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的权利

                                                                                                 田 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四时之外

朱良志

   中国人有独特的时间观，我们在过程中看待生命，生命是一绵延的流，绵绵不绝，以时间统空间，世间的一切都在时间的流动中活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还有一种超越的思想，即所谓“荣落在四时之外”，就是悬隔时间，截断时间之流，撕开时间之皮，到流动时间的背后，去把握生命的真实，拷问永恒的意义，思考存在的价值。它是中国哲学内在超越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美学中极富价值的思想。

苏州沧浪亭有一小亭，亭廊柱上题有一副对联：“未知明年在何处，不可一日无此君。”亭子不大，景致也无特别之处，但这副对联却令人难忘，只是觉得放在这优雅的处所，格调似过于冷峻。前句是中国诗词中常见的感叹，如欧阳修《浪淘沙》词：“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这是代未来预想，今年很好，当下很好，但来日如何，明年如何？明年不知流转于何处，时间转瞬即逝，人是未来宴席的永远缺席者。后一句引东晋王徽之对竹子的感叹，强调当下此在的感受。两句又有密切的情感逻辑，正因为我们无法把握未来，正因为必将缺席，我们更应该珍惜这当下的人生盛宴。这副对联有无奈，但更有惊悟。中国艺术强调，时间、空间带给我们的是局限，超越时空，领略当下的圆融。这里含有中国人刹那永恒的思考。

   禅家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为妙悟的最高境界，一个悟道者，在一个静寂的夜晚，享受山间之清风、湖上之明月，由当下所见一月，想到万里长空，天下是是处处，都由这一月照耀，由此刻，想到自古以来，无数人登斯山、登斯楼、望斯月，月还是以前的月，山还是以前的山，江湖还是以前的江湖。万古的时间和此顷，无限的长空和此在，就这样交织到一起。这里不是做短长之比、大小之较，也不是强调联想的广泛和丰富，而是在渺小和无垠、短暂和绵久之间流转，作时空的遁逃。强调妙悟就在当下的事实。

   被闻一多称为“泄露了天机”的刘希夷的《代白头翁》诗云：“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诗中表达了在如水的时光中如何抓住一些影象的思考。张若虚以他妙绝人寰的千古叩问震撼着人们的心扉：“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而李白一首《把酒问月》传达了更为放荡的思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应如此。”这些天才诗人几乎是在神秘的颖悟中，和合物我，齐同古今，万古同一时，古今共明月。虽短暂并无局限，虽脆弱但并不能随意摧毁，虽渺小并无缺憾，诗人们在超越中占有了无限，与过去晤谈，与未来商兑。正像沈周诗中所说的：“天地有此亭，万古有此月，一月照天地，万物辉光发。不特为亭来，月亦无所私。”（《题天池亭月图》）在颖悟中顿入了永恒。

   瞬间永恒是禅宗最深刻的秘密之一，也是中国艺术的秘密之一。“万古江山在目前”，大道就在今朝，就在此刻，就在此刻所见的十五圆月。明代心学家陈白沙说：“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东山月出时，我在观溟处。”关键在于“我在”，此在并不因为过去而失去意义，目前不因为广远而丧失可观之处，此顷我在此处，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圆满而无缺憾，“我在”，世界因而有意义。

（选自《文艺争鸣》2011年第8期）

漫话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在讨论作为历史事件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改革”的含义。此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皆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自此以后，“改革”遂成习见之词，而且其词义越来越宽泛，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均可称之为改革。不过，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既可用于革故鼎新的正面场合，也可用于变好为坏的负面场合。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就体现了这种趋向：“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不过，今人所言历史上的改革，所用显然并非上述宽泛的词义，而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对于这种形式的历史事件，今天概以“改革”称之。具体到某次事件，则或称之为“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或称之为“新政”，如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或称之为“改革”，如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这些称谓，有的当时就有，更多的则是后人所加。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说某人“变法”，也未必就是正面评价。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正因为“改革”含义宽泛，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其范围相差悬殊。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大，几乎是“江山代有改革家”；也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窄，认为真正称得上改革的事件没有几次。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纷纭。比如，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佳，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史上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改革家。再如王莽新政，有人说是“托古改革”，有人说是“复古改制”。又如张居正，多数人认可他是改革家，但也有人说他的政策并无新意，算不上改革。即便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以为据。如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今人称之为“改革”或 “革新”，他自己却说是“修旧法”。事实上，要给改革下一个严谨、周延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更不可能提出一套量化指标。

    改革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从改革的原初推动力看，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君主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君主的发动或支持，就不可能出现改革。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全部都是自上而下，即由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发起和推行的。平民大众没有推动改革的途径和机会，当他们忍无可忍时，只能揭竿而起，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

    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用人是否得当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虽然认识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但却不善于识人用人，所倚任者多为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能像管仲那样一帆风顺，或像孝文帝那样基本成功者，并不多见。大多数改革都遭遇了挫折或失败，如商鞅变法是政存身败，张居正改革是人亡政息，王安石变法是半途而废，戊戌变法是昙花一现。若观察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身败名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吴起乱箭穿身，商鞅惨遭车裂，王安石忧愤而死，张居正死后抄家，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改革之难，于此可见。篡用明太祖的一句话说：“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节选自《博览群书》）

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①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古诗词“瘦身”，但谁都不敢放言要把古诗词赶出教材。争来争去，无非是个“量”的问题。那么，现代人要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合适？这个话题恐怕先要弄明白“读古诗词有啥好处”。

    ②有位网友所言极是：“文言文虽不适合生活，但在写作上微言大义，意境悠远，往往超越字面本身，引人遐想。现在的白话文虽然口语化，更贴近生活，却没了汉语的优雅和精确。”前些时候，一首英文金曲被译成文言文走红网络，歌词成了“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等之乎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失落情绪的宣泄。点赞的网友说“突然有种想学好文言文的冲动”。

    ③多读些，“技多不压身”，至少不会被忽悠。像“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等“古体诗词”，是否真如某位大家所说“亦属绝唱，已属绝伦”？“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美其名曰“辞赋体”，算得上“世无孤品”吗？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只需课本多留几篇古诗词，想来连小学生也能念出个所以然。可悲的是，某些传统断根已久，心灵无从浸润的现代人连“照妖镜”都不会用，连“画皮”都看不出。

    ④93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自幼博学强记，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他始终相信“背”是做学问的重要方法，但教人读书并不主张一味贪多，要求学生读《古文观止》，在《国语》《左传》《战国策》三者之中各选两篇精读，读到能背诵，其余的能读能解即可。西汉文精读《报任少卿书》等篇，骈体文只要读熟《滕王阁序》一篇，韩柳文章只精读《柳子厚墓志铭》即可。

    ⑤余秋雨说：“古人学富五车，其实算起来没有现在的一本书容量多，但他们可以在山下、水边静静地思考。”想要给“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够”一个准数，怕是永远都找不着答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必要学习古诗人，像他们一样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摘编自9月16日《福建日报》，原题为《学古代诗人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凤·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普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调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鮮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彩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弘扬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张巍）

沈从文的创作与艺术追求

庄锡华

将人性的表现与启蒙的追求相结合是沈从文文学思想非常突出的特点。他认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而他有意将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归结为“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和“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这就改变了梁实秋讨论人性问题时的思辨取向，将问题引向真实、具体、现实和可以操作的方面。沈从文认为，“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梁实秋关注抽象的人性确实同他对中国现实的不满有关。不满现实但还必须立足现实，沈从文特别表现了他对社会进步的信心。他说：“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殊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这样谈论文学的价值与功用，似乎不容易受到左翼方面的攻讦。

强调文学的自由本性也是沈从文文论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方面。他认为：“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尽管时局动荡，民生艰难，但文学还是应当成为允许灵魂安息的一个家园。

从整个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看，沈从文似乎显得特立独行，他虽然被人列为新月派、列入京派文学考量，但我觉得，他同这些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的关系始终处在和而不同的状态。新月派注重审美、注重形式的文学倾向，对此沈从文是认同的、接受的。他的作品结构精巧、感情细腻，显示出作家锤炼的功夫。但沈从文来自底层，目睹了社会黑暗，始终保持了对底层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关怀，自然地背负了对人生的一份责任。因此，沈从文的文学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他反对以游戏的态度从事文学活动。

面对这位有着卓越文学成就而际遇坎坷的作家，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感情涟漪。超思维的强制，终于不能“晾干”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致”，笔者也因此获得了评论的自由，可以将由观照沈从文而生的怅惘转化为对一个杰出艺术家命运的历史沉思。我相信，既然他那平易的、抒情的、散文化的叙述，能够刻画出一颗坦诚的、执着的艺术灵魂，那么对他的新的解读，便用不着非借助艰深的思辨、袭用辩解开脱的俗套不可，甚至可以不必理会岁月曾经泼洒在艺术家身上的污浊。

(摘自《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