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艺术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

刘续兵

    祭祀文化是传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之一，祭礼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文庙祭祀所采用的礼仪称为“释奠礼”，是传统社会的“国之要典”，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祭祀活动根据对象不同一般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最初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祭祀”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

    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这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至清代，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以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行道之儒”，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

    历代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确实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含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

    文庙祭祀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历代重视文庙祭祀，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贤儒，同时，更是尊重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才是文庙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选自2013年03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近来，《无问西东》等影视作品相继登上热播榜首。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生动传奇，叙事布局环环相扣，人物形象立体饱满。然而它们最引人注意的闪光点却不是这些，而是结尾时主人公之间关于信仰、生命和爱的对白。其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标志着中国当代战争文艺作品的表达力和反思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战争文艺作品的自信力开始变得真正强大，因为只有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自信力，才会产生相应程度的表达力和反思力。

    就战争题材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对战争进行了回望性的思考，但在创作主旨、审美理念和写作手法等方面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八十年代之后，战争文艺创作开始摆脱单一性态势，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和国家民族形象意识较强的重构型作品，如《红河谷》等作品。新世纪以来至今，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哲理反思型的战争文艺创作逐步成熟，如《集结号》等。这类作品对生命个体的战争体验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追问，对宏大战争历史进行了本质性的探索，具有浓郁的生命哲学思考和理性精神叩问的色彩，达到了中国战争题材文艺创作的新高度。《无问西东》等作品能做到在叙述历史、表现战争的同时，既真切再现了战争年代的惨烈风云，又在再现时拥有着足够的自信，对战争双方的个体都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达到了从容自信、包容悲悯的哲思之境。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既在经济层面上走向了繁荣与富足，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出底气十足的大国自信，更在文化领域建构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这一体系接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在开放化、多元化的语境中确认了前行的思想资源。这一种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思想，使得文艺作品具备了超越性的自我生长力，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哲理反思品质奠定了思想资源。

    战争文艺应当表现战斗者的牺牲精神和英雄壮举，也应当探索战争的历史意义，但却不应热衷于简单地表现胜利方的欢欣之情。战争文艺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人的身体、生活、命运、灵魂，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中国文艺虽然不能回避诸多不足，甚至也有过大量“抗战神剧”一哄而上的情况，但我们相信，有了立足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底气和全球化的视阈，有了来源于强大自信的深刻反思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有着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

（摘编自赵启鹏《战争文艺的新时代品质》）

    在儒家关于国家的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而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一个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其价值仅被定性为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指文人士大夫所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也变得逼仄了。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

    其次，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超越世俗价值的雄强和果敢。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而不失善意，坚持原则而不伤大雅。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所讲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面向，但它归根结底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