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书法是与中国文化特殊土壤密不可分的独特艺术形式。书指书体，即汉字。法指书写文字的方法和技巧。中国书法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文字书写的法则提高到一种艺术的境界，使之凭借汉字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发展成为一种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和文化心理的艺术种类。

②以韵为核心的书法艺术，并不以精熟的技巧与繁复的法度程序为最高境界，相反，它崇尚的是那种言语不能传达的意味，它同时启示了其中所含蓄的类似于诗的余味，以及对简朴到深远的艺术手法的重视。当思想感情和境界在自己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升华时，韵的意味也就从作品中显现出来了。崇尚韵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脱俗，使艺术家无论在人格形态还是在艺术形态上均要达到一种卓尔不群的境界。韵如橄榄，它需要慢慢地去体会、涵咏。如果说“不俗”是表示精神升进中的超越状态，那么“韵”则象征着精神超越的极致。而“韵”的获取则是在一切艺术本体之外的，即就书法而言，学者型书家较之于工匠型书家更为人所推崇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③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书法家绝大多数都有超绝的风度才情，书法只不过是其气质风采和神情心性的自然流露，是切断凡俗意识而垂直上升到超常的精神生活领域的一种标志。因而，书法只是文人“聊抒胸臆”的“余事”，所谓逸笔余兴，无所为方能有所为，这种心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是高级的、超俗的、儒雅的，各家不同风格的书法，都让人感觉到艺术品只不过是其真我本性、生命气息的折射。它不着痕迹，空灵蕴藉，以微妙的暗示与含蓄，让人去感受突破一切人为的形式与法则的境界，在生硬、挺健、雄浑之外欣赏一种超然的清淡。“韵”作为生命状态的极致体现，让艺术家如痴如狂如醉，它让我们在和古人典范作品交流中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流溢而出的令人神往的迷人气息。在瞬间的感悟中，让观者脱离现实的环境，沉浸在超越时空限制的审美快感之中，这就是古典书法作品中所设定的审美情境的奥妙所在。古人在观赏作品时须净手、屏息，以让自己有如对至尊的敬畏感，让自己慢慢地进入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去体味、领悟和感受这种超越性的存在。“韵”虽然不是一种物质，但是，在艺术家和观者共同创设的审美心理场中，它成了一种可感、可嗅、可触、可闻的物质实在。人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达到顿悟，使审美的障碍得以消解，从而进入无碍的自由世界之中。

④“韵”作为文化心理情结，使中国的艺术更为注重精神体现，表现出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的快活情绪，因而，艺术也就成了躲避世俗风雨的避风港。艺术家很少去参政议政，他们只是在放浪形骸、游心于天地之间之中获得快慰和满足。这样，艺术也就很少具有批判性，因为，它与俗世生活的发展并不同步，它有着自身发展的轨道。

    因推出“零口供”而一举成名的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重新定义“零口供”，并在有关文件中删去了“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字样。而正是这一表述，曾被认为是把沉默权引入了中国司法界，并引起很大争议。

    去年8月，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其做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在排除有罪供诉的前提下按照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危害后果如何以及犯罪事实发生的经过等要素，运用全案证据进行论述，得出嫌疑人犯罪的结论。该院当时把“零口供”定义为：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办案人员通过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其有罪。而在最新一稿的《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里，“零口供”被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影响为零。在删去“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在鼓励其如实陈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陈述”。

    所谓“沉默权”最早源于英国。在17世纪英国的利而伯案中，利而伯以“自己不能控诉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他的做法得到英国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沉默权制度开始显露雏形。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以及告知沉默权的规则，作为刑事法制的重要内容，二战后不仅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确立，而且其精神也被联合国的重要文献所确认。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 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2014年1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①生物识别技术主要利用人体固有生理特征（如指纹、声纹、人脸、虹膜等）和行为特征（如笔迹、声音、步态等）进行个人身份鉴定。人脸识别与其他生物识别技术相比，有准确率高、非接触、速度快等特点，在许多国家的政府、军队、商务、安防、娱乐等领域推广应用，潜力巨大。

    ②当前，对于人脸数据的违规采集、泄露、窃取以及非法交易和利用等问题是人脸识别技术和数据库存在的主要风险。人脸识别系统极易受到各类仿冒攻击，常见手段包括盗用合法用户人脸的照片、视频及三维面具等。攻击者借助人脸关键点定位和自动化人脸动效技术，将自拍照由静态改为动态，完成刷脸登录需要的眨眼、张嘴等动作。人脸数据泄露的三种主要途径有：互联网公司的不当采集，用户上传与分享，人脸数据库被攻击和窃取。当今世界，数据泄露案件频发。2018年，美国某社交平台多达5000万用户的个人照片、视频等隐私信息被泄露。人脸数据也是致命武器研制的基础与核心，将人脸识别和机器人控制等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制造自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种技术，一旦被运用于未来战场或被恐怖分子利用，后果将异常严重。因此，加强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规范势在必行。

    ③保护好我国人脸的数据和模型，完善生物识别相关法律法规。一要建立生物特征信息相关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保障人脸数据的安全、规范使用。既能约束从业厂商、数据运营方，做好隐私保护工作，又能取得公众理解和支持，推动技术创新升级，获得共赢。二要加快制定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个人信息控制权、遗忘权等信息权利，健全个人对信息权利的投诉和救济机制。三是落实生物特征数据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安全主体责任，厘清大数据下政府、企业及个人的数据权责问题，规范数据市场法治秩序。

    ④安防领域规范人脸模型训练和流转，建立人脸大数据中心。在技术上，公安系统建立人脸大数据中心，在物理隔绝的专网内存储人脸数据。在法律和行业规范上，规定并区分数据和模型流转的法律关系：数据和模型的流转必须有详细、有区别的法律手续背书；对数据进行训练得到的模型，不能改变数据属主对模型的拥有关系。

⑤人脸识别在重要领域的应用要慎重，建立多因子识别管理体系。虽然生物识别的准确性等问题会随着技术进步逐步获得改善，但生物识别身份却存在难以克服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对于生物识别产品来说，即使检测准确度达到99.99%，一旦大规模应用，给人身财产利益带来的损失也将十分巨大。采用多因子识别管理体系，与其他身份识别手段相结合，可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科学性。

（摘编自周进、杜彦辉《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风险与防范》）

    材料一：

    刘永坦，1936年12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他率领团队全面自主创新，实现对海新体制探测理论、技术的重大突破。1月8日，因在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研制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82岁的刘永坦站到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

    （摘编自《刘永坦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2019年1月9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早在1991年，经过十年科研，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荻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城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千扰是最大的难题。他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城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摘编自《刘永坦：“从0到1”，他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2019年1月8日新华网）

    材料三：

    新体制超视距雷达，实际就是国际顶尖的ISAR（逆合成孔径雷达）。逆合成孔径雷达，可以看清数千公里乃至数万公里内的目标，目标精度可达0.12米左右，而且是实时二维或三维成像，非常直观。普通雷达目标只是一个光标，目标的型号信息很难判断，逆合成孔径雷达相当于看数千公里外的照片，一目了然。

    ISAR（逆合成孔径雷达）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理论突破，然后在七十年代开始实验装备。刘永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上研究，由于美国一直保密，中国要突破非常困难。但刘永坦在八十年代就取得了理论突破。经历10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打破了国外技术断，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ISAR技术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新体制雷达打破垄断可对数千公里目标实时成像》，2019年1月9日新浪军事）

    材料四：

    中国已在远距离海上攻击方面投入巨资，部署大量反舰弹道导弹、岸基重型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轰炸机。相应的，保障这些重型武器能在远距离发现和跟踪目标则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建设海上机动超视距雷达，是保障侦测远离中国海岸目标的重中之重。海上机动超视距雷达可为美国舰队在第一、第二岛链范围内的行动制造很多的因难。未来，中国航母战斗群还将提高在远海上的作战能力，而超视距雷达技术也可使其更快发现敌方在远距离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派出的空中力量。

（摘编自《俄专家解读中国超视距雷达成就》，2019年1月16日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