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汞污染

    1953年，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怪病”，称为“水俣病”。这种病症最先出现在猫身上，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而死。不久，陆续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患者步履蹒跚，手足麻痹乃至变形，神经错乱甚至死亡。后来发现，这不是传染病，而是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水俣湾一家化工厂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使用了含汞的催化剂，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其中有的是甲基汞，有的是无机汞，而无机汞会与水体或水生物的有机物反应生成甲基汞。甲基汞的脂溶性非常强，可以在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并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被肠胃吸收，侵害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公司和政府对水俣病的认定只考虑直接接触甲基汞所导致的症状，而这种症状与甲基汞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所导致的症状不完本相同。因此，只有部分水俣病患者获得认定。

水体中汞污染是人类健康的隐患。因为水中的微量汞，经过水中食物链（如：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小鱼大鱼）的逐级转移，在食物链顶级生物体内可以富集到数千至数十万倍。以美国金枪鱼罐头为例，1953年含汞量为0.08PPM^[注] ， 到了2005年就增长至1.79PPM。对以鳌鱼和综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法罗群岛居民的追踪调查发现，他们的血汞含量可能是全世界人群中最高的，达到6PPM。鱼类体内的汞主要为甲基汞，其百分比随着鱼龄增加而增加，一年生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的31%-35%，8-12年的鱼所含汞中的甲基汞为67%-100%。在一般情况下调查和监测鱼类的含汞量，对于了解水域汞污染程度十分必要。

    目前全球人为活动向大气排放的汞达2000吨／年。汞很容易蒸发到大气中，并且能够随着空气团作全球范围的迁移，在大气中停留几个月甚至一年。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会发生沉降，并在当地食物链生物体内聚积。由于汞的这种属性，它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性污染物，是除了温室气体外唯一一种对全球范围产生影响的化学物质。

    我国是汞生产和消费大国，十分重视汞污染防治研究。有研究表明：中国汞污染的健康影响途径与其他国家不同，不能照搬欧美研究成果评价中国汞污染情况，如在北美和北欧地区，某些鱼类体内的汞浓度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但我国贵州即使在汞污染较严重的地区，鱼体内汞含量却相对较低。另有研究发现：汽车尾气中的汞进入到空气中后，可以被植物吸收，因此路旁植物中汞的含量要高于公园中的植物；北京市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煤和汽油燃烧的汞释放、化工厂的汞排放，贵阳市的汞污染原因则是土壤高汞背景值以及原煤汞含量高。

    垃圾焚烧是汞污染的又一个主要来源。垃圾中的汞主要来自电池、体温计、日光灯等，如果能对含汞废弃物采取比一般生活垃圾更严格的处理措施，将有利于减少汞污染。

【注】PPM：即百万分之一。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知斯夫，不含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合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入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

    “中国哲学”一般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然而，仅仅从知识系统或学科分类的视点去看待“中国哲学”，又是不完备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其中驻台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思考，还有中华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价值；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形成比较性研究的知识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既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价值，亦没有获得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

    4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性及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化。一方面，靠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打扮的状况已属过去，学者们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的新理论与方法，学者们通过了解世界哲学发展现状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借鉴，避免自说自话。范式转化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凸显、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学者们努力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 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修养功夫论、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40年来，中国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传统哲学与现代的关系，经与经学，诸子百家，佛教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等，已成为热门研究方向或显学。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也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各少数民族的哲学史著作值得称道，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进入到了自觉的反思与总结的阶段。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以新的研究视域与诠释方法进行研究的个案与通论性的各民族哲学史的论著发表、出版，特别是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

    4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朝着全面认知与体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主体性具体建构的特征。文化自信，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自信。礼乐文明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天人互动，理想与现实贯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谐的智慧已超越了国界，可以贡献给全人类。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为人类自然生态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伦理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现代人养育社会会德及健康的心性情才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

    学习语言文字不是最终的目的，而要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依靠它来学习、掌握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人类之生存之目的别有所在；换言之，即教育之目的亦别有所在，而语文不过为便利达此目的之工具。”（穆济波）。如果这个工具不是最便利的，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教育发展的障碍，制约着整个教育目的的实现。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书面语言逐渐成了一个国家中大多数成员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其他知识技能的基本工具，原来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被某一特定群体所垄断的文言文无法日益深入、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层次、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就不可能达到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目的，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相反，以口语为基础的、日益扩大使用范围的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其优越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

    文言文这个交际工具的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人们因交通、通讯等因素的限制，各地区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广泛交际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能够克服因地域的差异、方言的差异等造成的不便利因素，从而成为超地域、超方言的语言体系，成为一个相对有效的交际工具，“古时代的汉人的多种地方方言分歧的现象使以表意符号为基本特点的方块汉字成为一种特殊‘超方言’的书写系统，以之作为全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际工具，各地区的人民只要掌握了方块汉字，就能在它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彼此互相了解，进行交际。”也正是因为其具有超地域、超方言的特点，使文言文与人们的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人们用它作为交际工具，自然是非常不便利的。因为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与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也很少有关系，所以要掌握这个工具，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特意去学习并深入到另一个语言系统之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机会，而多数人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人都需要掌握书面语言这个工具，才能满足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当人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学习并掌握这个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书面语言时，必然选择最容易操作、最实用的，就好像挑选一种工具一样。同时还应该看到，要使人人都学习掌握语言文字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基础的。从经济的投入产出的规律来看，也要求教育的内容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容易学习掌握的，否则所消耗的人、财、物力会更多。

    另外，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推动文言文向白话文教学转变的重要原因。随着新思想、新科技的传入，新的事物和内容需要新形态的词汇和文体进行表述，而要在文言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和文体就变得相当困难，因此必须用新的名词和新的文体。因为任何语言的发展都必须是建立在语言结构系统发展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是由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使原来语言系统中产生新的语言成分，这些新的语言成分的进入促使语言系统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内部矛盾，正是这内部矛盾促使原语言系统发生变化，推动语言向前发展。

（节选自郑国民《近代普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

    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危机就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尽管经历多次重大危机，但资本主义一再从中脱身，这表明资本主义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和危机应对机制，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制度弹性。归纳起来，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通常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机制弹性。

    收缩。在主要体现为“需求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通常会进行战略性退却，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保存核心利益，从而延续制度本身。比如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进行妥协、构建福利制度体系、引入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经济进行国家调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这些举措，缓解劳资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保持资本主义运行环境的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保证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

    扩张。在主要体现为“供给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战略扩张。

    首先是在物理空间上进行扩张。对内强化资本力量、压缩劳工空间，减少调控；对外强力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次是在抽象空间上的扩张。即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本实现样态，如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业是社会空间的资本化。再次是在时间上的扩张。比如以信用为基础，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借贷经济，鼓动消费者进行透支消费，使得资本主义消费向未来扩张，在当下实现本来只能在未来实现的剩余价值。

    转移。转嫁和输出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在当代，危机的转移相对以前更加隐蔽。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规模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待遇，在当代，危机的损失更多由资本主义国家隐性转嫁给人民。二是向外部输出危机。不同于以前战争的方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转嫁危机更多采取隐蔽的金融方式，凭借金融霸权，把危机输出到全世界。

    在上述制度机制弹性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延续，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回旋空间是有其限度的。资本主义收缩、扩张、转移的限度，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限度，即资本主义自身调整的限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资本自身。资本具有使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但同时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地实现自身增殖，因此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将导致资本自身的终结，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主义越发展，这个矛盾就会越突出，资本主义的弹性就越接近其总限度。

    总之，资本主义的弹性无法克服的最终限制就是资本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的“刚性内核”。

    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不管如何腾挪、转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无法跳出资本主导的框架。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弹性运动又使得资本主义不断逼近这个最后限制。在这种弹性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螺旋式上升，其危机也螺旋式升级。对危机的各种应对，在表面上缓解危机，又为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伏笔，在危机的螺旋式升级中压缩了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其自身的历史极限。

（摘编自张严《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与弹性限度》，《光明日报》2019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