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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古代“家”具有三重文化意蕴

        从“对话”的视角看中国古代之“家”,不难发现,“家”的功能经历了一个从祭祀、生产再到住所的过程。换言之,“家”是人与神灵对话、人与自然对话以及人与人对话之所。

        家是人与神灵对话的场所。祭祀对中国古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仅是对神灵和超自然对象的臣服,也是人与神灵交流的一种方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天神地祇由天子祭,诸侯大夫祭山川,士庶只能祭祀祖先和灶神。《孝经·士章疏》就有“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的说法。祭祀就是人与神灵交接对话的一种方式。

        祭祀需要场所,而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祭祀的场所。《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庶人祭于寝”。天子七庙指的是四亲(高祖、曾祖、祖、父)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诸侯五庙指的是父、祖、曾祖、高祖、始祖之庙。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

        普通的老百姓只是“寝祭”。寝祭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的对祖先的祭祀方式。贵族统治者的庙祭,是在寝祭基础上形成的。有意思的是,宗庙的主室是庙,王宫的主室是朝,而庶人住屋的主室则是寝,三者其实具有相同的功能。

        庶人的主室既称为寝,又可以称为家,寝祭就是家祭。通过这种对话,人们既可以表达对鬼神的敬畏,也可以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家是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载体。这种对话首先以生产的方式实现。夏商周时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就是宗族制度。而宗族作为政治、经济和生活的综合体,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此时的个体家庭,则是组成宗族的最基本的单元。《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庶人的具体家庭已经成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只不过土地仍然为宗族所有。每个个体家庭的人口在2—7人,每家有一个成年男性作为家长,家庭要按照人口服徭役。当时的个体家庭尚未从宗族中独立出来,在生产上实行的是“耦耕俱耘”的方式。按照《诗·周颂·良耜》的记载,在宗族内部,个体家庭之间相互形成劳动协作的关系,也就是“一族同时纳谷”,“出必共洫间而耕,入必族中而居”。以家为生产单位,人才实现了与自然之间有效的对话,而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

        家是人与人进行对话的情感港湾。《周易·序卦传》说“伤于外者,必返其家”。意思是受伤之后,一定会返回其家。之所以要返回其家,一是“亲亲之谊”可恃,二是“休戚之情”可同,不必与人争仇,不必与人争利。家即是夫妇、父母和子女的对话场所。如《诗·周南·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里的“室家”,指夫妇结合后的家庭。《汉书·匡衡传》有这样的表述:“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室家之道修”即夫妇之道修,就是夫妇之间的对话与和谐。

        综上,家是一个人情感的归属和保障,身体的安歇和庇护之所,亲属关系的维持之处。正因如此,《周易》才进一步说“家定而国家可保”,《大学》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    )
    A . 祭祀对中国古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人对神灵和超自然对象的臣服并与之交流的一种方式。 B . 古人祭祀有严格的分工,比如天子祭天神地祇,诸侯大夫祭山川,士庶则负责祭祀祖先和灶神。 C . 家最初是祭祀的地方,天子、诸侯大夫、庶人祭祀的地方分别叫庙、朝、寝。 D . 宗族制度早期,宗族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生活的综合体,也是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所以人还无法实现与自然之间的有效对话。
    【答案】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文章以时间推移为序,依次阐明了“家”是人与神灵对话、人与自然对话以及人与人对话之所的三重意蕴,脉络清晰。 B . 第2段援引《孝经·士章疏》“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的说法,意在论证说明祭祀就是人与神灵交接对话的一种方式。 C . 第7段引用《汉书·匡衡传》中的表述“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意在阐明家庭和谐的重要性。 D . 文章引经据典,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印证自己的观点,而且援引的资料类型多样。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天子、诸侯、大夫、庶人祭祀的对象、地点各不相同,这是由等级观念所致。 B . 中国古代“家”的意蕴应该是多层面的,视角不同,它呈现的含义也是不同的。 C . 之所以说“家是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载体”,是因为夏商周时期具体家庭既是组成宗族的最基本的单元,也是一个生产经营的单位。 D . “一族同时纳谷”,“出必共洫间而耕,入必族中而居”,说明这时期个体家庭尚未从宗族中独立出来。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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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列小题。

    提到“工匠精神”,也许我们会首先想到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玉器等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得磨。这里体现的对工艺精细程度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西方工业精神中从 99%到99.99%的追求不谋而合。这说明,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美、卓越、典雅等这些能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的艺术特征方面,东西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又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侧重于对刚性要素的重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上乘,无论是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以最高标准要求,并对最终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对产品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于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航海钟,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中国工匠“依天工而开物”“法自然以为师”,把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体验、揣摩感悟,倾注于一双巧手,让中国制造既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中既追求实用功能,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功效。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玉”,让人顿生“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感慨。中国的“工匠精神”附着于精美绝伦的作品,世代相传。天工开物,随物赋形,是中华民族对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共识。如果我们承继这种东方智慧,并学习西方对产品刚性要素的重视,应该会带来东方诗意和西方精准的美妙融合,成就中国制造业的独特风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浮气躁,制造业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工匠精神少有用武之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由“生存消费”转向“品质消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有言:“知者创物,巧者速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应于现代语境,“知(智)者”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设计者、科技的创新者,而“巧者”便是将设计与创新转化为优质产品的工匠。对于我国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而言,这二者缺一不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①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这三个特点,也是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论语》和《孝经》都有过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经历,就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迎合帝王的行为和心理,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则为“经”,不合则去之。

        ②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的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及被统治者选中。

        ③《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④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的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它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课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讨论文体,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炼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鲁迅论“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他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怡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向秀《思旧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闲情。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摘编自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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