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注意，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它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伴随诸多心理过程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或曰心理特性。注意是心理过程的始动因素，并且总是伴随各种心理过程存在。审美心理过程也是从审美注意开始的。

    注意通常可分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两大类。所谓无意注意，是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绮丽的自然风光引起我们的审美注意，多是这种类型。而有意注意，是指那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在必要时还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产生的审美注意，多属这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注意尽管有所区别，但在审美实践中常常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许多情况下，两种注意是同时存在（虽有所侧重），或者交替进行和互相转化的。例如我们观看舞台上的演出，先是有意注意使我们把视觉和听觉集中于舞台上的角色，当新的角色登场，我们的注意力随即转向新的角色，这时就自然过渡到无意注意了。

    关于引起审美注意的原因，除了审美主体的个体倾向和内部状态（如审美需要和兴趣，心境和情绪状态）以外，主要是审美对象具有各种能引起人们愉悦情感的属性。如鲜艳的色彩、和谐的组合、适度的比例、流畅的线条等等。这些引起注意的审美属性中，最重要的是对比强度和新异性。

    以对比强度而论，属于互补色的红与绿，配合得宜，彼此都可增强对方的强度（鲜明度）。“绿叶扶红花”是美的，而尤以所谓“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更美。因为“万绿”作为背景和陪衬，更加突出了“一点红”的强度。倘若叶花等量，红绿各半，那审美效果怕要削弱许多。对比强度还表现在，在相对静止的背景中，动的对象更容易引起注意。蔚蓝的天空，苍鹰翱翔；浩瀚的大海，巨轮披浪；无际的平川，列车飞驰；明亮的舞台，角色变换等等。在人们的视野中，苍鹰、巨轮、列车、角色等因其动很容易成为注意的中心，而天空、大海、平川、舞台，因其相对静止而往往成为注意中心的陪衬。当然，这绝不是说只有动态才显示美，而静态就不显示美。动态和静态在特定的场合各有其美，而且二者常常同时存在、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以审美对象的新异性而论，最好的例子是当代青年人的服饰。青年人都希望将自己打扮得更美一些。一件设计新颖的服装，常引起一些人的青睐，于是他们竞相模仿，形成“流行热”。之后，一种造型、色彩更新颖的时装又悄然兴起，于是他们又开始模仿和追求。又如，欣赏过韩美林动物画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笔下的动物格外可爱，给人的美感享受格外丰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它逼真么？恰恰相反，他的画多是变形画，线条非常简洁，圆弧形运用较多；色彩铺张，斑驳交错。韩氏画法的核心是突出了一个“新”字。唯其如此，他的画能引起更多观赏者的审美注意，以至几度出国展出，都引起轰动，盛誉不衰。

（选自陶功定《美学》，有删改）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

    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李泽厚

    ①传统画中的美学趣味从北宋前期经后期过渡到南宋，由“无我之境”逐渐向“有我之境”推移。

    ②北宋前期的宫廷画院，因为极度闲暇和条件优越，把追求细节的逼真写实，发展到了顶峰。所谓“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以及论月季四时朝暮、花蕊叶不同等故事，说明这种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成了宫廷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

    ③与细节真实并行更值得重视的另一审美趣味，是对诗意的极力提倡。与上述的孔雀升高等故事同时也同样著名的，是画院用诗句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等做题目，要求画师既含蓄又准确地表达诗意。画面的诗意追求开始成了中国山水画的自觉的重要标准。

    ④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南宋时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创造了与北宋前期山水画很不相同的艺术意境。

    ⑤从马远、夏珪等南宋许多名家的山水小品如深堂琴趣、寒江独钓等来看，这一特色极为明显。它们大都是在工致精细的，极有选择的有限场景、对象、题材和布局中，传达出某种特定的浓郁的诗情画意。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与北宋前期那种整体而多义、丰满而不细致的情况迥异。它们在对有限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情调诗意。比起北宋的意境，南宋山水画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更小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更精巧细致，抒情性更浓厚、鲜明。像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山水小幅里，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或远水平野，只一角有一点点画，令人看来辽阔无垠而心旷神怡。南宋山水画把人们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引向更为确定的方向，导向更为明确的意念或主题，这就是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二种艺术意境。

    ⑥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有了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诗意的追求和情感的抒发，尽管比北宋山水远为自觉和突出，但基本上仍属于对自然景色的真实再现。所以，它处在“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中，是厚重的院体画而非意气的文人画。它基本仍应属“无我之境”。

（选自《美的历程》，有改动）

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我们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先人创造、建构了庞大的文化体系，为今人积累了丰美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其中既有严谨朴实、情礼交融的日常生活信条，意境高远、笔触深沉的文艺作品；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深邃广阔、精义入神的哲学理论；更有存在于佛道、中医、武术、气功之中的生命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在近现代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忠勇无畏、团结奋战的革命精神。这些不同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将对未来人类文明作出具有华夏色彩的卓越贡献。我们的文化底气与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有关，当然这些财富仅是必要条件。没有今人的转化创造，这些财富也只能是被封存的资源而已。

    我们拥有有利的文化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当今社会文化创造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障机制，提供了激发文化活力和推动文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世界文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为文化创造提供了相较于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优越的条件。当下，我们触手可及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各种资源，我们亦可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获取资源、开展文化整合创造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网络虚拟性和生活真实性的高度融合极为适宜文化创造实践，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前人不可想象的新颖社会环境。但是一些陈旧体制的障碍，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创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文化创造活动。从哲学历史到文艺影视再到科学技术，我国文化发展规模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同样，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发展，我国文艺影视在国际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实力逐渐得到世界认可，但这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未来巨大的文化发展成就值得期待。

    由此，文化自信的底气不是墨守成规、虚夸自负，而是来自文化创新，来自新时代条件下下激发的巨大文化创造能力及成果，来自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构筑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①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②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③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④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⑤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⑥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