来告翠翠，要她即刻就回去。翠翠听说是祖父派来的，就同那人一起回家，让打火把的在前引路，黄狗时前时后，一同沿了城墙向渡口走去。翠翠一面走一面问那拿火把的人，是谁告他就知道她在河边。那人说这是二老告他的，他是二老家里的伙计，送翠翠回家后还得回转河街。

    翠翠说：“二老他怎么知道我在河边？”

    那人便笑着说：“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在码头上见你，他说好意请你上家里坐坐，等候你爷爷，你还骂过他！你那只狗不识吕洞宾，只是叫！”

    翠翠带了点儿惊讶，轻轻地问：“二老是谁？”

    那人也带了点儿惊讶说：“二老你还不知道？就是我们河街上的傩送二老！就是岳云！他要我送你回去！”

    傩送二老在茶峒地方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

    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地随了那火把走去。

呼兰河传

萧红

    冯歪嘴子把小孩搬到磨房南头那草棚子里去了。

    那小孩哭的声音很大，好像他并不是刚刚出生，好像他已经长大了的样子。

    那草房里吵得不得了，我想去看看。

    这回那女人坐起来了，身上披着被子，很长的大辫子垂在背后，面朝里，坐在一堆草上不知在干什么，她一听门响，一回头。我看出来了，她就是我们同院住着的老王家的大姑娘，我们都叫她王大姐。

    这可奇怪，怎么就是她呢？她一回头几乎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转身就想往家里跑。跑到家里好赶快地告诉祖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大姐看是我，就先向我一笑，她有很大的脸孔，很尖的鼻子，每笑时，她的鼻梁上就皱了一堆的褶。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和从前的一样，鼻梁处堆满了皱褶。

她是很能说能笑的人，她是很响亮的人，她和别人相见之下，她问别人：

    “你吃饭了吗？”

    那声音才大呢，好像房顶上落了喜鹊似的。

    她的父亲是赶车的，她牵着马到井上去饮水，她打起水来，比她父亲打得更快，三绕两绕就是一桶。别人看了都说：

    “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好手！”

    她在我家后园里摘莱，摘完临走的时候，常常就折一朵马蛇菜花戴在头上。

    她那辫子梳得才光呢，红辫根，绿辫梢，干干净净，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鬓角上，非常好看。她提着筐子前边走了，后边的人就都指指画画地说她的好处。

    老厨子说她大头子大眼睛长得怪好。

    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

母亲说她：

    “我没有这么大的儿子，有儿子就娶她，这姑娘真响亮。”

    同院住的老周家三奶奶则说：

    “哟哟，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你今年十几啦？”

每逢一问，王大姐也总是说：

    “二十了。”

    “二十了，可得给说一个媒了。”再不然就是，“看谁家有这么大的福气，看吧。”

    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说：

    “这姑娘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

    现在王大姐一笑还是一皱鼻子，不过她的脸有一点清瘦，颜色发白了许多。

    她怀里抱着小孩。我看一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我也不好意思了。

    我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我看她用草把小孩盖了起来，把小孩放到炕上去。其实也看不见什么是炕，乌七八糟的都是草，地上是草，炕上也是草，草捆子堆得房梁上去了，小炕叫草捆子给占满了。那小孩也就在草中偎了个草窝，铺着草盖着草就睡着了。

    我越看越觉得好玩，好像小孩睡在喜鹊窝里了似的。

    等到了晚上在煤油灯的下边，我家全体的人都聚集了的时候，那才热闹呢！

    有二伯说：

    “好好的一个姑娘，自己看上一个磨房的磨倌，介个年头是啥年头！”

老厨子说：

    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抗工似的。”

有二伯也就接着说：

    “对呀！老爷像老爷，娘娘像娘娘，你没四月十八去逛过庙吗？那老爷庙上的老爷，威风八面，娘娘庙上的娘娘，温柔典雅。”

    这事情一发，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

    做传的说，她从小就在外祖母家里养着，一天尽和男孩子在一块，没男没女。有一天她竟拿着烧火的叉子把她的表弟给打伤了。又是一天她在河沟子里边采菱角，她自己采的少，她就把别人的菱角倒在她的筐里了，就说是她釆的，说她强横得不得了……

    自从团圆媳妇死了，院子里似乎寂寞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现在虽然不能说十分热闹，但大家都总要尽力地鼓吹一番。于是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绝对的不辞辛苦，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也就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在那里守候着，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

    ……

    七月的晚霞，红得像火似的，奇奇怪怪的，老虎、大狮子、马头、狗群。一到了八月，那满天红洞洞的，那满天金黄的，满天乡绛紫的，满天朱砂色的云彩，一齐都没有了。八月的天空是静悄悄的，一丝不挂。白天就是黄金的太阳，夜里就是雪白的月亮。

    晚饭之后，乘凉的人没有了。院子里显得冷清寂寞了许多。

    鸡鸭都上架去了，猪也进了猪栏，狗也进了狗窝。院子里的蒿草，因为没有风，就都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没有云，大昴星一出来就亮得和一盏小灯似的了。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

（有删改）

[注]《呼兰河传》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呼兰河是一个北方小城。小说中的“我”是个孩子。

匆匆过客

路遥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空气里满含着潮湿，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

进车站候车室，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它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

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当我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后就站到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探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个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青年妇女的手里。那个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账，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巳售完”四个字嘲笑似的对着他。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那个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然而却不知她嘟囔了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坏了!看来他恐怕要动武了!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

正在这时，那个小姑娘护着她的妈妈，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那暴怒的男青年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男青年沉思了一会儿，转过头来对那个青年妇女说：“同志，您不要生气，刚才，我，太过分了……”

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青年妇女也茫然了，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待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努了努嘴：“那个瞎眼老头。”

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羞愧地站在班主任的面前。

那青年妇女说：“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儿太可怜了，我觉得应该帮帮他，就决定先给他买一张。我想现在您应该相信我了吧?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儿上车去吧！”

那个男青年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便转身走了。

我迈着难以压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个青年妇女面前掏出了自己的车票，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檐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

大风（节选）

莫言

    我家房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胶河，沿着高高的窄窄的河堤向东北方向走七里左右路，就到了一片方圆数千亩的荒草甸子。每年夏天，爷爷都去那儿割草。

    最早跟爷爷去荒草甸子割草，是刚过了七岁生日不久的一天。

    我们动身很早，河堤上没有行人。雾很重，有时像炊烟，有时又像落下来的云朵。看不见河水，河水在雾下无声无息地流淌。爷爷的步子轻悄悄的，走得不紧不慢。

    雾淡了些，仍然高高低低地缠绕着田野和田野里的庄稼。丝线流苏般的玉米缨儿，刀剑般的玉米叶儿，刚秀出的高梁穗儿，很结实的谷子尾巴，都在雾中时隐时现。河堤上的绿草叶儿上挂着亮晶晶的露水珠儿，在微微颤抖着。

    雾越来越淡薄。灰蓝的天空也慢慢地明亮起来，东方渐渐发红，云彩边儿是粉红色的。太阳从挂满露珠的田野边缘上升起来，一点一点的。先是血一样红，没有光线，不耀眼。

    后来太阳一下子弹出来，这时候能看到它很快地往上爬，万道红光突然射出来，天地间顿时十分辉煌。田野里还是很寂静，爷爷漫不经心地哼起歌子来：

    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

    一杆枪杀败了天下好汉

    一碗酒消解了三代的冤情

    一文钱难住了盖世的英雄

    一声笑颠倒了满朝文武

    一句话失去了半壁江山

    从爷爷唱出第一个音节时，我就把头拧回来。他的头秃了，秃顶的地方又光滑又亮，连一丝细皱纹也没有。瘦得没有腮的脸是木木的，没有表情。

    爷爷唱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爷爷的歌唱中感受到一种很新奇很惶惑的情绪，很幸福又很痛苦。童年时代就像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一直向前走。

    爷爷提着一把大镰刀，我提着一柄小镰刀，在一片茅草前蹲下来。“看我怎么割。”他割草的姿势很美，动作富有节奏。我试着割了几下，扔下镰刀，追鸟捉蚂蚱去了。

    迷蒙中感到爷爷在推我，已是半下午了。爷爷已经把草捆成四大捆，全背到了河堤上，小车也推上了河堤。

    “星儿，快起来，天不好，得快点儿走。”爷爷对我说。

    不知何时——在我睡梦中茶色的天上布满了大块的黑云，太阳已挂到西半边，光线是橘红色，很短。

    “要下雨吗，爷爷？”

    “灰云主雨，黑云主风。”

    我帮着爷爷把草装上车，爷爷在车前横木上拴上一根细绳子，说：“该抻抻你的懒筋了，拉车。”

    走出里把路，黑云把太阳完全遮住了。天地之间没有了界限，一切都不发声，各种鸟儿贴着草梢飞，但不敢叫唤，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河堤下的庄稼叶子忽然动起来了，但没有声音。河里也有平滑的波浪涌起，同样没有响声。很高很远的地方似乎传来了世上没有的声音，跟着这声音而来的是天地之间变成紫色，还有扑鼻的干草气息，野蒿子的苦味和野菊花幽幽的药香。

    我回头看爷爷，爷爷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我的小心儿缩得很紧，不敢说话，静静地等待着。

    “爷爷！”我惊叫一声。

    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顶天立地的圆柱，圆柱飞速旋转着，向我们逼过来。紧接着传来沉闷如雷鸣的呼噜声。

    “爷爷，那是什么？”

    “风。”爷爷淡淡地说，“使劲拉车吧，孩子。”说着，他弯下了腰。

    我身体前倾，双脚蹬地，把细绳拽得紧紧的。

    我们钻进了风里。我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有两个大巴掌在使劲扇着耳门子，鼓膜嗡嗡地响。风托着我的肚子，像要把我扔出去。河里的水飞起来，红翅膀的鲤鱼像一道道闪电在空中飞。

    “爷爷——！”我拼命地喊着。喊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没听到。肩头的绳子还是紧紧地绷着。爷爷在我就不怕。

    那根拉车绳很细，它一下子崩断了，我扑倒在堤上。我抬起头来看爷爷和车子。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小车在哆嗦。

    我看到爷爷的双腿开始颤抖了，汗水从他背上流下来。

    “爷爷，把车子扔掉吧！”我趴在地上喊。

    爷爷倒退了一步，小车猛然往后一冲，他的脚忙乱起来，连连倒退着。

    “爷爷！”我惊叫着，急忙向前爬，耸身扑到小车上。借着这股劲，爷爷又把腰煞下去，双腿又像生了根似的定住了。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刮过去的是大风。风过后，天地间静了一小会儿。夕阳不动声色地露出来，河里通红通红。庄稼慢慢地直腰。爷爷像一尊青铜塑像一样保持着用力的姿势。

    我从车上跳下来，高呼着：“爷爷，风过去了！”

    爷爷慢慢地放下车子，费劲地直起腰。他的手指都蜷曲着不能伸直了。

    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全卷走了，不，还有一棵草夹在车梁的榫缝里。我把那棵草举着给爷爷看。

    “爷爷，就剩下一棵草了。”我有点懊丧地说。

    “天黑了，走吧。”爷爷说着，弯腰推起了小车。

    我举着那棵草，跟着爷爷走了一会儿，就把它随手扔在堤下淡黄色的暮色中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