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瓶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告诉他医院催着交钱。他说，知道了，并叫母亲不要着急。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你们这里收古董吗？”顾林低声问正在电脑上忙着的一个男人，他是王经理。

    “你有什么古董？”王经理问。

    顾林把手机上的照片翻给王经理看。

    “瓷瓶现在在哪里？”王经理问。

    “在家里。”

    “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王经理自言自语。

    “应该是真品。”顾林说。他有点心虚，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母亲常对他说，那是你父亲一直为之骄傲的东西。

    王经理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穿着唐装的60多岁的老人从楼上下来。人们都喊他老教授，他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

    顾林把手机送到老教授手里。老教授看到照片，眼睛突然睁大，后陷入深思，后又摇了摇头。

    “刚才听犬子说瓷瓶在你家里？能方便去看看吗？”老教授问。

    “能。”他说，“不一定卖。”

    “不妨。去观赏观赏。你不卖也不妨。”老教授说。

    “顾林啊，快点来啊，又催交钱了。”母亲电话再一次打来。他连连说，知道了。

    “胎骨薄匀，绘画细腻，不错。”老教授看到瓷瓶说。

    老教授边看边摸。他时而嘴角露出一点微笑，时而蹙眉。

    “太像了”，老教授自言自语。“你认识顾开庭吗？”老教授问。

    “是家父。”他说。

    “他人呢？”老教授问。

    “他住院了，急需要钱，不是这样我还不卖。您怎么知道家父的名字？”

    “有过一面之缘。你打算卖多少？”

    “30万。”他说。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好，30万就30万。”

    到了古董店，老教授吩咐王经理付8万元现金给顾林，还开了一张22万元的支票，还亲自给他写了个条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母亲看到几捆钱后，惊奇地问。

    “卖了瓷瓶。”他如实说。

    “也罢。你快去交钱，省得再催。重症病房花钱多。你爸还没醒转过来，这次受苦了。”母亲说时眼里含着泪“那个撞了他之后逃逸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能。”顾林安慰母亲。

    两天后，父亲醒了过来。

    父亲出院后，问瓷瓶卖了多少钱。顾林说，“30万元。”

    父亲说，“可以了。”

    “看过瓷瓶后，买家还提到你的名字。”顾林说。

    “他会认识我？不可能啊，这个瓷瓶的主人在江南啊，离这远着呢，而且又这么多年了。”父亲说。

    年底的一天，顾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约他到市黄海咖啡馆见面。

    “是您？”他一见面就认出老教授，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儿子王经理。

    “看到你的瓷瓶，我太喜欢它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我无所谓，看到它亲切啊。”老教授说，“你知道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瓷瓶的？”

    顾林说，“我听母亲说，25年前，父亲在江南打工，在一个冬日里，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还救了跳到水里救孩子的父亲。天冷，父亲自己差点送了命，这家是开古董店的，就送了这个瓷瓶，听母亲说父亲当时还不愿意要，嫌弃它不能吃，还易碎，人家开古董店的老板正好到江北有事，父亲带着瓷瓶顺便坐着人家雇的船回了家。”

    “你的父亲救了我和他啊。”老教授指着王经理说。

    “怎么这么巧？”顾林笑着感叹。

    “其实我那天一看到这个瓷瓶，我就感觉是以前送出去的那个瓷瓶。”老教授说，“当年我父亲在送瓷瓶之前，找人鉴定过的，说是后人仿造的，知道它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我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是把它送给你父亲。这些年我们一直愧疚啊，你父亲救了我家两条命，我们却给他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这个瓷瓶，我们才在江北开了个分店，就想找到你父亲啊。”

    “原来是仿造的啊，那就不值钱了！”顾林说。

    “不是钱的事。”老教授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的父亲，瓷瓶我们也带来了，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敢再要回来。这次我找专家鉴定过了，是清代粉彩瓷真品。”

    “那值多少钱？”顾林问。

    “最少400万。”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16期）

老人与海（节选）

海明威

    早上，孩子朝门内张望，他正熟睡着。风刮得正猛，那些漂网渔船不会出海了，所以孩子睡了个懒觉，跟每天早上一样，起身后就到老人的窝棚来。孩子看见老人在喘气，跟着看见老人的那双手，就哭起来了。他悄没声儿地走出来，去拿点咖啡，一路上边走边哭。

    许多渔夫围着那条小船，看着绑在船旁的东西，有一名渔夫卷起了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根钓索在量那死鱼的残骸。

    孩子并不走下岸去。他刚才去过了，其中有个渔夫正在替他看管这条小船。

    “他怎么啦？”一名渔夫大声叫道。

    “在睡觉，”孩子喊着说。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谁都别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那量鱼的渔夫叫道。

    “我相信，”孩子说。

    他走进露台饭店，去要一罐咖啡。

    “要烫，多加些牛奶和糖在里头。”

    “还要什么？”

    “不要了。过后我再看他想吃些什么。”

    “多大的鱼呀，”饭店老板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鱼。你昨天捉到的那两条也满不错。”

    “我的鱼，见鬼去，”孩子说，又哭起来了。

    “你想喝点什么吗？”老板问。

    “不要，”孩子说。“叫他们别去打扰圣地亚哥。我就回来。”

    “跟他说我多么难过。”

    “谢谢，”孩子说。

    孩子拿着那罐热咖啡直走到老人的窝棚，在他身边坐下，等他醒来。有一回眼看他快醒过来了。可是他又沉睡过去，孩子就跨过大路去借些木柴来热咖啡。

    老人终于醒了。

    “别坐起来，”孩子说。“把这个喝了。”他倒了些咖啡在一只玻璃杯里。

    老人把它接过去喝了。

    “它们把我打败了，马诺林，”他说。“它们确实把我打败了。”

    “它没有打败你。那条鱼可没有。”

    “对。真个的。是后来才吃败仗的。”

    “佩德里科在看守小船和打鱼的家什。你打算把那鱼头怎么着？”

    “让佩德里科把它切碎了，放在捕鱼机里使用。”

    “那张长嘴呢？”

    “你要你就拿去。”

    “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得来商量一下别的事情。”

    “他们来找过我吗？”

    “当然啦。派出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非常大，小船很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感到多么愉快，可以对一个人说话，不再只是自言自语，对着海说话了。“我很想念你，”他说。“你们捉到了什么？”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好极了。”

    “现在我们又可以一起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再不会交好运了。”

    “去它的好运，”孩子说。“我会带来好运的。”

    “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在乎。我昨天逮住了两条。不过我们现在要一起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学。”

    “我们得弄一支能扎死鱼的好长矛，经常放在船上。你可以用一辆旧福特牌汽车上的钢板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巴科亚①去磨。应该把它磨得很锋利，不要回火锻造，免得它会断裂。我的刀子断了。”

    “我去弄把刀子来，把钢板也磨磨快。这大风要刮多少天？”

    “也许三天。也许还不止。”

    “我要把什么都安排好，”孩子说。“你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我知道怎样保养它们的。夜里，我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把这个也养养好，”孩子说。“躺下吧，老大爷，我去给你拿干净衬衫来。还带点吃的来。”

    “我不在这儿的时候的报纸，你也随便带一份来，”老人说。

    “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你可以把什么都教给我。你吃了多少苦？”

    “可不少啊，”老人说。

    “我去把吃的东西和报纸拿来，”孩子说。“好好休息吧，老大爷。我到药房去给你的手弄点药来。”

    “别忘了跟佩德里科说那鱼头给他了。”

    “不会。我记得。”

    孩子出了门，顺着那磨损的珊瑚石路走去，他又在哭了。

    那天下午，露台饭店来了一群旅游者，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些空气酒听和死梭子鱼之间，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在港外不断地掀起大浪的时候，这尾巴随着潮水晃来晃去。

    “那是什么？”她问一名侍者，指着那条大鱼的长长的脊骨，它如今仅仅是垃圾，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了。

    “Ｔｉｂｕｒｏｎ^① ， ”侍者说，“Eｓｈａｒｋ^②。”他打算解释这事情的经过。^③

    “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尾巴，形状这样美观。”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在大路另一头老人的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

【注】①西班牙语：鲨鱼。②这是侍者用英语讲"鲨鱼"（shark）时读别的发音，前面多了一个元音。③他想说这是被鲨鱼残杀的大马林鱼的残骸，但说到这里，对方就错以为这是鲨鱼的骨骼了。

《老人与海》梗概：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条鱼硕大无比，老渔夫在与它搏斗三天两夜后才将他杀死。归程中，老渔夫的帆船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回港时，那条大马林鱼只剩下了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

日规

汪曾祺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

影子

（波兰）普鲁斯

    天上的阳光渐渐熄灭了，地面的薄暮慢慢升起来。薄暮——这是夜大军的前哨。这支凶猛的夜大军自古以来就和白日永恒地厮杀着：它总是朝败暮胜、主宰着从日落到日出之间的宇宙，一到白天就全线溃退，躲在隐蔽的地方窥伺着。

    它躲在深山峡谷里，城市地窖中，森林密丛间，阴沉的湖泊深处；它隐身在原始的地下岩洞，矿井和深沟，屋角和墙窟。它慢慢地布开，悄悄地扩散，终于充满各个幽暗的角落。它潜伏在树皮的裂缝里，衣裙的褶皱间，躺在最细的砂粒下面，缠在最薄的蛛网中，伺机出动。虽然从一个地方把它赶走，那也只不过是暂时的退让，它仍然要选择良宵，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还要努力夺取新阵地，最后吞没整个世界。

    当夕阳西坠的时候，夜大军的前哨——薄暮便悄悄地、小心翼翼地从各个隐蔽的地方一队队地开出来，布满房子、走廊、门厅和光线微弱的楼梯；从橱柜和椅子背后涌到房间中央，包围帷幔；从明瓦和窗口冲上大街，不声不响地袭击墙壁和屋顶，占领制高点，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空中片片彩云进入黑色的纱帐。

    过了一会儿，黑暗突然发起全面攻势，从地面直升云天。野兽躲进洞穴，行人各自回屋；生活就像无水的草木，蔫枯凋萎，奄奄一息；景物的颜色和轮廓一齐隐入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时，在华沙的空旷的街道上出现一个奇怪的人形，头上举着小小的火种。他好像专为驱赶黑暗而来，沿着人行道飞速奔跑着，一见路灯，便停了下来，点亮欢悦的灯火，然后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是百花盛开、风和日丽的阳春，还是雷雨交加的七月炎夏；不论是狂风呼啸、尘雾茫茫的深秋，还是雪飘万里的严冬，——只要黄昏降临人间，他就跑遍大街小巷，举着火种，点亮灯光，尔后就像影子那样，一晃不见了。

    你从哪儿来？是何处人氏？你为什么这样自隐，使人们看不见你的容貌，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你有妻室和母亲吗？他们是否在时时等待你的归来？你有儿女吗？他们是否常常倚门相待，当你把小小的火种放到房角以后，就用力爬上你的膝头、搂住你的脖子？你有没有一个可以共同欢笑、共同悲伤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个哪怕是仅仅可供聊天的相识？你总该有一个栖身之处吧？你总该有个留给人家称呼的名字吧？你总该具备人们共有的需求和感情吧？难道你真是一个无声的看不清的幽灵，只在薄暮朦胧中走出来，点亮灯火，尔后就像影子一样隐去？

    有人对我说，确有这么一个人，并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我找到那所房子。询问扫院人。“有一个点灯人住在这儿吗？”

    “有。”

    “他的房间在哪儿？”

    “喏，就是那间小屋。”

    门好像已经上锁。我向窗洞里一望：只有靠墙铺着一张小床，床边有一根长杆子挑着一盏小灯笼——火种。点灯人不在家里。

    “请简单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子？”

    “谁晓得他长得啥模样！”扫院人一面回答一面耸耸肩。“我自己也没能好生看个清楚哩！”他补充说，“他白天从来不蹲在家里。”

    半年后我第二次拜访他。

    “喂，点灯人今天在家吗？”

    “唉——唉！”扫院人一声长叹说，“不在，永远不在了！他昨天已经入土。他死了。”

    扫院人默然沉思。

    我打听一些细节以后，就赶到墓地去。

    “看墓人，我想打听一下，昨天下葬了一个点灯人，他的坟在哪儿？”

    “点灯人？”他重复一遍，“谁知他埋在哪块土里！昨天一共来了三十位‘游客’。”

    “不过，他睡得准是白皮棺材。”

    “睡白皮棺材的‘游客’也来了十六个呢！”

    我到底没能看见他的脸，也没弄清他的姓名，甚至连埋他的一抔黄土也没能找到。他死后给人留下和生前一样的印象：只有在黄昏后才能看见的、一个无声的、不露真相的、像影子一样的人形。

    在人生的黄昏时，一代不幸的人在摸索徘徊：一些人在斗争中死去；一些人坠入深渊；种种机缘、希望和仇恨冲击着那些被偏见束缚着的人；在那黑暗泥泞的道路上同样也走着那些给人点亮灯火的人。每一个头上举着火种的人，每一个在自己的旅途上点燃光明的人，尽管没有人承认他的价值，但他总是默默地生活着、劳动着，然后像影子一样消失。

端午节

鲁迅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安慰。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地，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这其实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居然倒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后来竟不理无关痛痒的官吏，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化为索薪骁将了。他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阴历五月初四午前，他一回来，方太太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一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发了么？”方太太说。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又说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方太太看着他的脸说，“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照旧例，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递给方太太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怎么了？……这样早？……”方太太看了他说。

    “发不及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我午后去寻金永生，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说。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说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然而不多久，他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莲花白竟赊来了，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①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地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走远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节）

【注】①《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悼念乔治·桑

雨 果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之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掩。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像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像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像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敬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与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明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戴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像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杀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泣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业，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和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