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之柳

徐斌

    在我国民间，柳树一直被视为降除瘟疫的象征。战国名医扁鹊用柳叶熬膏治疗疔疮脓肿，三国神医华佗用柳枝治疗骨折。世界各国的外科手术刀，也模仿柳叶形状制成，国际上统称“柳叶刀”。古典小说中南海观音的形象就是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播撒雨露，祛病消灾。

    “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的生命力不但为人们所赞颂，而且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柳树还一直被看做是柔情的象征。“春风杨柳千万条”。漫游郊野，绿树那轻盈婆娑的风姿，展示着仪态万千、欣欣向荣的春天气息，把大千世界装扮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柳树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常选的对象，《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佳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如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在《咏柳》诗中运用拟人手法，形象地刻画出杨柳柔长的枝条、嫩绿的新叶在春风吹拂中的迷人姿态。白居易在《杨柳枝》中唱道：“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诗人把绿柳比作婀娜多情的少女，勾勒出一幅美妙的春景图。

    柳丝柔长，风吹而成缠绵难舍之状，故古人常借柳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如雍裕之的《江柳》：“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中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

    在众多植物中，杨柳抽丝发芽是较早的，因而常为敏感的诗人捕来作为报春的多情使者。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诗中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与粉红色的桃花仙映成趣，构成一幅阳春三月、生机盎然的景象。柳枝纤细苗条，柳叶瘦长微翘，这些都与美女的身材、眉毛特征相吻合，古人多以杨柳来描摹美女，“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以柳叶喻女子漂亮的眉毛，极有特点，以至于成了人们赞美女子容貌的习惯用语。

    春风杨柳美景，又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最佳去处，明月作证，杨柳为媒，杨柳自然也就成了爱情的象征。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出了一对情人约会时的甜美，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难怪婉约派词人柳永在酒醒后，发出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喟叹。

    柳絮飘忽不定，正如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因此杨柳还是古代文人笔下的闲愁象征。“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在《青玉案》中用烟草、飞絮、梅雨来状写多而不断、缠缠绵绵的闲愁，可谓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真人秀：有意思也要有意义

    过去几年，真人秀在中国的发展几乎可以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来描述。这一从西方舶来的节目形态，在体验了超乎寻常繁华的同时，也深藏着隐而未现的危机。本该以“真”为核心元素的真人秀，在不加节制和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开始变得越来越“假”，甚至在公众言谈中成为“过气艺人”夺眼球、搏出位的“孤注一掷”。赫胥黎说“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他所担心的正是文化演变成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的概念碎片，而真理则被掩盖于日常生活的琐屑狂欢之中。

    电视是当代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规律上看，任何一种节目形态发展的过程都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人看”，即电视节目具备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基本特征，或提供实用的信息，或带来轻松的娱乐；第二个是“有意思”，即在拥有特定的观众群体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节目的制作水准，给观众带来日益精良的审美体验；第三个是“有意义”，也就是令电视履行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责任，令经过验证的主流价值得以彰显，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目前中国的真人秀节目已较为顺利地完成前两个阶段的任务，《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节目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外国模式的完整移植扣精细改造，并将自己打造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的视觉奇观之一。眼下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着力解决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有意义”的问题。

    “真人秀”的本质虽是“秀”，但特色在于“真”，亦即，同样是娱乐，也必然有真诚和虚假的区分。这个“真”字，既包含节目形态设计上的真实性考量，即以“记录”而非“虚构”作为叙事和表现的主要手段；也明确要求节目在文化价值上承载一种不造作、不浮夸、不炫耀的本真的生活态度。脱离了返璞归真的文化内涵的真人秀，哪怕拥有再豪华的明星阵容、再盛大的狂欢场面，也只能是伪装在真实外壳下的一种娱乐至死的新形式而已。

    当下，中国的真人秀仍高度依赖“明星制”，在价值倾向上也极为倚重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素人”的概念虽很早即被提及，但囿于电视产业的独特结构，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罕见。反而是在网络自制领域，一些新潮的生产者更好地捕捉了真人秀在形态和内涵上的发展规律，推出了兼容“有意思”和“有意义”的素人实境秀，比如腾讯视频《我们l5个》将15个背景迥异的普通人置于平顶的封闭空间，进行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完全呈现，便在形态上十分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真人秀文化要求。

    中国的素人秀和欧美国家的主流素人秀相比还有一定的区别：风靡全球的《幸存者》和《泽西海岸》等节目更多强调，中突的因素，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与西方文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我们15个》等素人秀却更强调“社群”的概念，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显然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要旨所在。

    概而言之，真人秀节目固然是一种获取娱乐的方式，但如果这种娱乐与文化和价值的土壤相脱离，则必然会演变成“为娱乐而娱乐”的虚无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崛起，原有的电视文化体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兴的节目生产主体显然有着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长远的规划设计，逐渐意识到随着明星资源的耗尽和观众审美的疲劳，那种以“外国模式、明星出位、粉丝互掐”为传播特征的真人秀必将走向“真实”的对立面并将其在过去几年中积累的文化资源消耗殆尽。形态上的“素人”和“真实情境”以及文化价值上的回归主流，才是令真人秀焕发青春活力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08月01日09版）

给自己留一点不知情权

朱铁志

    因为我在杂志社工作，以为全国各国各地主要报刊每天在手，多种内参应接不暇，更添网络信息铺天盖地，天下大事真可谓无所不知了。

    然而时间长了，杂多的信息并没有使我感到充实，相反，还常常在经历了头晕眼花的辛苦阅读之后，心里空落落的。海量信息过分满足了我的“知情权”，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我的“不知情权”，我真切地感到了“选择”的必要性。因为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如果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和自制的毅力，我们的头脑就会成为叔本华所说的“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开卷”不仅无益，而且多半“有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固然不可取，但人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知情权”吗？如果不是出于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关注，在其它方面真的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给头脑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空白，以便填充更必要、更有价值的东西，岂不是更好的选择？索尔仁尼琴说过：“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在我看来，如今泛滥在各种媒体上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信息是“废话”和“空谈”，它们既不提供任何新知，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智慧含量，不能对丰富人们的思维起到丝毫积极作用。在“后出版时代”，特别是网络微博时代，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作者”，“日子”固然可以成书，“月子”当然也未尝不可。一个不假思索的读者如果放弃选择，就会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放任在别人的“日月”之中，将自己并不宽敞的头脑任由混乱的思想跑马。问题在于，他有“跑马”的自由，难道我们没有不让他乱跑的自由吗？没有选择的权利吗？

    当然有，但我们常常轻率地放弃它。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是懒惰的、被动的，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久而久之，逐渐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选择能力。以网络阅读为代表的“浅阅读”省时、省力、轻松、好玩儿，但鱼龙混杂，少数有价值的信息总是淹没在大量垃圾信息之中，不待挖掘出来，早已令人疲惫不堪，忘了自己的目标。虽然表面上是无所不知的“知道分子”，但很难掩饰“博学的无知”的本来面目。

    其实，一个人想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并不难，难的是弄明白不要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原本贪婪，凡是好事当然多多益善，何况读书又有“好学多思”、“博雅俊逸”的美誉，撒开读呗。岂不知，“撒开”就是“束缚”、就是“枷锁”，从此让你失去自我，成为任人摆布的傻瓜。不“撒开”怎么办？当然就要选择，就要有所读，有所不读。谁来选择？自然可以请教饱学之士，可以借鉴“推荐书目”之类。问题在于，真正有学问的家伙往往不喜欢向青年推荐书目，也不屑于某些以权威自居的人推荐的书目。那怎么办？只好靠自己，靠博览基础上的“慧眼”和“专精”吧。

（有删改）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刘克勤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了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

邓加荣

    诗歌的特点是在韵律中运行，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这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越是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流传得越是久远。反之，再好的诗如果没有韵律，也难以广泛地流传。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根据这个道理，反思我国近百年的自由体新诗，之所以缺少传诵的耐力，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作为诗歌这种文体的基本要素——韵律。

    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之时，章太炎先生就曾明确提出诗必须有韵，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摆脱韵律束缚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必谓依韵成章，束缚情性，不得自如，故厌而去之；则不知樵歌小曲，亦无无有韵者，此正触口而出，何尝自寻束缚耶？”

    新诗的推出，不可否认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但是从它发展至今的百年历程反思来看，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在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下，不免由于慎思不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从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元曲）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都是有韵有律的，这些韵律的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诗歌才得以流传。而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在他们刚刚走出国门，初见外国诗歌，在外语不太精深、未能熟谙外语中音节长短、重音排列等在母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时，会不会仅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便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体诗呢？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去到外国、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的人，则更是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束的充分自由体，就是分行的散文。

    应当说，新诗至今虽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历史上，每种新的诗体出现，由《诗经》到《乐府》再到格律诗、词、曲，每一次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他说：“诗要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的话在五四时期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时是正确的；今天，在推进新诗如何探索，如何找出更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仍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至于这形式、这韵律如何铸造，如何形成，仍然亟待探索、锻铸与完善。

    在科学的幼年时期，科学的各个复杂的侧面还没有充分展开，人们只能笼统地看到科学与伪科学的基本区别，进而寻求划分它们的简单的经验标准或理性标准。彼时，科学与伪科学之间黑白分明，不容混淆。

    19世纪末，随着牛顿的经典力学基础的崩塌，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绝对分明的界限开始松动起来，它们之间除了“非此即彼”，还要适当承认“亦此亦彼”。凡不是纯粹的思辨而包含一定经验内容的，因而可以为经验“证实”或“证伪”^①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经受检验的，即不可“证实”或“证伪”的，就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这就是说，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并不在于理论是否与经验相符合，而在于其中是否包含可用以解释某些已知现象并预测某些未知现象的经验内容。即使后来有的现象它解释不了，或者预测错了，例如亚里士多德力学、托勒密地心说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仍然包含一定的经验内容，仍然可解释或预测某些经验事实，因而仍然是科学。而且，正由于科学理论只能包含有限的经验内容，又总是注定了要为新的经验所否定，因而也可以说它们又总是具有“潜在反证”或者潜在谬误。从这点看，这不仅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而且恰恰表明它的科学性之所在。总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科学也同样不是绝对完善的终极真理，同样难免真伪混杂，是非难辨。它已永远失去了那绝对真理的神圣光圈。

    那么，在这条界河另一面不受经验检验的东西，是否统统都是伪科学呢？

    “证实主义者”认为凡是不可证实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例如说“水是世界的本原”^②就没有意义，因为这里的“水”并不是实际存在的H₂O，也无法用已知的物理化学手段加以测定。这类命题既然无法证明其真伪，因而也是超出于科学范围之外的，是“形而上”的。至于它们是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的“伪科学”，“证实主义者”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在他们那里，科学仍然拥有自己严密的围墙。

    另外一部分“证伪主义者”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虽然也给科学筑了一道围墙——凡不可证伪的就不属于科学的范围，但对于围墙以外的东西却不再一概斥之为“没有意义”。他们在这里又划分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如逻辑、数学等等，它们尽管不是经验科学，因而也不可证伪，但或者是经验科学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者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而推动了经验科学的发展。例如“水是世界的本原”，就有力地推动过物理科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另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如占星术，总是含糊其词以逃避经验的检验，而且对于人类的认识也没有积极作用。只有这一部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伪科学。在这里，伪科学缩小到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使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横亘着一个尽管不属于经验科学，但仍具有认识意义的广阔的中间地带。

    以上这些看法，都建立在一种对科学的共同基本认识之上，即科学是知识体系。随着人的经验的积累，这个体系不断地得到调整，不断地用相对正确的东西代替相对错误的东西，从而使人对自然的认识日益接近于真理。

    但是科学的实际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日心说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甚至还早于地心说出现，但它战胜不了相对错误的地心说，反而被埋没了两千年之久。可见，历史并不是一条真理战胜谬误的一往无前的康庄大道。反之，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尽管有反证却并不一定立即遭到“证伪”。牛顿力学极盛时期就有许多反证：在天体力学中水星运动不遵守牛顿定律；在光学中粒子说从一开始就解释不了光的绕射现象。但是它仍然巍然屹立，并不为这些反证所动摇。可见，无论地心说或牛顿力学，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其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一面，说明科学也容许某种不可检验性，或不可证伪性。

    这是因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的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的集体活动。作为知识体系，它服从于经验的逻辑检验，即是否符合真理；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就要看这种活动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能否解决预定的问题，满足预定的需要，在这里，科学还要服从于功利的需要。若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抛开科学的有效性去谈正确性，是不对的。

    于是，科学主要已不再是一堆现成的知识，而是一种探索的工具。作为工具，不光有理论还有与理论有关的观点、方法、仪器等等。它们既是指导这种探索活动的武器，又是保证这种活动取得成果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套工具，科学才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的活动，也就是说，科学才成其为科学。

（纪树立《科学与伪科学：界限何在？》，有删改）

【注】①证伪：与“证实”相对。证实是用归纳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证伪是建立在演绎的基础上，指理论在逻辑上可能存在反例，可证明其不确实性。②水是世界的本原：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他以此来解释世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