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即儒家核心思想“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最终聚合为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传承和选择的结果。

    在孔子之前，“仁”“义”“礼”“智”“信”这些术语已经广泛流行，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仁”作为一种品德，最初的含义是“爱亲”，即爱自己的亲人。孔子论“仁”，意蕴丰富，尤重视“爱人”和“忠恕”。“仁者爱人”扩展了“爱亲”，使“仁”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上升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忠恕”是仁的具体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忠”，指主动的推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恕”，指出了“为仁由己”的底线。论“仁”的同时，孔子也说“义”。“义”即“宜”。凡合乎道德义理的行为便是“义”，反之便是“不义”。而“礼”，起源于史前初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历经数千年传承损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将其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同时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认为“礼”不仅仅是形式化的东西；“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强调“礼”应根植于“仁”。孔子讲“礼”时轻其仪重其内的态度，为后来儒家的礼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智”，即聪明、有智慧。孔子所言之“智”，并非一般所说的小聪明，而是一种道德境界。孟子更是明确地将“智”与“仁”、“义”、“礼”相提并论，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信”，则是指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品德，孔子曾多次论及。

    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首次将这五者并而论之，称之为永恒不变之道。至两汉之交，“五常”的提法就固定了下来。尽管后世儒家对“五常”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孔子的观点一直是他们阐说的根基。

    对“仁”“义”“礼”“智”“信”诸范畴的阐发，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不仅有自然性，更有道德性，而后者才是人不同于万物的根本，孔子的“仁”、孟子的“四德”、董仲舒的“五常”，正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五常”摆脱了时空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具有普适性，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学说、文化碰撞不断，比如延续两千多年的本土儒、法等学说的对立与斗争，元、清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冲突，佛教传入后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等等。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五常”这样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才具有无比强固的凝聚力，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元素，将产生于不同生活习俗和社会环境乃至于文明背景差异极大的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其共聚交融于一个极富弹性的文化结构之中。

    今天，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不只是认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还应将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浇灌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养料。

（摘编自景海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编自舒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中国的历史小说在古代主要以“演义”形式出现，通过文学虚构，其与历史有了根本之别。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尺度的。茅盾曾说过，艺术真实应该建立在对史料的考证上，做到事事有出处，甚至“找不出证据的东西，我们最好暂时不作大胆的猜想”。

    新历史小说作家则认为，只有摆脱现实生活经验和现有历史材料的束缚，完成对历史的“消解”，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于是他们倾心于探寻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以虚构的热情执著于历史叙事，使作品散发新的文学魅力。可以说，新历史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樊篱，在对历史的消解中，历史的时间边界随之模糊不清，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的本质在文本叙述的“历史时间”中得以呈现。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时间的淡出。小说像一把扇子似的把时间打开或折拢。有时完全打乱，原本在时间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纠结在一起，在小说中浓缩为一刹那的功夫。这种时间的停滞，使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历时性故事被叠合或拆解，更多以共时性故事呈现，故事的时间安排都获得解放，正史的权威话语也面临质疑和挑战。

    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冯的《另一种声者》和《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等小说中，叙事者无视时间的自然流程，让故事主人公在时间轴上不断变换着身份，自由往来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出现在这些小说里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事件背景或时间限制，看似实际却又充满虚幻性。作家把对人物和事件没有价值的时间剔除。把有价值的时间放大，以此揭示小说所讲述的过去与现在无非千古如此、未经变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另一个方式是时间的循环，让时间回到永恒的轮回的本质，以叙事时间造成对故事时间的悖离形成文本叙事的张力。莫言在小说《生死疲劳》中以佛家的六道轮回构建了历史的传奇叙事，达到了突破时间对人类精神本源状态的一些遮掩和控制，让生命真正回归到它的自然本质之中的目的。可以说，作家正是在对时间的征服中摆脱了传统情节结构的束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自由

    对历史的消解，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对于历史的感知，也催生了种种具有现代色彩的想象。作家把不同种类、不同时代的素材杂糅在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既解构又建构，有利于隐喻历史和现实，使文本更具张力；但也有一些作家将自我囿于内心的狭小天地中，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新历史小说的视域，令小说沉浸在一种自我沉迷、自我哀怜、自我放逐的境地了。综观近年来的一些新历史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更为丰年对内心的描绘也更为细腻，但是，其对自我意识的指升却是以自我封闭为代价的。当自我主动地躲避与当代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之后，小说便更去了思考人类命运的坚实基础，变得脆弱而无力。部分新历史小说走到这一步，的确是有走向消亡的危险。

（摘编自王平《虚构历史的魅力——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中国新时代：富而好礼，强而有义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 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 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 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 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 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 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 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