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下半场规则由谁来定

    当前，整个网络空间的重心已经开始转移了，大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以美国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重点，逐渐转变为以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的新阶段。

    当然，接下来的动力在我们这里，势能还在美国那里，像苹果在高端市场很长时间都会有竞争力，我们目前不可能去超越它，但是在中低端市场，我们有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苹果肯定没法和我们竞争。所以中美在网络空间会形成一个错位竞争，实际上也是互补的，而且无论从产业还是从能力上，包括规则制定，基本将是中美两国主导整个网络空间。而且美国主流IT企业以后的中国市场收入会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收入，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筹码。未来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它有它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这样就可以进行比较对等的博弈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

    网络空间话语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在上半场制定的规则和下半场的规则可能会有相当大的不同。上半场的规则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基本上以英语网民和西方价值观为主导。在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是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和高科技素养的“三高”群体，有着相对的一致性。而下半场的主力是新兴国家，它们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包括网络使用的行为和习惯以及这些网民的文化背景，和上半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要是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低科技素养的“三低”群体。这个群体多元而复杂，他们使用互联网的行为特性和需求偏好，与上半场的群体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美国还希望下半场的30亿网民能够接受上半场的规则，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目前的网络空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地位完全不对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下一个30亿网民的代表，应该倡导一种有利于互联网全球化的新规则，让全球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到网络时代。很多人在理解互联网时都有一个误区，把美国政府的价值观等同于互联网的价值观，实际上这是偷换概念。互联网在美国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实际上它的文化基因都是反美国政府、反工业时代的。所以它的很多理念，和美国政府“开放、自由、平等、共享”的政治话语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互联网精神才是真正代表着人类共享的价值观。美国政府的价值观只代表它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其实并不符合互联网精神。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下半场的规则制定，塑造一个更加普世、普惠的互联网世界，有利于互联网在全球的渗透，不能说美国已经达到80%-90%的普及率，整个互联网革命就结束了，应该是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很多欠发达国家的人都能上网，都能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革命才算完成。这些国家进入网络时代，不是用美国的一套价值观，而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发展互联网。所以我觉得，从上半场到下半场的这个转换过程中，原来的那套规则已经不适用，但是新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既要认可美国的那套规则，同时也要让美国认识到将来它对这种趋势和变化也是无能无力的。

    改变规则，不是说下半场一定要颠覆上半场，而是上半场的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合下半场了，那么该调整的调整，该改变的改变。对于美国来说，它独占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与核心资源，在下半场里，它最大的痛苦就是把很多权力分出来，从它的角度来看，这和割肉一样，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竹子与中国文化

    竹子和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南方婴儿出世后就躺在用竹子做成的摇篮里，新郎迎亲时新娘坐的是竹花轿，老人过世了抬棺材用的是竹子扎成的丧轿。

    竹子在中国的使用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商代，竹子就被做成竹简用来写字，之后广泛流行，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汉代，人们开始利用竹子坚韧、笔直、抗压、抗腐蚀等多方面特性，把它用作理想的建筑材料。如今，竹子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许多竹编、竹雕、竹刻工艺品既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又有很好的观赏价值，成为中国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竹文化中，更重要的应该是竹子的审美价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竹子是高尚、美好和幸福的象征。孔子把“人格高尚的人”称为“君子”，“君子”与竹子的特征有相似之处。因为竹子的自然特征是空心、有节、坚韧、常青，所以用竹子来代表炎黄子孙谦虚的品格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在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七位名士，信奉道家朴素辩证法思想，崇尚自然，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

    无数诗人和画家为竹子的形象和魅力所倾倒，他们创作出了难以数计的竹诗和竹画，使得中国竹文化得以不断发扬光大。从唐代开始，描写竹子的诗画数不胜数。像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夏日南亭怀辛大》中的“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白居易的诗《小阁闲坐》中的“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等著名诗句，以凝炼的语言，向人们展示了竹子的声响和动态，大大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中国在竹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明代大画家王绂把宋元时期墨竹艺术的传统和中国书法结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说，画竹竿要像篆书的笔划一样挺拔，画竹节要像隶书一样朴实，画竹枝要像草书一样流畅，画竹叶要像颜真卿的书法一样坚忍不拔。

    文人名士颂竹、画竹，并不单单是歌颂竹子的形态美和意境美，最重要的是歌颂竹子“宁折不弯”的品格和“中通外直”的度量。清朝画家郑板桥是当时著名的竹子学家，他画竹讲究要真实地反映竹子的客观实际形态。他的竹画和诗不单纯是表现客观对象的天然特征，而主要表现的是作者的人格和思想以及他对当时社会的态度。他为他的一幅竹画题诗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当代已故画家李苦禅所写的诗句“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去处尚虚心”，同样都道出了中国竹文化的精髓以及“竹子文明”的精神内涵。

    ①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文学创作）不能只讲真话。

    ②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③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要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④真话和真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真话指的是真心话，而真理则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道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真话未必全是真理。但既然写作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作者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真话，也应当用来表达真理；既然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作者就应当具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的责任感。

    ⑤虽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句句都是真理，但在写作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即使如此，智者千虑也难免会有一失，当文章发表后自己回头再看时，还往往会发现存在思虑不周的偏颇之处。倘若作者自己没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之心，写作不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和严谨推敲，那就势必会形成写作的粗制滥造、信口开河。

    ⑥文学创作需要虚构，文学创作也要说真话，虚构与说真话并不矛盾。但文学创作不能只满足于“说真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艺术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指的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具有代表性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只靠说自己心里的真话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心里的有些真话，也未必是符合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必须在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依靠深刻生动的形象思维，经过艰辛的集中、概括和提炼过程，方能塑造出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

    ⑦写作是人类传播和传承文明的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必须具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建构积极向上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境界，大力弘扬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敬业意识。

（选自李贵富 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有删改）

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

李泽厚

    魏晋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在对日常人事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 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愈显其沉郁和悲凉。这种感喟，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与其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密不可分。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于是，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也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

    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成了重点所在。“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无不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

    “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描述。“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千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这种美学趣味和标准，与前述人物品评一致，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节选自《美的历程》，有改动）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这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 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 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 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 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曰三省吾身”为 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 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幼年时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 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