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寄托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沈士光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当人类文明演进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性科学时，并且当这种驱动力强大到足以变革基于工业文明形成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时，就会滋生出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信息文明。信息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孕育出来，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颠覆者。信息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替代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步完成的。

    一是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崛起阶段。知识经济的凸显，使得在工业文明中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本家”逐渐地让位于掌握着知识与技能的“知本家”。此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为从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到1995年网景公司推出浏览器这段时期，人们能够方便地利用鼠标和键盘通过互联网测览和传递信息。虽然互联网是计算机之间的联网，但它比计算机更彻底地改变了工业文明时期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级管理的层级化模式。这个阶段最典型的标志之一，是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独特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超越“资本”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是以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标志的全面发展阶段。互联网不仅成为新的发展平台，而且成为改造过去一切习惯的新引擎。此阶段时间跨度为1995年互联网开始商业化，到2015年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这段时期。互联网是一项具有重构一切能力的新类型的技术创新，它不仅成为生活的基础设施，而且还底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商业结构和商业模式，成为信息沟通的直通道。这无疑颠覆了工业文明时代习慣于追求大而全的集团式发展策略，致使商业模式向着碎片化、个性化、专业化等方向发展。维基百科改变了传统百科全书的编撰模式，网上购物和外卖服务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支付室、微信支付正在替代银行。

    三是以智能化为标志的高峰阶段。人类文明从利用科学技术来解放人的体力，向着利用智能科学技水来解放人类智力的方向推进。时间跨度是2015年到未来某个时候。智能化技术是比互联网更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革命，也许，未来几十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泛化发展，会把信息文明掉向高峰，并内生出另一种新型文明——智能文明。如果说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于如何解决由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所导致的一系列冲突，那么，人エ智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则是关乎“人命述共同体”的大问题。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来看，信息文明首次为人类从习慣追于求物质文明转向重视追求精神文明提供了平台与视域。从智能家居到数字医疗、从物联网到智能城市、从平台经济到绿色能源等，所有这些发展不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有助于化解过去只立足于物质文明所导致的一切矛盾，而且有助于重塑人与自己、他人、社会、自然界之间的内在关系，确立一种大整体观与大发展观。

（成素梅《信息文明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文化自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生物性、超自然性、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机能,是人类社会实践在个体生命内部建构的高级文化结构,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造性的具体表现。

    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学人最关注的一直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并由此形成了“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客观语境。但在某种意义上,“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思维定势在当下不仅相当流行,而且已成为影响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深层病症,很多虚假的学术问题与错误判断正是由此而生。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在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外部环境解决以后,主体方面的素质与能力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而对文化发展主体因素与语境的忽视与无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代文化思考和建设出现过多混乱与闹剧的根源。要想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要做的是进行“从客观到主体”的语境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同时也需要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特殊结构或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

    对于文化自信这种文化生命机能也是如此。自近现代以来,人们普遍将中国文化自信的衰落归结为物质条件或社会制度等“硬件”方面的问题,这是形成文化发展客观语境或经济决定论的重要原因。而从主体语境开始则意味着,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条件,才能理解或完成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建构。由此可知,主体语境构成了文化自信的研究、阐释与现实重建的深层理论框架。

    在主体语境中,文化自信的消长取决于其作为文化生命机能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在逻辑分析上,主体可细分出知识、伦理与审美三种文化生命机能。但正如康德说审美机能在人类身上“总是很薄弱的”,真正影响主体文化生命的建构与实践的是知识与伦理机能。知识与伦理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条件,也是文化自信发生和消长最重要的主体基础。

    在考察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流变时,不难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在面临国家、种族与文化兴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很容易通过文化认同和召唤生发出排山倒海般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在历史上是屡试不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主体力量与激情又不够坚实或不能长久持有,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很容易被腐蚀或自我糜烂掉。

    由此可知,尽管影响文化自信的原因很多,但缺乏一个坚实可靠的理性主体基础,无疑是中华文化自信不能长久或容易腐烂变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士林《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考量与阐释》）

    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耐人寻味：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密切相关，而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正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中国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人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这是从纵向来看。从横向来看，在儒家的生命观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乃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之间，都有血脉亲情，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这是天伦。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种观念对4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的起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楼宇烈《家是中华文化的立足点》）

    如果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治国理政著作，《贞观政要》应该不会落选。作为唐代历史学家，吴兢编撰此书，目的是给唐玄宗提供学习榜样。在序言中，吴兢高度评价贞观政治，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吴兢把唐太宗的言行事迹，分作10卷40篇进行记述，就当时的政治特色而言，围绕君主治国，已经概括得很全面。如果从唐太宗的视角看，应该更能直奔主题。唐太宗对于自己的治理成绩很自信，他在写给太子的《帝范》一书中，对于治国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一是克已纳谏，一是以人为本。

    在早期的儒家经典《尚书》中，主张“民惟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孔子把这个思想具体化为争取人民的信任，认为“民不信则国不立”。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说，而荀子则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认识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历史规律。这个思想系统，即民本主义思想。唐太宗经常引用荀子的说法，足见他对民本主义传统是有清晰认识的。

    “以人为本”是贞观之治一条成功的路线。思想上重视人民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度、法律的制定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贞观朝廷深知人民的困苦来自赋税过重，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制度，贯彻藏富于民的政策。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政治安定的根本保证。贞观时期之所以能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和谐景象，就其实施的以人为本政策而言，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在唐朝以后，古人通常把贞观之治看作卓越治理的代表。

    “以人为本”，从早期的思想家来看，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懂得民间疾苦，从而在制定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唐朝总结历代政治经验教训，深知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所以政府拥有土地的时候，法律规定要先从无地、少地的家庭开始分配。努力保证农民拥有土地可以耕种，不允许土地随意买卖，凡此等等，只有保证弱势群体的起码生活水平不会下滑，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底线。贞观时期的以人为本政策，至少体现了朝廷是看重长远政治利益的。

    贞观之治发生的时候，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日益成熟的时期。尤其是摆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政治，主张实施三省制、科举制等新制度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期，继承历史与文化的积极成果，唐朝迈开了历史性的脚步。贞观之治，是传统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的一个榜样，其治理智慧对后世启发良多。

（摘编自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