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从何处寻（节选）

宗白华

    ①苏东坡论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日：‘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

    ②以上是东坡的话，所引的那首诗，不论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补，把它放到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辋川绝句里去是可以乱真的。这确是一首“诗中有画”的诗。“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画出来成为一幅清奇冷艳的画，但是“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二句，却是不能在画面上直接画出来的。假使刻舟求剑似的画出一个人穿了一件湿衣服，即使不难看，也不能把这种意味和感觉像这两句诗那样完全传达出来。好画家可以设法暗示这种意味和感觉，却不能直接画出来；诗人也正是从这幅画里体会到这种意味和感觉，所以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两句诗来补足它。这幅画上可能并不曾画有人物，那会更好地暗示这感觉和意味。而另一位诗人可能体会不同而写出别的诗句来。画和诗毕竟是两回事。诗中可以有画，像头两句里所写的，但诗不全是画。而那不能直接画出来的后两句，正是“诗中之诗”，正是构成这首诗是诗而不是画的精要部分。

    ③然而那幅画里若不能暗示或启发人写出这诗句来，它可能是一张很好的写实照片，却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画，更不是大诗画家王维的画了。这“诗”和“画”的微妙的辩证关系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吗？

    ④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这也是论诗画的离合异同。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至于太抽象。

    ⑤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美人的意态确是难画出的，那画不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古代诗人随手拈来的这两句诗，却使孔子以前的中国美人如同在我们眼面前。达•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画出蒙娜丽莎的美目巧笑，现在我却觉得我们古人这两句诗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画受了时间的侵蚀，后人的补修，已只能令人在想像里追寻旧影了。达•芬奇在这画像里突破了画和诗的界限，使画成了诗。谜样的微笑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天才真是无所不可。但是画和诗的分界仍是不能泯灭的，也是不应该泯灭的，各有各的特殊表现力和表现领域。

    ⑥诗里所咏的光是可以先后活跃的，但不能在画面上同时表现出来，画家只能捉住意义最丰满的一刹那，暗示那活动的前因后果，在画面的空间里引进时间感觉。而诗像《初日》里虽然境界华美。却赶不上门采尔油画上那样光彩耀目，直射眼帘。

    ⑦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局限着它的表现力和表现范围，不能相代，也不必相代。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形式里来。诗和画的圆满结合，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

    茶之于中国，就如同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茶是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茶伴随中国的历史篇章缓缓展开，中国茶史可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当时茶被作为一味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到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茶兴于唐，盛于宋，唐代饮茶蔚然成风，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产业的发展，全国范围内茶铺、茶馆鳞次栉比，茶产业和茶文化空前发达。陆羽撰《茶经》三卷，阐述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等林林总总，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到了宋代，宫廷、地方官吏、文人雅士皆尚茶、崇茶，以相聚品茗为雅，进一步推动了饮茶之风的

    蔓延。平民百姓也是不可一日无茶。“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这是宋代王安石对茶的赞美。明清时期茶叶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作罢龙凤团”使散茶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蒸青的制茶方法改为炒青，同时也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茶随着历朝历代的兴盛而兴盛，繁荣而繁荣。

    茶与宗教的关系历来也相当密切，不难发现，很多名优茶都与宗教有一段渊源，很多茶最早也是由僧人所种植打理。道教最早将茶作为得道成仙的重要辅助手段，视茶为长生不老的灵丹仙草。佛家也偏爱茶，认为饮茶能“破睡”，帮助坐禅修行，还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历古有“茶中有禅、茶禅一味”之说。杭州龙井寺产龙井茶，余杭径山寺产径山茶，庐山招贤寺产庐山云雾茶，“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一点都不为过。茶也影响了各族人民乃至外国的文化及传统。从广东人的早茶到北方人的大碗茶，到日本的日式茶道，抹茶文化及英国的英式下午茶。千年来，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与各地文化相融合，开枝散叶，浸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形式丰富的全球茶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更迭。与其同寿的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叶嘉木承载着五千年的岁月，蕴藏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名片。

    “和敬清寂”是日本对唐宋时期习得的中国茶道的提炼和升华，但其中的精神已很难在中国茶人中寻得芳迹；中国千余种茶的品种、传统制茶工艺也有一大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此时，急需国民更多关注茶学，研习茶文化，增进传播及教育，以保留、保护、复兴先人给予的茶文化瑰宝。

    永恒都是经典的，而要做到经典必先在当下时代成为风尚与流行。让茶在时下成为一种流行、不被淘汰，这是生存与传承的根本。如何把茶做得时尚，让更多年轻人喜爱和接受，是今日茶叶传承之路上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今天的90后、00后们将是未来二三十年茶学传播的主力军，要让他们接受茶，就一定要摘掉茶古板的帽子，给茶换上上新潮的衣装。其实，中国茶的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唐代茶就流行煮着喝，宋代流行点茶法，明清流行冲泡饮用。

（选自戎新宇《茶，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阿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中国哲学智慧对人类永续发展可能作出更大贡献。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则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

    ①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与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道、佛与宋明理学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因此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②中国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

    ③中国哲学特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实社会的治理，具有系统的社会治理的智慧与制度。在礼、乐、政、刑相补充相调剂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中，“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古代有“一夫授田百亩”的诉求并转化为计口授田制，有养老制度与“移民就谷”等荒政，对灾民、鳏寡孤独与聋哑等残疾人都有救济与保护制度。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作用，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④中国哲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国哲学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

    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与境界上。儒家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家是解脱的、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放下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有人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都具有调节性。

    “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以“爱人”为“仁”，爱人、同情人、关切人，是“仁”的主旨。“忠”与“恕”接近于“仁”。“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恕”是仁道的一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

    诸子百家、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是我国主要的思想传统。吃透了这些思想传统，我们就可以一通百通。这些思想传统中有无限珍宝，尤其是在个人修身齐家、社会与国家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有很多借鉴意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内在心灵的关系方面，在人类永续存在与发展的方面，人类一定要认真吸取先哲的智慧，切不可太过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材料一：

中国古琴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古典乐器。“和雅”“清淡”是古琴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古琴的深远意境。陶渊明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白居易诗“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都生动地表现了古琴高雅淡泊的审美境界。

“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东汉班固）在儒家思想中，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以清微淡远、平和雅正为意趣的古琴，被推为音乐中的典范。儒家认为琴乐能洗涤心灵，端正人心，禁止淫邪之念侵蚀内心。唐代薛易简在其所著《琴诀》中论述说：“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此琴之善者也。”由此可见古琴美学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紧密关系。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逍遥无为；道家音乐最理想、最崇高的境界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庄子将音乐分为天籁、地籁和人籁三类，认为“天籁”是音乐的最高境界，提倡音乐应追求自然之趣。传统的古琴制作采用的是丝弦，声音很小，但夜深人静之时，却能弹出真正的天籁之音。琴声细腻、微妙，绕梁不绝，令人思绪无限。弹奏者在弹拨古琴时会陷入沉思、冥想，心灵在琴声中得到净化和升华，与万物合和，进入“弦外之境”。由此可见古琴美学思想中所渗透的道家哲学。

嵇康《琴赋》把古琴推崇为最适宜君子修身养性的器物，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确是如此。古琴之音，既淳和淡雅又清亮绵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雅正平和，无过亦无不及。弹奏之人在古朴低缓而又沉静旷远的琴声之中，由躁入静，进而物我两忘。古琴所追求的高雅淡泊境界，是操琴者平和闲适的内心与清静的外部环境合而为一之后“心物相合、心琴合一”的一种艺术境界，体现了古人修身悟道的德行。

中国古琴音乐是一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艺术，它以独特的美学趣味，引人无限向往和追求。在人心易于浮躁的今时，亟需古琴这般恬淡平和的音乐，让人心得以安住沉静，回归内心本真的精神世界。

（摘编自魏育林《〈听琴经〉释义》）

材料二：

“琴者，禁也”，是儒家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

“琴者，心也”，是道家古琴文化的主要命题。

中国古琴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由“器”逐步归结到“道”的文化路途上，堪为大道流行的最佳载体。“琴并不简单地是一门乐器而已，而是某种文化之‘道’的转换策略”。古琴出现功能上的历史位移。

《红楼梦》第八十六回“寄闲情淑女解琴书”中，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黛玉这番话集中体现了古琴文化内涵之一的正统琴道——儒家的“乐教”思想，蕴涵了以乐成教的人文精神，以音乐的教化作用实现人生意义与人格完善的终极目标。

黛玉所称之古琴言“禁”，始自东汉桓谭的《新论·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后被《白虎通》加以发展、深化，演变为教化、修身和正心的传统琴道，且由于儒家在中国古琴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成为古琴美学的主流思想之一。在古代，琴被称为“圣人”之作，“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强调古琴的礼乐思想和修身之用这些经世致用的功能成为儒家古琴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如果格外注重音乐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将之视为音乐的创作之本而忽视其艺术审美价值，就必然导致重德轻艺，就会使音乐异化，沦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汉代《白虎通》以后，琴人、琴论大多言琴必禁，且范围不断演变扩大。儒家“琴之言禁”的命题，正是以突出古琴的非艺术功能为目的，于音乐审美中划出诸多禁区，“禁”逐渐成为束缚古琴艺术发展的桎梏，并形成古琴美学中的非美倾向。古琴从战国时家喻户晓的民间乐器到明清时知音者稀的变化，“禁”在其中起到极大的消极作用。 

《红楼梦》中黛玉谈琴除强调儒家“中和之道”、君子之质的人格完善，又深得其邃地描述了道家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人格修炼。“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天地清和”、“风清月朗”，“心不外想，气血和平”，可谓“与神合灵，与道合妙”（八十六回），如《庄周梦蝶》，“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古人抚琴，追求的是“操高山流水之音于曲中，得松风夜月之趣于指下”，林木扶苏，清风入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四言十八首赠史秀才入军》），从而产生心凝形释、包容天地、与万化冥合的心灵体验和空间感受。“琴者，心也”“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舒缓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清人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诠释的琴乐演奏与审美物证中的二十四个命题——二十四况，即为儒道互补，兼容并蓄，承前代众琴家之长，共同化育为自成一家的“淡和”的精神气象。“发乎情，止乎礼”，入世与出世，道德风范与艺术品格，古琴为儒道两家“琴道”的二元弥合构筑起更为和谐的支点，完成了物质与精神、心理与生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高度整合，以近于完美的“和谐”的存在，超越了一切时空和因果，走向艺术、人生的永恒与不朽。

（摘编自祁冰《古韵幽兰——古琴的文化内涵与<红楼梦>中黛玉琴心之探微》

材料三：

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还有一层，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方从容抬起，这才心身俱正。还要知道轻重疾徐，卷舒自若，体态尊重方好。”宝玉道：“我们学着顽，若这么讲究起来，那就难了。”

（节选自《红楼梦》第八十六回）

从赣南、湘西、四川嘉陵江、河南何家冲出发的4支红色大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虽然，这支队伍当时还十分弱小，而病榻上的鲁迅却坚信，这些九死一生的红色种子，就是“民族的脊梁”。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史诗——长征，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启示？

（一）

一条长征路，是一条鲜血浸透的红飘带。

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内的4支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有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途中。张震将军回忆湘江之战时说，仅他们一个团，就顶住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鲜血，染红了湘江，染红了一座又一座山头。突破包括湘江在内的四道封锁线后，在不到50天时间内，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人。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唐进新回忆说，每一战都有大批战友倒下，“但活下来的人毫不退缩，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这红色理想，就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共产党人创建的红色政权，点燃了像唐进新一样的劳苦大众心中的理想之火，也激发了他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雪山草地，是许多老红军难以忘怀的地方。多少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勇敢生命，倒在了川西水草地上。老红军李中权回忆说：“饿得摇摇晃晃，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可一旦爬起来，就向前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走！”

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红军战士的生命意志和能量空前迸发：粉碎了3倍、5倍乃至10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

（二）

一条湍急的河流横亘在红军北上的道路上。这，就是大渡河。

杨得志率领的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17勇士从浪尖上突向对岸。船少人多，大队人马无法迅速渡河。杨成武指挥的红4团以昼夜行军240里的神速，奔袭到泸定桥，在敌人未来得及毁掉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死爬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一个战士中弹跌入河中……其余的人仍奋力前进。红军冲到了对岸。

历史的昭示在于，在濒临生死绝境的关头，成立14年的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后，行使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的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长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面对兵力对比悬殊局面，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手笔，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长征，检验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党的领袖与普通的士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红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在彝族聚居的大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不仅使红军通过了这方多少年来没有一支汉族军队通过的地方，而且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把。长征道路上，红军先后经过了瑶、苗、回、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千上万的民族兄弟加入了队伍。红军的模范行动，使沿途2亿群众耳目一新，认识到红军是完全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人民军队。

（三）

在奠基陕北的第3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是时，由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正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上。这位美国女记者在她《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长征虽已结束，红军仍在创造历史。

经过长征考验，红军的意志、毅力，都发生了飞跃。正是这些人，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抗战爆发后，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

从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三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它们的源头，无不来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

事实上，从长征结束的那天起，长征及其精神的影响，就开始超越国度。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曾3次约见这位年轻人。今天，在长征路上，仍有众多外国人，沿着红军足迹一路追寻。在他们眼中，跨越中国西部的长征和横穿中国北部的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成了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长征胜利35周年时，聂帅亲自选址，把卫星发射场建在了大凉山。当一枚枚火箭从这方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地方直射云霄时，全世界都看到了尾翼上两团鲜明的标记：长征。

长征，已经留在了人类的史册上。长征精神，将继续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奋斗进程中。

（摘编自贾永《长征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