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举世闻名，不仅在于酒本身，更因酒所生发出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礼”与“情”。这其中，杯作为饮酒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代的酒杯名称众多，造型各异。最初通称“爵”，后常称“觞”，再后“觞杯”同称，到唐宋则多称“杯”了。

    酒文化中的“礼”，往往表现在祭祀和宴饮，这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最为突出。商周两代，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属于礼器，有爵、觚、觯、角等，容量不同，等差有序，使用时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在宗庙举行祭祀，因祭祀者身份地位不同，所持的饮酒器也不一样。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礼也。所谓“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公卒爵，然后饮”，亦礼也。在进食之礼中荤素菜肴和酒浆要放在一定的位置。《管子•弟子职》称，弟子事师，饮时进食，陈膳毋悖，其中也有“左酒右浆”的规定。古人分食，一人一份，所以陈膳能够定下常规。现在宴席杯筷盘碟仍需摆置有序；客人总在主人敬酒之后动杯；而主人敬酒，每每先干一杯，这还能看出酒文化的遗风。有些汉字特用于祭祀或宴饮时的行为和动作，既表示礼，又形成仪。如“寿”字，《史记•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设宴，“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已魏其侯为寿”。这是主人和宾客先后为大家斟酒。又如“釂”字，《汉书•游侠郭解传》中记“解姐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是强迫人家喝干杯中酒。如今斟酒偶言“上”，犹有古意；釂改称“干”、“干杯”了。

    酒文化中的“情”，文人借杯流露得最为透彻，尤其是其中的闲情和苦意。闲情时，握杯享受，自有一番乐趣。这中间不需渲染，逸致自然。陶渊明“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李白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缠琐事，不涉流俗，确是凸显了闲情。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似更胜一筹，更见闲趣，耐人寻味，其诗句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情。苦意时，残杯在手，又是一种滋味。残怀，指尚余剩酒的杯子。这剩酒或为盛宴弃余，或为独饮罢酌，用一“残”字多有伤感之情，几乎成为命运多舛、坎坷人生的倾诉，也往往体现出当时凄楚的情景。酒文化中的“情”多半在残杯中感人至深。杜甫曾在长安困守10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抒胸臆，把误身受辱的遭遇和创伤写得极其悲慨，却又无可奈何。其中两韵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只杯，与白居易雪夜邀饮的杯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苏东坡、李清照等人写到残杯，有窘况，有怀念，却不像杜甫那样实实在在，使人难堪，而情感的起伏则比杜甫深沉得多。这又是酒文化中另一种回荡人心的“情”，杯成了当时情景的见证，凄之，惨之，怜之，惜之，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摘编自朱启新《酒文化中的杯》）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①21世纪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城市的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人们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必须限制。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更喜欢合作。

    ②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越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越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这些农民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面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生存的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③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④现代国家成了维护陌生人之间游戏规则并确保这种游戏不断重复的权威。比如，当你到美国的一个大都市，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受欺诈。现代国家的管理已经如此周密，保证了这种不相干的人之间的交易也是要重复的。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基层的制度建设；在人们从村庄一样的面对面社区走进现代大都市所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时，怎么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城市化进程恰恰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

    ⑤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10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一个村庄！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小共同体的忠诚。

    ⑥从世界工业化的大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问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文取材于薛涌《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艺术与游戏

朱光潜

    ①欣赏和创造的距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远。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比如说姜白石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含有一个受情感饱和的意境。我在读这句词时，要凭想象与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我在见到他的意境一刹那中，我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②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但是创造却不全是欣赏。欣赏只要能见出一种意境，而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体的作品。

    ③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④骑马的游戏是很普遍的，我们就把它做例来说。儿童在玩骑马的把戏时，他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这么一段话说出来：“父亲天天骑马在街上走，看他是多么好玩！多么有趣！我们也骑来试试看。他的那匹大马自然不让我们骑。小弟弟，你弯下腰来，让我骑！特！特！走快些！你没有气力了吗了？我去换一匹马罢。”于是厨房里的竹帚夹在胯下又变成一匹马了。

    ⑤从这个普遍的游戏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游戏和艺术的类似点。

    ⑥首先，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了骑马的游戏。

    ⑦其次，我们成人把人和物的界线分得很清楚，把想象的和实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儿童心中这种分别是很模糊的。他把物视同自己一样，以为它们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痒。他拿竹带当马骑时，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条竹枝，那就是在他的马身上批去一根毛，在骂你一场之后，他还要向竹帚说几句温言好语。人越老就越不能起移情作用，我和物的距离就日见其大，实在的和想象的隔阂就日见其深，于是这个世界也就越没有趣味了。

    ⑧然后，骑竹马的小孩子一方面觉得骑马的有趣，一方面又苦于骑马的不可能，骑马的游戏是他弥补现实缺陷的一种方法。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们的功用都在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的僵锁，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

    ⑨儿童在游戏时就是艺术家。一般艺术家都是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家虽然“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他究竟是“大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游戏究竟只是雏形的艺术而不就是艺术。儿童在游戏时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旁观者的同情和赞赏。艺术的创造则必有欣赏者。艺术不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说的，只达到“表现”就可以了事，它还要能“传达”。游戏只是逢场作戏，比如儿童堆砂为屋，还未堆成，即已推倒，既已尽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常加珍护，像慈母待婴儿般。他们自己知道珍贵美的形象，也希望旁人能同样地珍贵它。他自己见到一种精灵，并且想使这种精灵在人间永存不朽。他第一要研究借以传达的媒介，第二要研究应用这种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的形式。比如说做诗文，语言就是媒介。这种媒介要恰能传出情思，不可任意乱用。儿童在游戏时对于所用的媒介决不这样谨慎选择。倘若画家意在马而画一个竹帚出来，谁人能了解他的原章呢？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恰能融合一气，这种融合就是美。

    ⑩总而言之，艺术虽伏根于游戏本能：但它逐渐发展到现在，也已经在游戏前面走得很远，令游戏望尘莫及了。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