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对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猎的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君子的意义与德行

楼宇烈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研究表明，君子一词出现在儒家之前，或在孔子之前，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个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引导社会，引导民众，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学养、德行的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君子要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对君子要求很多，有一个字的要求，有两个字的要求，有三个字的要求，有四个字的要求等等。一个字的要求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生命观是有密切关系的，生命是父母所生，子女就要孝顺敬重父母，这是相互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孝不是强制的、强迫的。

    两个字的品德是：诚敬。诚者勿自欺，勿妄为，不要自己去欺骗自己，不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敬是不怠慢，不放荡，我们要敬畏别人，也要敬畏自己，同时也要敬畏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事业。

    三个字是智、仁、勇。《中庸》对此做了非常深刻的诠释：“好学近乎知”，作为一个君子就要好学，不断地学，学无止境，不断上进。仁，也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爱人”。“力行近乎仁”，要去做，踏踏实实地去做才是“仁”。至于勇，知耻而后勇，懂得羞耻的人才能勇，真正有勇气的人是能够发现自己错误就去改正的。

    四个字是礼、义、廉、耻。一个君子最基本的应该是守礼，敬人。守礼，就是做自己身份该做的事，这个身份不是指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人在社会家庭中间的身份。儒家讲的“五伦”是“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都是自然的关系。守礼，就是按照身份做该做的事情，就是尽伦尽责。“义”，就是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是人特有的。“义者，宜也”；“义者，人路也”，人应该走人的路，不要去走禽兽的路。“廉”，正直、清廉，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耻”，“羞耻”。我们通过“礼”的教育，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有一种羞耻心，使他的行为能够非常方正。《论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就是用政治、政教的方法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要走正路，用法律去规范大家走正路。

    关于君子品德的养成，环境非常重要，但决定因素还在人自己身上。中国文化始终是反求诸己的，君子主要是靠自己，通过自我的不断提升，不埋怨环境，不随波逐流，能够“笃志而体”，有坚定的意志，而又去身体力行，这才是君子。

（选自《新华文摘》2017.7）

“慢慢来”的教育应成社会共识

闫涛

①有媒体报道，今年年初，上海市教委委托第三方机构面向15.5万多名小学一年级新生和家长开展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没上过辅导班的孩子到了小学后更有后劲。

    ②客观而言，上海市的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是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同时也是对许多家庭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抢跑”这一教育乱象的一种有力回应，具有很强的纠偏意味和警示意义。其实，舆论引导上无论多么卖力地呼吁少给孩子补课，让家庭教育回归本源，都不如白纸黑字的数字调查更有说服力。

    ③放眼现实，频频“抢跑”或者视孩子“抢跑”为教育常态的家长比比皆是，长期奔波于各种辅导班的孩子也不在少数。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功利心态、短视思维之下，孩子虽然利用各种证书和特长敲开了名校的大门，但之后便将之废弃一边，学习的激情与兴趣、对生活的热爱等可能也随之一起抛掉了。

    ④人生是长跑，比拥有多少证书和特长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较高的学习兴趣，是否对自然和生活有一颗好奇心。而且，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和考查重点也越来越倾向于是否具有出色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从补习班、填鸭式教学中是学不来的，更多地要在生活中学、在做中学，也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探究和思考。对此，家长要做的是，不断完善孩子的知识结构，为孩子创造研究性学习的环境和条件，着力培养孩子的意志力等，这才是孩子的核心竞争力，是其真正的后劲所在。

    ⑤其实，从不久前颇受关注的阿尔法围棋之父哈萨比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鲜明的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从小生活在宽松的成长环境中，父母没有带他们上各种辅导班，也没有将自己沉甸甸的期望寄予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童年生活是自由而快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⑥很多时候，拼娃也好，拼教育也好，不只是拼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是拼家长的教育理念。就像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不上辅导班的孩子或许短期内落于人后，但长远来看，只要教育的理念和大方向对了，孩子就会在日常探索中具备各种能力，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学校层面，与其在起跑线上大做文章，不如从一开始就给幼小的心灵松绑，让孩子们在自由的探索与体验中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认知这个世界。

    ⑦报道中还指出，今年6月，上海市教委将继续向今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家长，以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赠送《陪着孩子慢慢来——小学新生入学30问》宣传手册。笔者认为，这份手册应分发到全国每位新生家长手中。如果每位家长都有了这种慢慢来的心态，让自主探索成为孩子童年的主题，教育就多了一份从容和镇定，未来的大师也一定可以从这样的家庭中产生。

（原载于2016年3月29日《中国教育报》）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李振宏

    ①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②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平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③《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④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⑤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事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⑥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⑦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⑧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造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⑨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  有删节）

    思考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既要追踪艺术起源与本质的问题，又要关注艺术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对艺术起源进行过相关思考。上古时期，人们习惯于将某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归功于某位英雄或神人，比如中国古代的“仓颉造字”“伏羲创画八卦”“女娲抟土造人”（远古制陶业的反应）等神话传说即是如此。后来，人们逐渐本能地认识到，艺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某种情感表达或情绪释放的需要。《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国古代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相对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不太习惯过于形而上的思考。而西方在这方面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的论点。柏拉图就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自然是对理式的模仿”。等到宗教神学笼罩的漫长中世纪结束之后。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艺术的主体价值在文艺复兴^①时期才得到灿烂释放。中国文化由于具有早熟性，艺术的独立也要提前一些，如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走向独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中国书法艺术的成熟也是这一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家为后世书法树立了高山仰止的艺术标杆。

    自在、自足、自由、自律的精神和意志，是艺术生命中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部分。孔子曾经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间接地道出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南朝画家王微在《叙画》中所说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亦是如此，突出了艺术给人精神上带来畅快感与自由感。西方也有类似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某种令人解放的性质”，这里的“解放”即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艺术越往后发展，它的这种主体性价值就会越加凸显出来。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说：“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它们的实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他提倡以艺术教育来破除对宗教的迷信。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活动建构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世界，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指导意义。

（摘编自徐妍《浅谈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

【注释】①文艺复兴，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人类信念系统时，应当注意到它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层面：描述性的维度和规范性的维度。在描述性维度上，科学具有优先性。但除了自然领域之外，人类的生活更多居于规范性层面上。对于规范性来说，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法律告诉我们禁止做什么。这是规范性最突出的表现。

实际上，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事物的评价，使用概念的时候也是在遵循特定的规则。哲学恰恰活跃在规范性的领地。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哲学的活动会遍布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如道德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等。因为所有自然科学都包含描述性所无法处理的规范性层面，表达这些科学原理的部分需要哲学来参与。而没有哲学来澄清特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进行语义整编，就容易导致严重误解。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探讨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首先，哲学具有彻底反思和适度怀疑的精神。其他学科可能也会有反思，但哲学的反思是具有彻底性的。适度怀疑不同于怀疑主义，不同于极端的相对主义。适度怀疑能够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

    其次，哲学具有思想划界和批判的作用。哪些领域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可以认识的，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领域如何划界，人类思想和表达可以区分为哪些空间或区域……都是留给哲学来做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充分理解人类理性的限度及其遵循的法则，以避免人类陷入过度自负。

    最后，哲学具有促进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的作用。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好把人理解为规范性的动物。有观点认为，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野兽”即强调人的本能特征，即实然方面；“天使”强调人的道德，即应然方面。但是，现实中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做对不对？应不应该这样做？行动的理由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引向了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就规范性来讲，我们不是在寻求真假，甚至也不是在追求对人类的操控和设计，而是最终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模式、社会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的抽象规则是怎么形成的，“我”和“我们”是谁。这就是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方面的复杂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科学世界观下的哲学未来发展而言，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就此而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深入、自主、谦逊地理性思考。

（摘编自韩东晖《“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