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识别区是一国根据自己的空中防御需要划定的一个空中预警范围。通常情况下，以该国的战略预警机和预警雷达所能覆盖的最远端作为“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以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几十至数百海里不等，它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要大得多，根本不属于国际法中的主权范畴。一般来说，设置“防空识别区”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籍不明的飞机侵犯主权国领空，提示或警告进入“防空识别区”的他国军机不要误入或闯入主权国领空。防空识别区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完全是一国的单方面行为。

    对于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目标。国际上有通行的处置原则。一旦发现对方目标进入防空识别区，设立防空识别区的一方识别目标后，在实施G波道广播的同时，向军事最高当局通报情况，并加强雷达监控，同时立即提高防空导弹的警戒，命令空中待战的飞机前往这一区域，或者令地面战斗机做好拦截准备。通过对目标航向、机型、速度、姿态和以往情报的进一步掌握，判断目标有无敌意。对于有无敌意的判断，通常把握三条原则。一是目标在防空识别区内停留时间长短，如果较短，并依照指令行动，即可以认为“误入”或者“无害通过”，不采取武力措施。二是如果停留时间过长，不听从全球通用G波道广播劝告，目标继续沿防空识别区外沿飞行，且飞行速度没有变化，无意进入对方领空时，一般采用跟踪飞行的方法进行监视；如果对方飞机续航时间过长，通常采用轮换监视飞机批次的方式保持持续监视。三是目标不听从劝告，且航行方向直指对方领空，从机型、姿态、航线等能够判明敌意，即可在目标进入领空时按最高当局指令采取攻击手段自1950年美国最早建立空中识别区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缅甸、土耳其、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相应地建立了海上空中识别区。尽管各国和地区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范围、作为限制对象的航空器的种类、目的等内容不尽相同，但防空识别区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 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默认， 成为国际法所默认的事实存在。

    与其他建立了防空识别区的国家相比，日本防空识别区的划定范围可以用“霸道”一词来形容。日本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巨大的正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中国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呈重叠状态，西北部更是过分到距离俄罗斯海岸不足50公里。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向国民制造“受威胁”的假象。其每年4次公布针对“可能侵犯领空”外国战机的紧急出动次数，最近两年一直宣称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出动次数在急升。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中国海军运8电子侦察机尚在东海中线以西飞行，日本就已出动战斗机进行近距离跟踪拍摄，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则在中线以西的中国东海油气田上空大摇大摆地盘旋着。

    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覆盖大部分东海海域，要求在区域内航行的航空器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对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将目标击落或者迫降。

人类的语言

    语言，也就是说话，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特征。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别的动物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实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图形来补充的。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儒家廉德思想

任松峰

    “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的问题上，儒家有一套系统阐释。

    关于“廉”的含义，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大致可知，“廉”的本义为侧边、棱角，后来引申为正直、清廉、俭朴、收敛、廉耻的意思。而这些含意也正是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修养。儒家如何释“廉”呢？《论语》中，孔子虽仅有一次用到“廉”字，但实际上“行己有耻”“欲而不贪”等思想中已包含了“廉”的内容。可以说，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认为“廉”是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

    儒家学说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倡“廉”，主要基于内圣与外王的需要。从内圣来看，“廉”是个人修身、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孔子心中的圣人、君子，还是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都内蕴着“廉”这一基本道德操守。从外王来看，“廉”是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晋书•阮种传》中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一旦失去，政权终会倾覆，为官者的廉洁是实现政权稳固持久的客观需要。

    实现“廉”的目标，为政者既需“修身以德”，也需“为政以德”。《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孟子“仁政”思想，论及的是如何做一名好官。在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这样的逻辑：要做一名好官，先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为政者只有先修身以德，才能“安人”“安百姓”。当然，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当一个好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需把廉德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为政以德，既要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又要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既需“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地举贤任能，也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地勤政守职；既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如此，才能实现《论语•为政》中描述的“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那般的清明气象。

    儒家廉德思想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天下莫非王土、四海皆是王臣，以廉为政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这也使封建臣子在践行“廉”的过程中遭遇局限和困境。但是，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这些都不妨碍今天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公众的空间。现代公共空间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等，也包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如网络等。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较少存在公共空间，以家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也没有凸显出公共空间意识及公共空间伦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引入了现代性制度及伦理要求，例如公共空间需要排队等，但我国民众对于公共空间的认知依然不足，通常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空间”的外化，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所有人相关，每个人都是公共空间的主人，应当遵守公共空间的伦理规范。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的养成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整体推进，并非政府、学校或企业一方可以完成。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视野中，不同主体应该是平等合作、共同促进的关系，需要政府机构、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学校、公民个人共同参与，构建与公共空间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

    建立覆盖社会公共领域的制度体系，规范各交往领域的制度，引导公共交往和谐、有序发展。同时，提供完善 的、有效的制度调节，管理、引导人们遵守现代公共交往原则规范，处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领域 的关系。还应对已经出台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细化与拓展，更新人们熟知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例如“爱护公物”是宣传几十年的美德，今天看来依然是合理的，但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新“公物”的概念，不只是国家所有的物品，非国家所有却是公共空间的事物（例如共享单车）也应涵盖在内。另外，规范公共领域交往的制度，应当符合制度伦理，即具有道德合理性，让制度彰显人性，保障、尊重人权，最大限度地尊重大多数人。这就要求从制度设计到运行、监督，乃至惩罚环节，都需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教育、树立社会平等和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引导民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体权利，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公德行为息息相关。只有让社会个体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并认识到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维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不可分割，对公共利益、公德的侵害就是对包括个体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侵害，对他人的不尊重也就是不尊重自身。通过倡导、教育，来树立、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应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公共礼仪、公共规则等内容，在考试中增加社会公德表现的权重。此外，在道德教育中，还应注意引导公德与私德的联系与区分，改变处理公共领域交往时习惯于私德外推的思维方式，兼顾个体与公共利益，既反对只关注个体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也要反对公共利益至上而牺牲个体利益，不可偏废一方。

（摘编自赵鑫洋《共享时代的公共空间伦理问题》）

秦汉王朝开启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长安，洛阳与开封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才是“以应天地之中”。这开启了元、明、清定都北京之先河。在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即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

“择中建宫”是继“择中建都”发展而来的。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在都城中部。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安邑之宫城基本在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魏晋与北朝洛阳城及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这无疑是其核心地位的体现。

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国家从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

国家认同的强化，可以从都城城门，宫门由“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得到充分体现。就已发现的古代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遗址来看，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都城一般为“单门道”。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都城一般由12座城门组成，均为“一门三道”的“定制”，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宫城正门“一门三道”形成“定制”，始于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的宫门“阊阖门”。此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进入中古时期，部分朝代的都城与宫城之正门出现“一门五道”的形制。

“中”与“中和”基因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个方面。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平”“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国家认同的根本，也是“四方”凝聚于中央的体现。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中和”理念，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为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所认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也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从国家“宫城”到民居“四合院”的布局，大小虽然不一，但是理念相同，反映出“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中”“中和”理念缔造了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的辉煌历史。

（摘编自刘庆柱《“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