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胃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万历元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行日讲。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便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节选自三联书店《万历五十年》）

    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闹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

    ⑧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阐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  何以悟“道”》，有删改）

民族学视野下的中国书法

罗海东

    中国式文人以独特的审美情感和系统的技术枝巧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主体的集体人格化、书写工具的强大表现力、书写技法的高度程式化、表现客体的形音义自足与千变万化，使得中国书法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字”，成为民族特色鲜明的专门艺术。在中国艺术内部，书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字是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而汉字的实用与书法的审美一体两用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书法地位特殊。历史上，汉字始终是中国的通用文字，故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民族跨度较大，更加广泛地承载着56个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调和的辩证法、自强不息的生命观、写意抒怀的艺术观等，在中国书法中均有集中的、综合的反映。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自然依随汉族的文脉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参与和创造。早在东周时期，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所出“中山三器”与“守丘刻石”，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作。楚汉相承，由南方少数民族参与创造的先秦楚系书法与周—秦文字系统一道，对汉代书法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汉代，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创立完备，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资源南北分流，由此逐渐形成1700年来中国书法碑、帖两大体系双峰并峙的基本格局。北方少数民族直接确立了北碑体系，也间接促进了南帖体系的发展。元代，朝廷为笼络士人，礼聘宋朝宗室赵孟頫并推赏其书法，赵氏倡导的复古书风，亦使宋末颓微的中国书法重回传统正道。同时，以鲜于枢、康里巎巎、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法家群体，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较高的艺术成就，为中国书法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许多皇帝偏爱书法并身体力行，对中国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崇尚董其昌和赵孟頫这两位继承型的帖学大家，令清代前期书坛延续了书法正脉。清代中后期，由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促成了碑学中兴的局面。

    因此，中国书法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在中华文化整合中的标志作用。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混融，其关键点在政治军事上表现为秦（代表黄河文化）灭楚（代表长江文化），在文化艺术上则以汉字（书法）之“书同文”为标志；其次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文献功能。书法遗迹即文字遗存，不仅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甚至在相关文献损毁阙如时成为研究某段历史某些问题仅有的线索，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例如被誉为“篆中之草”的《散氏盘》铭文，本为一篇地契，却是研究西周晚期诸侯国纠纷与土地流转制度的珍贵文献；再次对中国社会的维系调和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中和简静、含蓄深沉为主要审美取向，具有人文化育功能，关乎科举应试需要并与儒、释、道兼通的中国书法，为统治者治人尤其是治士独特贡献。不仅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书法、用书法，受到书法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入世不利的文化精英如苏轼、徐渭等，往往也以书法释怀寄情、寻求精神的超逸。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材料一：

注意力源于人的感觉和知觉对一定对象的选择指向和集中。各类企业通过挖掘消费者对自己产品（服务）的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者，产生价值和利益，形成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商业形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融合各类传媒内容所形成的视觉注意力经济和听觉注意力经济。近年来，在视觉注意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听觉注意力经济崛起，网络有声读物成为消费者的‚阅读新宠。从最早的唱片教材、广播剧，到磁带出版物，再到今天的网络电台，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有声读物市场越来越大。据统计，2018年，我国有声读物市场规模达到46.3亿元，用户规模达到3.85亿人。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商用化为各类媒体发展新的传播渠道提供了便利。在互联网这一没有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平台上，音频内容产品触网成为必然。同时，与网络视频内容相比，网络有声读物更能适应信息时代的‚碎片化时间消费，非常符合移动互联网的特性，消费者在运动、出行、锻炼等各类场景下都能使用音频。网声读物迎合了人们的多场景收听需求，人们在不方便阅读和观看视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络有声读物获取信息和知识，感受‚听读带来的娱乐魅力，满足求知欲。

网络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未来，知觉注意力将是注意力经济的主导形态。为适应注意力经济发展转型，我国网络有声读物平台一方面需要更多地关注垂直领域差异化经营。同一产业内，因产品在质量、款式、性能、销售服务及信息提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某一企业的产品能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有显著区别。产品差异化是企业竞争制胜的核心策略。无论是对单纯娱乐消费型用户，还是对知识获取型用户，网络有声读物平台都应打造垂直化内容。垂直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你持续的做同一个领域的内容。对网络有声读物平台的用户而言，垂直化能真正提升产品的影响力，增加用户粘性。对网络有声读物的同业竞争而言，垂直化可以形成竞争门槛，提升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还需要借力技术提升服务体验。信息技术的普及与融合应用，内容推送会更加智能，增值服务也会越来越多地与音频内容捆绑。以喜马拉雅FM为例，它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归类与剖析，不仅有针对性地推送符合用户喜好的音频节目，还利用LBS的定位功能为用户提供周边的生活服务信息，实现‚传播销售+服务三位一体的智能化运营。再比如，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音频的教育内容可以为家长们解决孩子用眼过度的后顾之忧，如果音频教育内容能够和未来的语音识别、VR/AR等场景应用结合，则可以打造出全场景、全媒体的学习平台。

（摘编自金雪涛《网络有声读物崛起与注意力经济的转型》）

材料二：

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及新媒体的日益普及，有声读物市场也日益扩大，受众越来越多。有声读物的内容、演播者的音色和表现形式，构成有声读物的综合艺术特征。有声读物的特殊性在于，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作用于受众，而是通过演播者的有声语言表达传递给受众。这种共鸣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受众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共鸣；第二种是受众与演播者产生的共鸣，这是有声读物特有的审美现象。许多演播者拥有悦耳的声音、精湛的演播技巧、深厚的文学修养，他们演播的作品深受受众喜爱，他们的声音成了标志性的符号，能够得到受众的认同。目前，有声读物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在提升受众审美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全媒体上的有声读物内容呈现鱼龙混杂的状态，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良莠不齐。一些有声读物平台，排名靠前的大多数是穿越，仙侠，盗墓等内容，而中外经典、知识、教育等内容则较少，甚至有的充斥着暴力、低俗等内容。这对审美受众的影响是极大的，会使人形成低级的审美趣味，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

有声读物的艺术质量需要制作技术来保证。传统广播电台制作的‚广播小说是由专业的编辑团队进行录制、制作的。从文学作品的选择、改编、录音、音效设计与制作，到背景音乐的搭配、音频的剪辑，都要经过精雕细刻并合作完成。而当下，有些平台只需一台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以录制、上传录音作品，对制作质量的审核也不够严格，很多作品背景音乐与内容不符，杂音较多，从作品选择到演播再到合成甚至只有一人完成，使作品效果大打折扣，实在不具备艺术性和欣赏性。

演播水平是有声读物艺术性的重要体现。优秀的演播者需具备规范的语言、悦耳的声音、纯熟的表达技巧、充沛的情感、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充足的演播经验。但目前，许多有声读物平台将文字作品简单地用人工智能语音进行合成，使得有声语言显得生涩、不畅。这样的有声文学作品，无法产生与文学内容相符合的情感，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此外，一大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声音不悦耳、语音不标准、表达不准确、情感不充沛，甚至还会念错的网络主播纷纷加入到有声读物的制作中，这样质量的作品势必会影响受众的感受力。

（摘编自刘超《有声读物提升受众审美的多维空间》）

材料一：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功利主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它把总量作为判断的依据。即它只考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愿望这一总量，却不考虑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就如人们面前摆着一个大蛋糕，如果平均分配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但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平均分配的准则，那些老弱病残幼，是无法保障他们的需求的。简言之，功利主义的目的过于简单化，它只是一味地强调要保护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却可以为了这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或者侵害少数人的幸福。于是，罗尔斯提出，正义对于如何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的理论一再强调的是要抛弃和废止那些会带来不正义的东西。只要在我们生活的体制下存在不正义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必须被体制抛弃，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那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和利益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这才是人民所希望和追求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中，罗尔斯十分重视对人的尊重，这不仅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对人权的保护，也从心理上符合人们的预期和向往，因此，人们很容易、愿意接受它。罗尔斯一直在引导和论证的正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并且他承认这种社会正义是存在差别的，即他的社会正义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尽管这样的正义带有一定的形式性，但是它的前提是确立了人的权利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因此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其强调的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体现。

（摘编自王伟《浅析罗尔斯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从古希腊到现代，从古至今，正义观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柏拉图与罗尔斯作为古今两大正义观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自然存在差别。

柏拉图与罗尔斯二人因时代背景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正义思想，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区别。柏拉图的正义观要求人们自律自省，罗尔斯的正义观则倾向于正义制度的约束。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伦理因素占主导，影响社会政治，指导社会生活。柏拉图提出的等级秩序与哲学王等观点，本质上都是社会对个人道德的制约，而不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约束个人。近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对个人约束的效用已明显弱化，单用伦理道德约束个人已变得十分困难，人们转向探求一条终极正义之路，追求真正正义的规章制度。罗尔斯的正义观与以往的正义观不同之处在于聚焦正义制度本身，并以此为前提，以责任与义务为个人的道德约束。

柏拉图认为雅典的民主制主张大众参政，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发展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由此，柏拉图认为社会正义的本质是“做好各自分内的事”，少数精通真正哲学的人应当担任统治者，而大多数人则居于被统治的境遇，这种观点与如今的正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自然是“反民主”的。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突出平等参与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参与无论形式还是实质皆为平等，且受法律保护，正义的社会不再由少数人把控。这一观点可谓极力拥护民主，也与其“自由”“平等”的正义观相呼应。

柏拉图正义观主要矛盾为“全能正义”的实现，全能正义包括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城邦正义通过各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得以实现，个人正义则在个人心灵达到善时实现。罗尔斯正义观主要矛盾为正义社会的实现，他认为应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若能解决这一问题，公民生活在正义的社会将自然而然产生正义感。因此，国家正义的实现不能直接引出个人正义。

（摘编自《古今正义观之变——柏拉图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