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耻感文化，《中庸》曰：“知耻近乎勇。”《孟子〃公孙丑上》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哀公问》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由此可知，知耻，往往是善念的发源，是事物向着美好一面转化的开端。

知耻，是一个内化的活动，不需要外在表现的张扬外露，更多的是良知的进退取舍。从这个角度说，知耻是个人化的活动，是不假外力、臵身人后时的自我砥砺。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慎独”的理念，就是独处时，君子该如何表现。慎独大约是孔子讲学时特别提到的概念，历来为人所传诵的是《中庸》中的那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论及慎独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朱熹的解释，日常事有着一以贯之的正道存在，因此即使自己处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世间的正义也是弥漫于此的，君子更要常怀知耻之心，尤加谨慎于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他人的不知而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其实就是自我道德和行为的约束，故而是修身的功夫，属于孔子以来所倡导的士人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剥除其时代的因素，就其核心主旨来看，个人的慎独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践行价值。

具体来说，敬畏之心、独知与细微之事是我们今天仍然推重慎独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所谓敬畏之心，是对公平与正义，或者说天道的敬畏，现实层面还有法律。在他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法律的约束力并不会削弱，因此我们更应该对人对事常怀敬畏之心。自己独知之地，可以是他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若从公共的意义上来解释它，常常处于这种位臵的人多是在位之人。在位之人相对于他者，自然有对权力、资源及其他事项的优先乃至独占之利。那么，对于在位之人，特别是今日的领导干部而言，面对自己权责之内的己所独知之事时，是否怀有对理、法的敬畏之心，是否遏制了私欲而秉以公心，便是事关一方或多方的大事了。细微之事，存于日用起居之间，虽然不足道，但日日与之相伴，更应有所警醒，因为离道触法的败落往往萌芽于其中。

《大学》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径，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诚心、正意，就是明乎所耻，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处。儒家倡导自修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士人去向外的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值得今天珍视的遗产，就是倡导士人从自我的修养和自律开始，进而致力于天下公事。个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其所从事的公事来说，的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法律、制度再健全，强调个人修养在任何时代都有意义。

《吕氏春秋〃自知》篇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这是战国时代的论述，如果我们把“人主”替换成上级领导，这句话的意义便当代化了。这会是慎独的重要补充之义：即除了在自我修养的层面保持戒惧之心、知耻之心外，对于公事也当保持戒惧，一切以公益福祉为要，敢于直谏，不应时时揣测上级之意。因此，所谓慎独之道，不仅是自我向内的道德自律，也是向外的正义追求，即不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也要成为一个直士，一个有道义、敢担当的人，而非一个只求自我保全的世故之徒。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4日02版）

    中国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它由运用竹签作筹码来进行运算的“筹算”演变而来。《老子》中提到“善计者不用筹策”，《孙子》《管子》等著作中也有“算”“筹”二字出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筹算已比较普遍。唐代末年，已见筹算乘除法的改进，到宋代产生了筹算的除法歌诀。但由于史料匮乏，珠算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算盘是何人发明也无从考察。

    从现有资料看，“珠算”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徐岳《数术记遗》：“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可见东汉已出现了珠算方法及理论。北周甄鸾为此作注说：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用于停放游珠，中间部分用于确定算位；每个算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作数五，下面四颗，每颗作数一。但这种计算工具与现代算盘形制不同，现在通行的“穿档算盘”，算珠穿在“档”上，可以沿档上下滑动。档中横以梁，通常梁上方每档穿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方每档穿五珠，每珠作数一。定位后拨动算珠，就可做加减乘除及开乘方等运算。

    “算盘”名称最早见于宋代算书《谢察微算经》，因此可以确定至迟在宋代算盘就已出现。

1921年在河北巨鹿宋人故宅出土的一颗木制算珠，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相似。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药铺的柜台上有一形似算盘之物，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确认，那就是与现代算盘形制类似的穿档算盘。宋末元初学者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里有以“算盘”为题的五绝一首，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引用时谚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日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元代谚语把资历渐老的奴婢比作算盘珠，也表明此物当时已很常用。此外，宋代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许多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战乱不断，科技文化发展滞缓，算盘诞生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经济文化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极有可能。珠算因计算工具简便、数理内涵独特而被誉“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元世祖忽必烈时，科学家测定地球公转周期为365.2425天，距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这样精确的计算就是利用珠算完成的。我国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只有一台计算机，为应付庞大的计算工作，就出现了众多算盘高手齐聚一堂演算原子弹数据的场面，最后的计算结果准确无误。

    但随着计算器、计算机的普及，古老的珠算在当今社会似乎已无用武之地。尽管在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珠算方兴未艾，连美国都要引进珠算作为新文化；但我国学珠算的人却越来越少，算盘也越来越罕见。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评选出“50个最伟大发明”，中国算盘也入选其中，并被评价为“第一批能够提高人类智力的工具之一”。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副会长苏金秀认为，看待珠算，不要仅限于其计算功能，而应看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研究证明，珠算心算对幼儿和青少年有开发智力的作用，对特殊儿童有智障补缺与康复的作用，对老年人健脑和延缓衰老也能发挥作用。很多珠算“粉丝”也相信，就像有了飞机、汽车，照样还需要自行车甚至步行一样，珠算与电子计算器并不矛盾，它们各有各的功能，相得益彰。

（摘编自《指尖的文化：算盘的历史》）

汉语“新词”漫议

    在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中，语言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的，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的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成为“普通话”，只因为北京处在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因为上海是商埠首开之地，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总是风气先得。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的，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阴阳怪气”等词语，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买单”“搞定”“生猛”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中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 !”“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其实，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只能回到不是“噫吁嚱——！”就是“呜呼哀哉——！”的时代。几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张不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

    此次万众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了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这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幸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大量“外来语”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正苗红”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剧，中西经济、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由此引发的东西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建成了东西文化在兼容与互相借鉴的过程中的碰撞也日趋激烈。人们在满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思想观念的升级、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人们不可能再满足于过去的传统侄桔与束缚，人们寻求的是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生活方式。突破传统、追求自我成为当今人们的精神目标与追求。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取向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生活上的富足与安定，这时期的人们寻求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精神文化、精神价值上的追求以及对自我精神生活的全新把握。文化成为这种要求的源动力，精神上的富足在这一时期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起来，而与文化相对应的艺术也在整合、兼容、吸收、冲撞中寻找着自我发展的方向、探索着新时期寻求发展与自我展现、自身发展的契机，当代中国水墨艺术自然而然地也在经历着这样的历史演变。

    一百多年前，从一批为追求理想、寻求艺术突破与创新的艺术探索者踏出国门，去西方寻求艺术真谛的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徐悲鸿、李可染、林凤眠等一大批老一辈艺术家的探索之路，同样也在被当今的艺术家们继承与延续着。当代中国的水墨画家们，在吸取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探寻着用西方绘画技巧来改造中国水墨艺术的道路，实践着西学东渐的可操作性，探索着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发展的新路。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水墨语言上进行了许多突破传统笔墨规范与品味的实验；他们的绘画风格的形成与评价体系，有悖于传统笔墨体系的价值标准。

    虽然民族的特点深深地停烙印在他们的水墨作品中，但他们改造传统中国水墨艺术的探索精神也不可否认。这些当代水墨画家，广泛地受到了西现代艺术的影响，在笔墨的表现性、造型符号、画面构成、图像组合等方面体现出与传统文人绘画相区别的独特性，展现着自我的“前卫”。在当代水墨艺术创作中，水墨画家们尝试着消解传统水墨画的笔墨法则，以当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精神对传统中国水墨艺术进行构建。对传统审美情趣与审美取向的破坏、对传统技法的解构，对西方抽象主义、印象主义绘画技法地吸收以及画家自我个性自觉地张扬与宣泄，从各个层面使当代水墨画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与观念，深度影响着这个时代的艺术创作与艺术受众。这个时期，画家个体观念的自由与语言个性独创，使现在艺坛成千上万的画家以独创的样式与风格竞逐着。无论是“实验水墨”、“表现水墨”，还是“观念水墨”，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这个竞争时期的语言独创角逐。

（选自姚明琦《试析当代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水墨艺术》2017年5月版，有删改）

秦汉吏治之反腐

    ①秦朝时期，朝廷对官吏的约束是极其严格的，《为吏之道》以及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官吏贪污问题。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②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使。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③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④汉代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⑤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故知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⑥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来“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删改）

谈中国诗（节选）

钱钟书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晚钟送终了这一天，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农夫倦步长道回家，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鸟眠静不噪，我亦欲归休。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中国诗只是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