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肉，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圈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媒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说“士节”

王学泰

    “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自我认定，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的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这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人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了，只是此后的士节的张扬不再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守了。

    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导致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

    秦代以后，士节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

    士节是士人的灵魂。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两汉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论，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表现出坚挺的士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前赴后继，宁死不屈。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以及士人有意识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褒奖气节，于此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的时候，但毕竟很短暂，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把保持生命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而竹林七贤，兰亭雅士，则是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是抓紧时间享乐的典型代表。乱世的残酷现实与求生的强烈欲望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纯粹的“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到了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没有了忠臣，“士节”无由表现，晚清是士节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 当然，清末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最典型的像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钖麟、秋瑾、邹容等等。他们既是封建传统士人，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有删改）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①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词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词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②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体有一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③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④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祯直承了司空图的含蓄说。他盛赞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影中”，所以须“脱形写影”，认为谢灵运诗就是“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⑤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邈、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至今不衰。

（摘编自陈友冰《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文字的森林

残雪

①自从我懂得文字能够给我带来无限的、难以言传的快乐后，我就再也离不开它们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奇怪的符号，深含着勾魂的力量。

②我家门外的街道旁有一个很大的私人图书铺，在不落雨的日子里，老板将放在木架上的插画图书（连环画）一架一架地搬到人行道上，还搬出十几张条凳，让我们坐在凳子上面阅读。一本薄图书一分至两分钱，一本厚图书或分上下集的那种则要三分钱。当然，只有少数时候我能获得这种消魂的享受。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绕着那些木架打量书的封面，猜测里头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我记得图书里头有“黛玉葬花”“小人国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等。回忆起来，那时的图书解说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比现在的好。我常想，如果那一屋子图书全归了我，夜里我就睡在它们当中，会发生什么呢？

③年纪稍大后，我便越来越摆不脱语言文字的魔力了。我感到的确有那样一片巨大的森林，人类的情感记忆就在那种幽深的地方储存着。那个时候，我说不出我的感觉，我只是不断地产生那种欲望，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啊，多么深啊，什么样的奇异的力量啊！”我每每从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去过一次图书馆，我站在木架与木架之间不知所措，纸张微酸的气味弥漫于空间，从那些年代悠久的、厚厚的书籍里散发出强大的威慑力，我完全被镇住了。好友问我要借什么书，我胡乱说了一个书名，拿了书就逃出来了。我常想，那种无名的震慑力是什么呢？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书，也许是我的身体对于无数文字发射出来的信息产生了感应？假如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中穿行，看不到出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我少年时代的阅读中，每一本书单独来看都是有出口的，书读完了，情感就宣泄了。我同大多数读者一样，仅仅只是站在语言的表层。要经历情感的深渊，文字对于我才会变成真正的原始森林。同样，要过好多年，阅读对于我来说才不是在短时间内宣泄的手段，而直接就是生存本身。

④发现语言文字底下的层次是40岁左右发生的事。有一天，我于无所事事中坐下来，随手拿起一本心爱的读物。我翻开它，读了一小段又放下，突然产生了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我站起来，在房里走动了一会儿，重又坐下。外面有小贩在叫卖，隔壁邻居搓麻将的声音阵阵传来，我再次翻开书。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火车头冒出的白烟会总是在空中不散呢？为什么这位女性要全身穿黑？我凝视着，凝视着，终于，某种模糊的通道在我眼皮底下出现了。说它模糊，是因为不能断定其有无。

⑤那些通道从来就在那里，它们通向幽暗的原始森林！而我，在阅读的挺进中不断地返回儿时的奇境，就像从前的我那样坐在街边虔诚而热切地翻看小人书，阳光则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全身。有一个夜晚，我果然进入了蓝色的森林，但它们并不是普通的树，它们像巨大的蝴蝶翅膀那样一张一合。啊，那些数不清的斑点啊，叫我如何去辨认呢？

⑥我的阅读运动，已经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我滞留在文字的原始森林里，身与心的动作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喜悦，并使那些幽远的记忆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开。

    公姓张氏，讳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后徙扬州。考尧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间意。公年十三，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人。家贫无书，尝就人借三史，旬日辄归之，曰：“吾已得其详矣。”凡书皆一阅，终身不再读。属文未尝起草。宋绶、蔡齐见之曰：“天下奇材也。”

    景祐元年中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蒋堂为苏州，得公所著《刍荛论》五十篇，上之。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公献《平戎十策》，大略以边城千里，我分而贼专，虽屯兵数十万，然贼至常以一击十，必败之道也。既败而图之，则老师费财，不可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东，示以形势。贼入寇，必自延、渭而兴州，巢穴之守必虚，我师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简见之，谓宋绶曰：“君能为国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公刚简自信，不恤毁誉，故小人思有以中之。自杭丁太夫人忧，服除，以旧职还朝。后官参知政事，历三朝，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有司议谥曰文定。

    轼尝论次其文曰：“常恨孔北海、诸葛孔明二人之文，不见其全，公其庶几乎？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公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

（选自《苏轼文集·张文定公墓志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