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的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缠住漫天雨网，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而这一切，得在飞速移动中展现，几分钟后，马群消失，暴雨停歇，你再看不见了。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发愣、发痴、发呆。我见到了，见过了，这世间罕见的奇景，这无可替代的伟大的马群，这古战场的再现，这交响乐伴奏下的复活的雕塑群和油画长卷！我把这几分钟间见到的记在脑子里，相信，它所给予我的将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屠格涅夫有一次在他的庄园里说托尔斯泰“大概您在什么时候当过马”，因为托尔斯泰不仅爱马、写马，并且坚信“这匹马能思考并且是有感情的”。它们和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人物、民族的英雄一起被铸成铜像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

    ……

    牛从挽用变为食用，仍然是实用物；毛驴和骆驼将会成为动物园里的展览品，因为它们只会越来越稀少；而马，车辆只是在实用意义上取代了它，解放了它，它从实用物进化为一种艺术品的时候恰恰开始了。

故乡的沉沦

    曾看到过一幅照片：一个农民在故乡新建成的楼房前呆坐，他的肤色是久在风雨暴晒下才有的酱色。我心中涌动起莫名的风雨飘絮的黍离之情，只觉得无边的乡村在沉沦，或者说在一点点坍塌。

    乡土的中国，故乡的中国，真的转换这么快？一夜之间，土地里不再种出庄稼，而是种出了成片的高楼。“农民上楼”，就如镰刀割下了谷子，这不是一次收割的事件，而是一个精神的事件。有人说这世界消失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谷穗碰到镰刀是呜咽，大树遭遇斧头是呜咽，而故乡田园风光的消逝更是呜咽。

    有一个成语叫背井离乡，“背”是背离，这是孩子都能理解的。但我宁愿理解“背”为背负，一个背负着故乡井水的人是有底气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故乡井水的滋润，有故乡做依靠。记得，在一次文人雅集的酒桌上，友人问我，你的眼睛为何这样亮？我说那是故乡的水井！又问，你的头上隐隐像有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呢?也许，是我醉酒的缘故，我回答：那是故乡的屋檐。友人愣住了，不知如何应答，他有点黯然，然后醉了。他说，我没有故乡的屋檐。然后就伏在桌子上呜呜大哭起来。

    故乡是一个人的血地。台湾把故乡叫做原乡，作家钟离和说“原乡人的血，只有回到原乡，他的血才能停止沸腾”，真是透到了骨髓，彻骨彻肤。

    故乡是一种容器，故乡是收藏我们童年哭声的地方，一石一础，一草一叶，井栏树冠，那都是我们的见证，那里勾留了我们的年轮，涂抹了黄昏时我们读书的影子，还有那塞满草的窗子。当我们夜晚背诵课文的时候，常仰着脖颈望着星空，像是背诵着夜。现在那里的夜还是那样纯净么？没有一丝阴翳，没有污染，没有毁容？

    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曾记得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他把装着故乡泥土的玻璃瓶子弄丢了，他的魂魄也随之丢失了。老兵住院，什么样的医术也疗救不了他这种思乡之痛。他的事传播开来，人们同情他，一个研究生翻找资料，在实验室里为老兵配制了他家乡的土。土里特别多放了一点盐分，用以配出老兵家人在这土地上流过的汗水。但细心的老兵呢？看出了黄土是用色素染成的！他说，故乡的土，是不可以配制的，那些童年的声音留在土里的，那些炊烟留在土里的，那些牛羊的哞叫留在土里的，这些怎能够配制出来？老兵最后说，这一瓶配出的黄土里面缺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当初，母亲把土摊在白纸上，戴好老花镜看过、拣过，弄得干干净净，两滴眼泪落在土里，这一大瓶配置的土里却没有！

    老兵带着那瓶故乡的泥土走过七个省，最后越过台湾海峡。

    我不知道这个老兵最后的归宿，但我揪心的是即便他的灵魂得以还乡，在那被毁容整容后的故乡，他能找得到魂牵梦绕的归路么？他能找得到在路口大树下苦苦遥望的母亲么？

    我的老家的村口也曾有几株明代的柿子树，经历了400年的沧桑啊！几年前被连根移走了。我回老家为母亲上坟，看到移走古树后留下的大大的树坑，如枯干的泪眼，无助无望。我童年留恋的柿子树，那曾荫庇过多少代家乡子孙的老树啊！

    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基，没有身世。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千年前的陶潜在时空外呼唤如今疲惫的心灵么？

    其实对沉沦的故乡来讲，连荒芜也不配，只是一片钢筋水泥的狰狞。

    我看不见灵魂的归路，我只隐约听见灵魂的呜咽！

（取材于耿立的同名散文，有删改）

端午的阳光

熊红久

    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被流放至汨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郢都，顿时感到支撑生命的最后一点亮光熄灭了。

    当他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给江边渔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清澈与江水的澄明合二为一了。我知道，这是屈子为保留个体纯净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文化祭坛上最高尚的选择。

    最终，三闾大夫坐在了汨罗江边，坐在了五月初五的阳光里，把最后的生路溺死水中。怀中石的沉重，恰如其心，所以屈原是抱着自己冰凉的心，走进激流之中的。而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而永远被世人铭记。一个普通的节日，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而内涵充盈。

    端午，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

    节日的寿命当然要比人的寿命长久许多，所以，三闾大夫把自己的傲骨托付给了这个日子。在结束自己生命肉体的同时，也放射出了精神的光芒。被江水灌洗的灵魂，犹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刺痛了后人的视线和思想。我知道，这种深入骨髓的隐痛，来自时间深处的行吟，一个背负着深重苦难，行走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答案。

所以，端午节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溯流而上的文化追源，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用一个诗人的陨落，唤醒了一种文化的崛起，就像屈大夫生未能拯救楚国，却用死成就了《离骚》一样，忽然觉得，端午节其实更像是包裹粽子的苇叶了，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密密细细地包藏起来，让我们极具耐心地一层层打开，最后领略到事物的真相。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糯米的黏质，糯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如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

    我对端午节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那时候的小学课本，还没有涉及到“楚辞”或者《离骚》的片言碎语，文化不高的母亲也无法给我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好在粽子并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所蕴含的味道，我总会把端午节和甜香黏软的糯米联系起来。这使得整个贫乏的生活，还能透射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像枯枝间的芭蕾，渗漏出些许隐秘的春意。

    现在看来，那些夹杂在一年日历中为数不多的能激发我们饮食向往的节日，早已成为精神上抵挡艰难生活的盾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些值得回味的生活而向三闾大夫叩谢。对童年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充满人情关怀的节日啊!那种甜腻的感觉，一直泛舟舌津。

    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殇》和汨罗江，知道了每年这一天，人们蜂拥江岸，插艾蒿、挂菖蒲、吃粽子、竞龙舟，把一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历史会在很多场合拐出一道弯来，就像屈原投江时所选择的河泊潭一样——它是汨罗江注入洞庭湖口前的弯曲处。这种弯道，对河流而言，只是改变了水的流向；对三闾大夫而言，却是以生命为笔，填充了历史的章节，引领了情感的走向。许多典故都停泊在河流的弯道，这些远航至此的细节，因为承载了有温度的夙愿，使得坚硬的历史柔软了许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结局让历史的叙述更具悲情。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粽子时，心情会沉重许多。

    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分享一种传统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只在关注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其中蕴含的真谛，却很少探究了。因为时空的距离，让来源变得愈加缥缈和混沌。好在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决方式，它让时间淡化了一个国家的破碎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品质的高贵。它让我们穿越两千三百年的距离，聆听到了一条河流古老的潮汐。这时候的端午，或许更像是一缕阳光，从汨罗江的源头流淌过来，映照着江边每一位过客的内心。

    我知道，有些品格是无法超越的，它更像一面古镜，端放在我们必经的路口，让人们从历史影像中，找到现实的映像。

《人民日报》（2016年5月21）有删改

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支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馒！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虬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吋一吋的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科学

韩少功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①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住在山洞“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样吃比较科学。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简直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马鸣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对词语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选自小说《马桥词典》，有删改）

【注】①知青，全称“知识青年”，这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去参加劳动建设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初中或高中学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一把斧头的记忆

赵明山

①改变我命运的人叫储国恩，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新县大队的大队长。他个子不高，方脸阔嘴，黝黑粗壮，不像个带兵的队长，倒像个卖苦力的。储国恩把我掂在手里，用大拇指试着我的舌刃，他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突然抡起我劈向一根木头。在我深深嵌进木头的那一刻，奇袭姜庄子的作战方案已经成竹在胸。

②很快，我和另外15把斧子别在了16名战士的腰里，这些战士来自县大队和二区小队，我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文安城南姜庄子据点刚刚住进一群鬼子，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村，给鬼子的脑袋搬搬家。大队长在动员会上说，论武器装备，论兵力部署，县大队都明显处于劣势，姜庄子据点不仅有25个日本鬼子，还有百十号伪军协防，硬拼代价太大，只能智取，出奇制胜。

③他们开会商量的时候，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时间是1942年阴历正月初八，春节刚过，天空像黑黢黢的锅底压下来，零零星星的雪花像锅里掉下来的米粒儿。他们开会的村子叫牛各庄，在文安城东北方向，距姜庄子30多里。16名战士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姜庄子，伺机行动。

④漆黑的夜，漆黑的路，寒风卷着雪花抽打在战士们的脸上，也打在我的身上。我躁动不安，内心有一种情绪在奔涌，大队长觉察到了，安抚着我，摸摸我的头，让我冷静。

⑤我数了数，他们16个人除了每人一把斧子，只带了7支短枪。这不是去玩儿命吗？要知道姜庄子据点里有一门野炮、两挺机枪、30来支三八大盖儿和短枪，一屋子的弹药。这还不算伪军的装备。那天有个孩子送来情报，据点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孩子是县大队的眼线，为据点里的鬼子扫地，把犄角旮旯都给扫描了。

⑥研究作战计划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步棋太险，孤军深入，敌众我寡，恐有不测。储国恩马上接过话茬：我们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冒险。如果连日本鬼子都认为我们不敢冒这个险，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等出了正月，鬼子建了岗楼，挖了封锁沟，再想下手就难上加难了。大家心里明白，大队长也是被逼的，县委和县大队已经没有了退路，姜庄子据点像一根毒刺揳入了抗日根据地，建成半个月，县里的工作就受到很大影响，上下不通，左右不畅，不及时剔除这根毒刺，损失不可估量。

⑦我们是正月初八前半夜进入的姜庄子。战士们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吐着热气，我们身上闪着寒气。

⑧我们杀进鬼子据点是正月初九的凌晨，天似亮非亮，站岗的哨兵偷偷回屋取暖，做早饭的伙夫刚刚打开门。战士们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伙夫当时就晕成了一摊泥。日本鬼子睡觉很讲究，每人一个睡袋，三九天也脱光了，像头褪了毛的猪钻进去。我们的到来终结了他们的美梦。要不是有个鬼子开了枪，这场战斗会更漂亮，会成为一场更为经典的斧头战，不用一颗子弹就把鬼子们送上西天。伴随着鬼子的枪声，一名战士倒下了，他手里的斧子掉在了地上。即使最后是激烈的枪声为胜利画上句号，这场战斗仍被传颂为“姜庄子斧头战”，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通令嘉奖。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血的滋味，侵略者的血。因为这场战斗，我被载入史册。时至今日，在华北地区一提起“姜庄子斧头战”几乎无人不晓，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⑨战斗结束后，大队长指挥打扫战场，我在他手里左顾右盼，生怕漏掉一个喘气的脑袋。院子里躺着21具鬼子的尸体，仓皇逃跑的4个鬼子也在村边被“报销”了。我一不留神碰到了那门三八野炮，发出响亮的金属之声。我的面前，横躺竖卧着缴获的武器，野炮、机枪、步枪、弹药。我在它们面前昂首阔步，它们向我低下了头，连那门向来仰着脖子不可一世的野炮，也跪在我的脚下。我轻轻敲击着它们，有几分胜利的快感。

⑩从腊月二十三鬼子进驻，到正月初九被县大队一锅端，姜庄子据点只存在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大概是中国战场上最短命的日军据点了。鬼子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煞费苦心构筑的堡垒，连同他们的脑袋，被十几把斧子砍得七零八落，不到一个小时，灰飞烟灭。

⑪当敌人的援军赶到时，县大队的战士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县委机关都转移了。鬼子也不是白跑一趟，收尸的活儿正等着他们呢。村边协防的伪军脚底下抹油，差不多跑光了。

⑫一场战斗，让我名垂青史，但我不愿过多分享文新县大队的荣誉，我不能喧宾夺主，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战士张广寿，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姜庄子。我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战争结束后，我悄悄回到农民家里，继续劈柴。

(摘编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