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项羽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喷壶

梁晓声

    喷壶做成后，老者很久没来。

    而铁匠常一边吸烟，一边望着那只大喷壶发呆发愣。往日，铁匠每每手里敲打着，口中哼唱着。自从他做成那只大喷壶以后，铁匠铺里再也没传出过他的哼唱声。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替老者来过一次。她将那只大喷壶仔仔细细验看了一遍，分明的，想要有所挑剔，但那大喷壶做得确实无可挑剔。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还行”。

    “还要做九只一模一样的，一只比一只小。你肯做吗？”

    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似乎在辨认从前的熟人，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有失礼貌，但他不由得那样。

    “你说话呀！”姑娘皱起眉，表情显得不耐烦了。

    “我……肯做。当然肯……”铁匠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

    “那么，记住今天吧。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姑娘说完，转身就走。

    铁匠跟出了门，铁匠的目光不但忧郁，而且，竟很有些伤感了。他转身时，碰了那串铁皮葫芦，悦耳的声音刚一响，他便用双手轻轻捂住最下面的一个，仿佛捂住一只蜻蜓或一只蝴蝶，于是整串葫芦被稳住了；悦耳的声音也就停止了……

    世上有些人没结过婚，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爱过的。

    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至今没结婚，但在他是一名初二男生时就爱过了。那时的他眉清目秀。他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初二下学期他和她成了同桌。起初他连看都不敢看她。某一天，他终于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气塞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他“少年维特之烦恼”。

    三十几年前中学生的早恋方式与今天没什么不同，也都是以相互塞纸条开始的。但结果却往往与今天很不一样。他首先被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接着纸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再接着是找家长谈话。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的铁匠——从学校回到家里，怒冲冲地将他毒打了一顿，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

    这是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洗雪。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那个冬季真是特别的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 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后来，他们再无交集，他上山下乡，瘸了一只腿，之后返城。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的女同学。当时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少年的冲动和时代的过错。但是当他又听说，三十几年前，为了浇出一片滑冰场，她严重冻伤的双手被齐腕锯掉了，他没法再认为那是时代的过错了。他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名当年“出卖”了她，也“出卖”了他的女同学。

    每一只喷壶的打做过程，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他那颗心的疤疤瘌瘌的数层外壳，也终于一层层地被彻底敲砸开了。他看到了他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自己灵魂之核的内容，丑陋而又干瘪，像一具打开了石棺盖因而呈现着的木乃伊。他自己最清楚，那丑陋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从自己灵魂里生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灵魂里自幼便缺少一种美好的养分——人性教育的养分。忏悔并不能抵消他所感到的战栗……

    他一天天等待着他的“赎罪日”的到来……那条老街却在年底就被提前推平了。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而且是里外两间，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动迁部门告知他 ，因为有“贵人”关照着他。否则，他凭什么呢？休想。

    他所等待的日子终于等到了。那老者却没来，那姑娘也没来。一个认识他的孩子将一封信送给了他，是他当年的同桌写给他的。她在信中这样写着：我的老父亲一直盼望有机会见到你这个使他的女儿失去了双手的人！我的女儿懂事后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都曾打算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他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反对报复的人，所以他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帮助了你。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爱过的那个少年，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

    在五月的阳光下，在五月的微风中，铁匠铺外那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响声悦耳……

（选自梁晓声博客《喷壶》，有删减）

屋顶上的梦

宁肯

    如果从空中看，1957年的北京就是一大片四合院，一大片房顶，屋顶一般是猫和鸽子的世界。偶尔会有小孩爬上来，探头探脑，与猫、鸽子互不相扰。现在无论什么时候想起自己小时候一个人独自坐在一大片房顶上，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总想回到儿时的屋顶，那时的一片青瓦的北京。

    我记得刚开始上房时我还太小，十岁左右样子，一般总是被小伙伴们托着屁股上，或者踩着大点孩子的肩膀上。不是哪儿都能上，一般是院与院的分隔墙，连接墙，这种墙都比较矮，墙那边就是另一个院。一般都是从后院上，我们院说是后院其实不过就是个露天夹道，夹道另一边是别人家的院子，院子的大门已在另一条陌生的街上了。别小看这种夹道，北京胡同所有院与院连接全靠它，叫“××夹道”的胡同也特别多。夹道一般不是正式胡同，宽了才叫胡同。一般这地界都很幽静，小时不知为何有这种地方，只觉得神秘，静悄悄，而哪个孩子天性不喜欢幽暗、神秘？在这儿玩的东西可多了，捉迷藏、弹球、拍三角、种花、养草鱼、掐蛐蛐，还有就是实在没事了上房。

    前院也能上房，但大人见了会骂，只有到了后院——夹道才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后院上房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夹道一出口的右面的连接墙，一个是里两处山墙连接的凸出的“出水口”，雨水从两房之间顺这儿流下。这儿跳起来，扒着“出水口”的瓦，可引体向上，脚翻上一蹬就到了上面。一般大点的孩子才在这儿上房，我是小学快毕业了才像吊死鬼儿似的挂上去。我在这儿出过事，一次吊上去正艰难地引体向上，结果出水口突然垮了，把我连人带砖瓦一起掉下来，右手砸破一个大口子，鲜血迸流，可我连医院也没上，上了点红药水几天就好了。那儿以后，那个出水口彻底废了。

    房上是一个陌生世界，别人看不到你，你看得到别人，除非下面有人知道你上房了，但即使如此，这人也在你居高临下的监控之下，你会随时隐蔽。在这个意义上，高处是一种梦想的权利，也是一种实际的权力。换句话说，你到了房上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超越别人、观察别人的权力，你不仅看见自己院中熟悉的人，还看到了别的院陌生的人。此外，更重要的是，放眼望去，屋顶世界完全是一个新世界，不再有胡同，不再有院门，不再有道路，世界是平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房上虽没有道路但你却可以走得很远，甚至感觉可以在屋顶上走遍北京。当然，这也只是想想，我从来也不会走出太远，一般最远也不过是穿过四五个院子，在一个叫小西南园的胡同拐角处抱着一棵电线杆子下来。电线杆下半截有水泥方柱，我出溜到水泥方柱处，站稳了，跳，就算完成了房顶旅行。

    小西南园是条很窄很短的胡同，北口对着周家大院口，中间横过的前青厂胡同，胡同东头连着琉璃厂，对，就是那条著名的文化街，鲁迅经常走的街，我上小学的街。我从电线杆子下来一溜烟跑回自己的院子，再次上到房上，大口喘息，无比兴奋。有时是我一个人，有时是我们一大群孩子。一群孩子通常走得更远，像一次房上的长征，这很危险，因为人多动静大，难免被下面哪个院子的大人发现，那会被骂死，甚至打将上来。也正为如此，更吸引我们一次这么干。孩子世界之所以和成年人世界不同就在于天生的超现实性，房顶世界刚好满足了这点。房顶通常是压抑的，因此带来了超越性，因为遮挡因此带来了想象，它鼓励了孩子一种东西：世界除了是你看到的样子还有另外的样子；可以做你不能做的，做了是那么的有趣。

    此外，屋顶上的世界对于喜欢孤独的孩子还有特别的意义，这点我同样体验很深。屋顶上那种明亮又隐蔽的空间，让像我这样平时家里没大人的孩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和与安慰。我与上面哥哥姐姐隔得太远，几乎是意外出来的，或者像是投胎，我刚懂事上面就全是成人世界，我非常孤独，别的孩子都有相邻的兄弟姐妹我没有，别人都有家，我觉得好像没有，因此我经常就一个人跑到房顶上看太阳。在屋顶上，一切都是平的，没什么高出我，谁也看不见我，一个人面对暴晒的阳光，独自享受着世界的寂静。多少年后，具体地说四十年后，我读到意大利小说大师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不禁感叹人类看上去多么不同也有共同的东西，《树上的男爵》写了一个孩子一生都生活在树上不愿下来，这不正是我小时的心境吗？卡尔维诺写出了儿时我内心深处的东西。

（选自《收获》，有删改）

舌苔上的记忆

雷抒雁

    在人类所有的记忆里，我以为以味觉的记忆最为深刻，最为顽固。

    那是在你饥饿时，或者在你的成长期里，某种饮食以它独特的滋味突然地闯入，或者是经常性地光顾，刻写在你的舌苔上，濡染了你的味蕾，使你有了一种与生俱在的感觉记忆。此后，随着年岁的增长，环境的迁易，也许有过无数次更美妙的食物冲洗、覆盖过你的舌苔，那种特殊口味的记忆却生机勃勃地清醒着，牵动着你一生的神经。

    有些口味缘地域而形成群体，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

    居京的陕西乡党，每每有机会聚会，必到“蓝花花”“老孙家”什么的陕西馆子里去，饱餐一次 “土得掉渣”的陕西食品。那时的快乐，肯定是舌头挑起的。吃着辣辣酸酸，油油汪汪的油泼面，或来一碗掰得细细的、煮得烂烂的、肉肥汤醇的羊肉泡馍。一时之间，只听见吸吸溜溜、呼呼噜噜的进食声。

    只有吃陕西这种合口味的饭，老陕们才有这种旁若无人、汪洋恣肆的场面。三碗下肚，打个饱嗝，用厚厚的掌心抹一把油嘴；然后，几双豹眼，吃傻了一般，呆呆地相互望着，半晌嘣一句重重的陕西话：“美!”这叫“解馋”。只有在这种场合，那些学了多年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才会一概扔掉，显出西北语言凝重、朴拙的本色。

    一位目睹了这场面的外省人，惊得连连摇头：“要真正认识陕西人，你得看陕西人吃陕西饭!” 口味，就是这样让你变得原始，甚至恢复野性。

    陕西乡党到一起，说文学，论世事，多有见仁见智，唯在这吃食上，意见一致得惊人。凭着那一口辣、一口酸，让撸起袖子去拼命，也都值得。

    我的老母亲，已是八旬高龄，总惦记家乡县城钟楼巷里那家卖馄饨的。说那馄饨皮薄，馅香，煮馄饨的汤，是老母鸡炖的。还有家乡的蜂蜜与凉粽子，甜、软、香。老太太说起这些时，总会蠕动嘴唇，还要不时用手擦擦嘴。北京有的是馄饨，有的是凉粽子。不行，吃了后，说不是味，不如家乡的好。我和老娘开玩笑，说有位皇帝想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逗得老太太直乐，说：“也怪，这口味一旦有了，硬是改不了! ”

    说改不了，也真是。日前回西安小住几日，朋友安排我在一家豪华饭店里。一上餐桌，打开菜谱，溜一眼：川、粤、潮州，生猛海鲜，应有尽有，唯独没有魂牵梦绕的陕西地方食品。朋友热情，珍馐满桌；我却淡然，难以下箸。

    第二天早早起来，穿街过巷，只在味觉记忆的顽强指引下，寻那早年让我恋恋难去，又常因无钱而空回的地摊食品。

    先来一碗胡辣汤。中国饮食，说全了，色、香、味、器、形、意，字字得到。可这种街头传统食品，重的只在一字：味!若看那色，黑糊糊一锅浓汤，没少倒酱油，少打淀粉；里边若隐若现些白菜、粉条、肉丸之类。很像旧时的木匠师傅做活时，熬下的一锅皮胶，腾腾冒着热气。要是外省人看了，怕要呕出胃来。可咱要的，就是那一口“味”儿!

    拿起汤匙细品那碗胡辣汤，几十年前的种种记忆，裹了一些人和事，都一勺勺，或酸或甜地随它灌进肚子去。吃罢，那辣、那粘、那香，似乎跨越岁月，和生长在记忆中的口味衔接在了一起，舌齿之间，久久难去。虽说只是一碗俗常饭食，此时，冲击情感，竟如面晤久违亲朋，或者徜徉于友人书信的墨香之中。

    在西安的日子，天天如在梦里，有时驱车十里八里，也就为吃一碗开胃的“歧山臊子面”，或者一块干硬的乾州“锅盔”。

    往事、乡情，我是用舌头一点一点贪婪地品尝它的滋味。

    前些年，我去了趟台湾，偏偏台北就有一家羊肉泡馍馆子。入座，老板操一口地道陕西乡音迎上，只三、五句交谈，便一见如故，把所有陕西饭食，都一一端了上来。只可惜，名实相去甚远，大大走了口味。想想也是，几十年的阻隔，那水、那土、那用料，全不是故乡的了，连食客的口味，也变得失去辨别力。可是，环顾左右，那些客居的陕西乡党，吃得却是津津有味。其实，来这里的人，吃的也只是那食品的名字，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思，满足的也不过是深深打上故乡烙印的味觉怀旧。如果某一日，能回到陕西，真真切切地触摸一下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味觉记忆，怕会未曾举箸泪先落了。

    舌苔上的记忆，是渗入血肉和生命同在的东西。那根，深深扎在故乡情思的厚土里!

    （有删改）

重新做人

[美]欧•亨利

    看守来到监狱制鞋工场，吉米·瓦伦汀正在那里勤勤恳恳地缝着鞋帮。看守把他领到前楼办公室。典狱长把当天早晨州长签署的赦免状给了吉米。典狱长说：“你明天可以出去啦，以后别砸保险箱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吧。”

    第二天，他离开监狱回到自己住处，推开墙壁上的一块暗板取出一只蒙着灰尘的手提箱。那是一套样式俱全，用特种硬钢制造，最新式的工具，有钻头、冲孔器、摇钻、螺丝钻、钢撬、钳子和两三件吉米自己设计，并引以为自豪的工具。半个小时后，他换了一套雅致称身的衣服，手里提着那只抹拭干净的箱子。

    一星期之后，印第安纳州里士满发生了一件保险箱盗窃案。两星期后，洛根斯波特有一只新式防盗保险箱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本·普赖斯调查后宣布说：“那是‘花花公子’吉米·瓦伦汀的手法，他又恢复营业了。”

    一天下午，吉米·瓦伦汀带着他的手提箱搭了邮车来到艾尔摩尔。一位年轻姑娘穿过街道，在拐角那里打他身边经过，走进一扇挂着“艾尔摩尔银行”招牌的门。吉米·瓦伦汀直勾勾地瞅着她，忘了自己是谁，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她垂下眼睛，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有吉米这种气宇和外表的年轻人在艾尔摩尔是不多见的。

    吉米用拉尔夫·迪·斯潘塞的姓名在一家旅店登了记，……一阵突如其来，脱胎换骨的爱情之火把吉米·瓦伦汀烧成了灰烬，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拉尔夫·斯潘塞先生在艾尔摩尔安顿下来，开了一家鞋店，买卖很兴隆。

    一年后，他赢得了当地人士的尊敬，也得到安娜贝尔的父亲银行家亚当斯的器重，她非但爱他，并且为他骄傲，他们决定在两星期后结婚。一天，吉米在他的房间里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老朋友：

    下星期三晚九点钟到小石城沙利文家。我已经不干那一行啦。我开了一家很好的店铺。如今我老老实实地过活，两星期后，我将同世上最好的姑娘结婚。她相信我。我非见你不可。工具我送给你并随身带去。

    你的老朋友：吉米

    吉米发出这封信之后的星期一晚上，本·普赖斯乘了一辆租来的马车悄悄到了艾尔摩尔……

    第二天早饭后，家里的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到商业区银行去——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米、安娜贝尔已出嫁的姊姊和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九岁。路过吉米住的旅店，吉米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拿上了手提箱。等一会儿将由多尔夫·吉布森赶车送他去沙利文那。

    艾尔摩尔银行最近安装了一个新的保险库，亚当斯先生得意洋洋地把它的构造解释给斯潘塞先生听，斯潘塞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好像不很感兴趣。这时候，本·普赖斯逛了进来。突然间，女人当中发出了一两声尖叫。在大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九岁的梅好奇地把阿加莎关进保险库。老银行家跳上前去，呻吟着说定时锁没有上，暗码也没有对准。”阿加莎的母亲发疯似地用手捶打着保险库的门。有人甚至提议用枪。安娜贝尔转向吉米，她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焦急，但并没有绝望的神色。“你能想些办法吗，拉尔夫——试试看，好吗？”他瞅着她，眼睛里露出一抹古怪的柔和的笑容……

    他把手提箱打开，敏捷而井井有条地把那些闪亮古怪的工具摆出来，十分钟后，这打破了他自己的盗窃纪录，他打开钢闩，拉开了门。阿加莎几乎吓瘫了。

    吉米·瓦伦汀穿好上衣，来到柜台外面，向前门走去。半路上他模模糊糊听到一个耳熟的声音喊了一声“拉尔夫！”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门口有一个高大的人几乎挡住了他的去路。“喂，本！”吉米说道，脸上还带着那种古怪的笑容，“你终于来了，是吗？好吧，我们走。我想现在也无所谓了。”本·普赖斯的举动也有些古怪。“你认错人了吧，斯潘塞先生。”他说，“别以为我认识你。你的马车在等着你呢，不是吗？”

    本·普赖斯转过身，朝街上走去……

晚会结束，小刘打手电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一路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那么广阔的心灵。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晚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得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小刘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形也讲了。

“不凑巧，他回国去了。“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危险吗？”

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要回来。那天他跟着我上战场，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掉它。刘正清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没听见他哼过一声。我告诉他要给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

……

小刘虽然回国，但是我总算践了约，我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

头两三天我睡在炕上，半夜里好像总听见小刘在讲梦话，其实全是我自己在做梦。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可是忽然接到王主任的电话，说是祖国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叫我马上回到军政治部去。

我到了政治部，还是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我几个月不来，山沟里也有了不小的改变。人多了，路宽了，房屋增加了，树木也茂盛了。沟口用松枝搭了一个牌楼，上面有这样九个字：“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走了一段路，见到好些熟人，还隐约听见文工团同志们的歌声。我放好行李就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在房里跟王芳谈话，一面在看手里的几张稿纸。他见我进去，跟我握了手，就把稿纸塞到我手里让帮忙修改。我摊开稿纸一看，原来是她写的一首欢迎慰问团的《献诗》。我还看到王主任修改的句子。她看见我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她满意地拿回诗稿就向我告辞。我要留住她，她却笑着说：“我还要准备节目，再不回去，我们陈团长可要急死了。下次来吧。”

我就说：“那么我陪你走一段吧。”她还要推辞，我却跟着她走出了洞子。

出得洞来，我一开口就问起小刘的事情。她听到小刘的名字，马上说：“小鬼有个东西要我交给你！”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脸色马上变了，压低声音说：“笔记本。小鬼还说——”

“他怎么说？”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他等了你几个月，他还以为你回国去了呢！”她答道，埋下头往前走，也不再看我了。我过了半晌，才再问一句：“他伤得怎样？”我心里不好过，我好像又看到小刘那张皮球似的脸，他笑得那么高兴地说：“我一定等着你！”

王芳一面走，一面说，好像在自言自语：“小鬼从医疗所上车回国的时候，两条腿都锯掉了，他还在哼《歌唱祖国》，还说装好了假腿就回到前线来。他比我坚强多了。”

她一直不讲话，我后来实在忍不住又问一句：“他没有危险吧？”

她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他一定会活下去，比我们还活得久。他没有腿，也能做许多、许多好事情。”她很激动，不过声音很坚决。但是这以后她又不作声了。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文工团的住室。我拿到笔记本，马上打开翻看，在第一页上，我看见小刘亲笔写的四行字：

“忠于团，

就要忠于自己的工作；

爱祖国，

就要爱自己的同志。”

王芳站在我旁边，低声念出了这两句话，然后解释道：“小鬼说他以后不一定能再见到你，请你留下这个做纪念吧。这些字是他入团的时候写的。”

我郑重地放好了笔记本，跟王芳紧紧地握一次手，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节选自巴金《团圆》，有改动）

（注）1952年冬天，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土地。在朝鲜战场上，他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