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审美视野的逐步扩大。在自然美领域，从对动物的审美到对植物的审美，对山水的观赏由“比德”到“畅神”的转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处于狩猎生活时期的欧洲原始洞穴画作者，尽管生活在不乏美丽植物花卉的环境里，但他们着意描绘的只是经常与之周旋的野兽形象。我国仰韶彩陶，已有鱼、鸟、蛙等自然物的形象，但它们都是脱离各自的生存环境被加以表现的，几何化的写意手法和强烈的变形处理，表明这些自然物已变成象征符号，还谈不上自身的美。周秦以后，山川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

    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提法，和《荀子》一书中所记的孔子“以玉比德”的观点，都可看成代表。这种用自然物比附人的德行的观点，虽仍有其片面性，却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同实用感相分离，转为道德情感的满足，表现了历史的进步。《诗经》常以鸟兽草木比兴，作为抒发情意的借用物。《离骚》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都表明“比德”观念对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以物喻人的形象，所以就使自然物往往附着了传统的隐喻意义，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直到今天还影响人们对这类自然物的欣赏。

    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王羲之《兰亭集序》写到自己面临会稽山阴兰亭一带有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的美景所产生的感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宗炳平生“眷念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酷爱描山画水，认为再现山川之美，足以“畅神”。他说“峰岫娆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以，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肯定观赏和再现自然美可以“游目骋怀”，可以“畅神”，也就是肯定从自然界可以直接得到审美的满足。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时比西欧早一千多年。在这种观点基础上诞生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宗炳、王微的山水画，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具有开山意义。由此而形成的专事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品类——山水诗画，后来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对人类艺术宝库的卓越贡献。

    宋词中的帘，品种繁多，状态各异，就前者言，有珠帘、绣帘、画帘、翠帘等等；就后者言，有卷帘、开帘，低帘、高帘，下帘、上帘，疏帘、重帘，等等。帘的原始功能在于遮蔽和阻隔，但这种“遮”和“隔”又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侯门一入深如海”那样遥不可及，也不像“墙里秋千墙外道”那样难以逾越。可以说，帘之妙处正在于它的隔未全隔，而通未全通，也可以说是隔犹未隔，通犹未通，只看当事人的心态和感觉如何，这便预示帘的阻隔功能具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双重内涵。以词人常用的“隔帘看未真”一句为例，就可以产生两种感受截然相反的心理。第一，乐观的视角：虽然隔帘看未真，但毕竟是看到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慰藉；第二，悲观的视角：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了，然而毕竟得不到真切实在的接触，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当人与人（通常是帘内的女子和帘外的男子）隔帘相对时，二者就入了一种微妙的情境中。帘内的世界对帘外人言，就成了一种神秘幽深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对他而言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却不可接近，那样地引人入胜却不可触摸。而帘外的世界对帘内人而言，则隐喻着一种美丽然而难以预测的诱惑，一种与当下生存不同的别一样的激情与热烈。在她内心深处，不管是接受还是抗拒，那样一种隐密的渴望已经被点燃。此时的帘，不仅隔开两个人的身，似乎也隔开了他们的心，至少帘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帘内的人对这帘外人的态度是不很明朗的，道是无情又似声声呼唤，道是有情又似诸多推拒。

    有时候，帘内人虽然在场，却未出场，即她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却未表现出任何情感的波动，这对帘外人来说，似乎更成为一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惆怅。如舒亶《减字木兰花·蒋园口号》，帘内的她，既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曾经装点过他春日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去触动了一份敏感的心情。她凌波微步地来，亦是行云流水地去，对于帘外的他来说，显得这转瞬间的相遇犹如一场迷离的梦。

    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即帘外人与帘内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有一方是缺席的。一种情境是帘外人的缺席。我们从帘内女子的举动神态及她所表现出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触与忧思，可以看出她此时此地的寂寞、无聊、慵倦。这一切都隐秘地传达出了对未出场的帘外人的渴望，也是她对一种新的生命与生活的渴望。

    还有一种场景是帘外人在场，而帘内人缺席。也就是说，抒情主体仅看到了帘，而并未看到所想看到的对象，但仅是帘这一物件已引起了他无限的联想。由于帘内人的不在场，因此帘内的世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以它的空洞引起了抒情主体的反感。但他仍然想象着她室内的景象，回忆着曾经的甜蜜与温存。他对她的渴望因了她现时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沉重和痛苦，也因了她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纯洁和真挚。

    帘作为一种柔情而忧伤、具有强烈女性化倾向的意象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有词作为一种文体本身的限定，另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心态也有较大关联，尤其是对这一意象的处理中，词人普遍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既无力进行抗争，又无法断然舍弃，结果只能在忧郁、感伤、惆怅中自语自慰，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柔弱的艺术世界，“一重帘外即天涯”，词人在狭小的情感空间里默默咀嚼孤独与寂寞。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是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修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1986年的春天，可能来得比哪年都早。这年3月，由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报党中央的“国家高新技术发展建议”被邓小平批准。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的出台，对中国开始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从这一年开始，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论证，对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逐渐形成了共识：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江泽民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载人航天，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都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终于又开始了向太空进军新征程。

    叙事传统主要指相沿成习的故事讲述方式。讲述方式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信息在传播时会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一旦按照某种糢式或套路讲述故事成为习惯，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讲述人便会自动沿袭这种习惯。这种“路径依赖”后面的机制并不复杂，以故事中主要行动的重复次数为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备三顾茅庐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都是“以三为废”，二打或四打白骨精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对国人来说还是“三”打白骨精更符合预期和习惯。

    叙事即叙述事件，而事件又是由行动构成。如果说中国的讲述方式比较强调时间中的行动，那么西方的讲述方式更多关注空间中的行动。中世纪的《十日谈》《堂吉诃德》等离不开四处游侠、上天入地、流浪跋涉；18世纪的鲁滨逊、格列佛等风尘仆仆地到处旅行；19世纪的歌德、雨果等喜欢以闯荡、放逐、游历为主题。讲述方式关乎性格与经历，西方人主要是牧人、猎户、渔夫与海员的后裔，旅途奔波、路上风景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其叙事更多涉及空间的移动。相比之下，农耕生活导致国人较为留恋土地和家园，出门在外必然造成有违人性的骨肉分离，在安土重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为了有违家族伦理的负面行为，远方异域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讲述价值。《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名义上出国到了西天，沿途的风景人情却与中华故土大同小异。

    中国的叙事传统根植于农耕时代，蕴藏着大智慧。中国故事关乎“中国”，不独《三国演义》，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故事，只要涉及分合话题，都在讲述“合”是长久“分”为短暂，“合”是正道“分”为歧途，“合”是福祉“分”为祸殃。中华民族用故事把国人紧密地“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的网络之中”。家国团圆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局。而历史上许多民族一度以自己为主导发展成规模极大的群体，后来却因内部噪音太多而走向分裂。

    全球化时代的国人必须学会并追应与更多的陌生人和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根植于农耕时代的叙事传统亟待改变。以标志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历届获奖的长篇小说甚少涉及国门之外的事物，作家们更多描绘的还是国门之内的“这边风景”。这样的生产状况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温饱无虞的国人已开始向往远方和异域。“诗与远方”成了互联网上的高频词，许多人都在谈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在社会变革日益加速的当下，我们的文学不能无视这一现实，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讲述好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一方面要摒弃“外面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的心理，另一方面要更多讲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故事。讲好时代变局中的中国故事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摘编自傅修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

我生命中最特殊的女朋友

龙应台

很多年以来，当被问到“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件后悔的事”，我多半自以为豪情万丈地回说：“没有。决定就是承担，不言悔。”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否后悔过什么，有的，美君，我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在场。

阳台上的玉兰初绽，细细的香气随风游进屋里。他坐在沙发上。

他爱开车带着你四处游山玩水，可是不断地出车祸。这一回为了闪躲对面来车而紧急刹车，让坐在一旁的你撞断了手臂。于是就有了这一幕：我们三人坐在那个黄昏的客厅里，你的手臂包扎着白色纱布，凄惨地吊在胸前。你是人证，我是法官，面前坐着这个低着头的八十岁小男孩。我伸手，说：“车钥匙给我。”他顺从地把钥匙放在我手心，然后，把准备好的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完全没有抵抗。

我是个多么明白事理又有决断的女儿啊—他哪天撞死了人怎么办?交出车钥匙，以后想出去玩就叫出租车，儿女出钱。

后来才知道，我是个多么自以为是、粗暴无知的下一代。你和他这一代人，一生由两个经验铸成：战争的创伤和贫困的折磨。那些幸存的人，即使在平安静好的岁月里，多半还带着不安全感和心灵深处幽微的伤口，对生活小心翼翼。一篮水果总是先吃烂的，吃到连好的也变成烂的；冰箱里永远存着舍不得丢弃的剩菜。我若是用心去设想一下你们那一代人的情境，就应该知道，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可能愿意让出租车带着你们去四处游逛，他会斩钉截铁地说：“浪费!”

从玉兰花放的那一个黄昏开始，他基本上就不再出门。从车钥匙被没收的那一个决断的下午开始，他就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第二件后悔的事，和你有关。

    我真的可以看见好多个你。

    我看见一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女孩，跟着大人到山上去收租，一路上蹦蹦跳跳，时不时停下来采田边野花，又滔滔不绝地跟大人说话，清脆的童音和满山嘹亮的鸟鸣交错。

我看见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的民国姑娘，在绸缎铺里手脚利落地剪布卖布，仪态大方地把客人送走，然后叉腰跟几个蛮横耍赖的士兵当街大声理论，寸步不让。

我看见一个神情焦虑的妇人手里紧紧抱着婴儿，在人潮汹涌的码头上盯着每一个下船的男人，寻找她失散的丈夫；天黑时，她蹲在一条水沟边，拎起铁锤钉钉子，搭建一个为孩子遮雨的棚屋。

我看见一个在寒冬的清晨蹑手蹑脚进厨房做四盒热便当的女人。我看见一个姿态委屈、语调谦卑，为了孩子的学费向邻居朋友开口借钱的女人。我看见一个赤脚坐在水泥地上编织渔网的女人，一个穿长筒雨靴涉进溪水割草喂猪的女人。我看见一个对丈夫坚定宣布“我的女儿一样要上大学”的女人。我看见一个身若飘絮、发如白芒的女人，在丈夫的告别式上不胜负荷地把头垂下……

    我清清楚楚看见现在的你。

你坐在轮椅中，外籍看护正在一口一口喂你流质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着你满布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体温一定透过这一握传进你的心里，但同时我知道，你不认得我。

我后悔，为什么在你认得我的那么长的岁月里，没有知觉到：我可以，我应该，把你当一个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们彼此之间做些什么?

我们常常约会—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去听一次远方的乐团演奏，去欣赏一个难得看到的展览，去吃饭，去散步，去喝咖啡，去医院看一个共同的老友。我曾经和两个同龄女友清晨五点摸黑到寒冷的擎天岗去看日出怎样点亮满山芒草。我曾经和几个年轻的女友在台东海边看满天星斗到凌晨三点。我曾经和四个不同世代的女友在沙溪里看柠檬黄的月亮从天边华丽升起。我曾经和一个长我二十岁的女友在德国莱茵河畔骑脚踏车，在纽约哈得孙河畔看大河结冰。

而你，美君，从来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单里。

你啊，只是我的母亲而已。

一旦是母亲，你就被抛进“母亲”这个格子里，定格为我人生的后盾。后盾在我的“后面”，是保护我安全、推动我往前的力量，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你。

为什么我把自己从“母亲”那个格子里解放了出来，却没有解放你?为什么我愿意给我的女朋友们那么多真切的关心，和她们挥霍星月游荡的时间，却总是看不见我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渐渐白，身体渐渐弱，脚步渐渐迟，一句抱怨也没有地看着我匆忙的背影?为什么我就是没想到要把你这个女人看作一个也渴望看电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电话说“闷”的女朋友？

我抽出一张湿纸巾，轻轻擦你的嘴角眼角。你忽然抬头看我—是看我吗?你的眼睛里有好深的虚无，像一间屋子，门半开，香烟缭绕，茶水犹温，但是人已杳然。我低头吻你的额头，说：“你知道吗?我爱你……”

    那是多么迟到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誓言啊。

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信，把你当作一个长我二十六岁的女朋友——尽管收信人，未读，不回。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