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

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 年 3 月 21 日）

    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艺术的“源”与“流”之辩

徐望

    关于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就是艺术的“源”与“流”的问题，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有着广泛的讨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

    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对于这一话题的探讨，在清朝这个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阶段达到了顶点，诸如叶燮论“正、变、盛、衰”；石涛论法则与自由，借古以开今；刘熙载论“用古与变古”等。在西方艺术发展史上，从古希腊艺术直到今天的后现代艺术，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风格变迁史和理念变革史。无疑，艺术传承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艺术必须在传承中发展，艺术也只能在发展中传承。

    艺术传承的核心是传扬艺术之道。艺术传承当然不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复制，也不是对于某种既有艺术模式的套用，关键是要传扬传统艺术精神和哲学层面的东西，即对于形而上的“道”的传扬。

    这其中，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传扬传统美学思想，如中国古典美学的“虚实相生”“得意忘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艺术哲思，以及“涤除玄鉴”“虚静玄远”“澄怀味象”“林泉之心”的审美心胸。二是传扬传统艺术气韵，即中国艺术特有的“气韵生动”之感，如天真，自然、简淡、飘逸之韵味，展现中国艺术形象独有的风姿神韵。三是传扬传统艺术意境，也就是基于对传统美学的学习和对古典气韵的把握，传达一种超越艺术本体形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境”，彰显中国艺术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艺术传承的手段是传习艺术技艺。艺术传承自然离不开对于技艺、技巧、技法的传习。美术为例，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画论、书论，如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唐代荆浩的“六要论”、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宋代郭熙的“三远说”等，为当代艺术家学习传统书画技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而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加强调手艺的传习，如紫砂技艺、刺绣技艺、剪纸技艺、漆艺、木艺等。今天中国所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活态传承”，就是对于古老艺术技艺的沿袭传承。

    艺术创新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之源泉。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区别于一般技术和工业生产的根本之处在于：艺术产品是灌注了主体创意思想的精神产品，虽然大部分要有物质形式和载体。即使是文化产业中批量生产的艺术设计产品，也正是由于具有匠心和创意而具有艺术属性。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应该积极从文化艺术传统中汲取养料，使其转化为艺术创新的素材，而这种汲取传统养分的开拓创新，事实上也起到了传承传统的作用，赋予了传统新的生命力，使得艺术之流源源不断。

    艺术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不但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时代精神依托，往往古老的艺术元素、文化符号借助新型的表现形式，就能焕发新的生机，比如故宫推出的胶带、口红，咖啡、火锅等“爆款”文创设计、文创餐饮，就是用创意激活古老文化，发掘了传统文化的无尽价值，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利用艺术手段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例子。

（有删改）

    思考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既要追踪艺术起源与本质的问题，又要关注艺术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对艺术起源进行过相关思考。上古时期，人们习惯于将某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归功于某位英雄或神人，比如中国古代的“仓颉造字”“伏羲创画八卦”“女娲抟土造人”（远古制陶业的反应）等神话传说即是如此。后来，人们逐渐本能地认识到，艺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某种情感表达或情绪释放的需要。《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国古代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相对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不太习惯过于形而上的思考。而西方在这方面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的论点。柏拉图就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自然是对理式的模仿”。等到宗教神学笼罩的漫长中世纪结束之后。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艺术的主体价值在文艺复兴^①时期才得到灿烂释放。中国文化由于具有早熟性，艺术的独立也要提前一些，如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走向独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中国书法艺术的成熟也是这一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家为后世书法树立了高山仰止的艺术标杆。

    自在、自足、自由、自律的精神和意志，是艺术生命中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部分。孔子曾经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间接地道出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南朝画家王微在《叙画》中所说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亦是如此，突出了艺术给人精神上带来畅快感与自由感。西方也有类似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某种令人解放的性质”，这里的“解放”即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艺术越往后发展，它的这种主体性价值就会越加凸显出来。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说：“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它们的实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他提倡以艺术教育来破除对宗教的迷信。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活动建构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世界，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指导意义。

（摘编自徐妍《浅谈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

【注释】①文艺复兴，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