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心里燃烧

——李安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近日，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携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来到中国，在整个电影市场掀起热潮。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在题材和技术上不断自我突破并取得巨大成功，所以不少影迷都对他和他的这部新作充满期待。

    记者：您不断挑战自我，让自己完成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您的电影理想吗？

    李安：我虽然60多岁了，但还在成长，好像年轻人一样。成长包括我对电影的追求的成长，也包括我对这个世界和人们内心的观察的成长。我也需要活力，甚至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会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我很喜欢拍电影，也很喜欢学电影，有人投资让我去学去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福分，我也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每次爬一个高峰，我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学到谦卑。中国人讲“学然后知不足”，我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又开始探索新的问题，这是我保持活力的方法，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无所谓挑战。

    记者：所有人都非常关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的每秒120帧、4K、3D这些全新技术。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使用这些新技术拍摄的故事长片，作为观众，大家应该做什么心理准备？

    李安：我一方面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再进去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是最好的，把自己过去的观影习惯摆在一旁，才能够很放松地进入新的电影世界去体会。因为电影从诞生时就是展现平面的，现在这个新技术把幕帘打开了，但本质上还是内心的表达。

    记者：这部电影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当初看到原著，觉得非常内在，写的是比利·林恩这个男孩子头脑里一天的思绪，但是不容易被看到，我就决定用新的方式进行表达。人生是一场“秀”，也是一场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同伴的心情也很难叙述。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更容易看到真相，因为所有的感官都是完全开放的。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喜剧性，也有点讽刺性，以这样的题材拍一部新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影片给我们一种看到真、善、美的感受。您觉得现在电影技术每秒120帧是不是技术的极限？

    李安：现在这部电影不但能从银幕上看出演员的气色，体会到台词和潜台词，对角色的心态、气质和用心也都可以有所体会。我们常说真、善、美，“真”里面也有“善”和“美”。每秒120帧是新的开始，光追求帧数却不会去有针对性地拍，还是不行。怎么把技术的东西做成艺术，商业上怎么发行，最后怎么样改变我们电影文化的生态、电影人的思维习惯、观众的欣赏习惯，这些文化上的事情，都需要一个一个层次做上去。我觉得数码电影是很有潜力的，现在我是写实性的，将来可能抽象性的、轻松浪漫的也可以用这个技术。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

    李安：中国电影市场一直都有好片子。对中国电影的期待，我还是那句老话，“现在好像是黄金时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能够多做点，扎下根”。过去美国市场及其思维方式是主导。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文化方面，中国电影不光对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都有一个新的导向，非常期待它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艺术这行或者娱乐这行，我感觉需要一种燃烧的热情，必须真诚地往内心里面深挖。我们人生中真实的东西，去触摸它，都是挺难受的，要经过美化、艺术化，自己要真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燃烧的热情点亮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喜欢这么近地看人，是因为看清对方就是看清自己，了解人性。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一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高原上的高峰，《红楼梦》让曹雪芹“大名垂宇宙”，令后世无数文人“望峰息心”。付梓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滋养着数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器物层面实实在在地彰显着它非凡的魅力。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新奥集团携手导演王潮歌，宣布将在河北廊坊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只有红楼梦”。此前，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建筑群落已有不少，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座大观园，河北正定有荣国府，南京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数座城市都可以觅见芳踪，这种情况在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很少看见。为什么是《红楼梦》？也许，只有红楼故事最让国人耳熟能详，只有红楼文化能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据说，北京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就得名于《红楼梦》。说起与《红楼梦》有关的建筑，则更是难以尽数。北京大观园原址为明清两朝皇家菜园，始建于1984年，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影视基地。而位于北京市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则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红楼梦》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人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曹雪芹生活、著书场景。

    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是由古建专家、红学专家杨乃济先生设计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了近两个月，“元妃省亲”等场景是在这里取景的。

    目光移到南方，与北京大观园明显不同，上海大观园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在园中布置了大面积人工湖泊，形成山重水复、流水人家的江南园林风光。

    与上海同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旧称金陵，更是少不了红楼文化的标记。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既涉及江宁织造府的历史，还展示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史。

    南京地铁3号线有个很文艺的名字——“红楼专线”，有六节车厢展示了《红楼梦》中六大经典场景。薛宝钗的居所蘅芜苑、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成了这六节车厢的名片。每节车厢的拉手上，都印有这六个地名标识。

    无独有偶，北京地铁4号线也有个“红楼专列”，车厢以清代画家孙温手绘本《红楼梦》图案进行装饰，展示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憨湘云醉眠芍药裀”等《红楼梦》经典回目。北京地铁磁器口站内的壁画，是以红楼梦人物为主题的。因为地铁站附近就是曹雪芹在北京唯一有史可考的故居——著名的“十七间半房”。可惜的是，因拓宽两广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曹雪芹旧居（旧称蒜市口街16号）已经被拆除。

    红楼文化在今日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迪士尼等西方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自处、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都是需要当代人做出解答的问题。

    《红楼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编自鹿鼎公《只有（红楼梦）》）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成长于“五四”前后的郁达夫，视个性为现代散文的生命。强烈地表现作家的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郁达夫指出，“个性”是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的根本区别。他说，“中国古代的国体组织、社会因袭，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们之生而存在的一层固定的硬壳……这一层硬壳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卫道与孝亲；经书所教的是如此，社会所重的亦如此，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前‘散文的心’”。将目光由古代转入现代，他强调：“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个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综观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自始至终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建的。他不加掩饰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美好的、不可告人的，甚至是相当阴暗的一面，如《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海上》《大风圈外》等篇章，无不透露出自己彼时的生活状况、 思想及行为，是其个性化记录自己的真实的文字，这些文字又比刻意为自己立传显得更率性而为，韵味十足。

    看一个作家是否是进步的，是否与国家、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应仅仅从道德层面考量，而应看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关注，以及对普罗大众的爱。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忧患意识，而“五四”以来，这种蛰伏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显得更加强烈，“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命题在“五四”时期被视为文化人最高的追求目标。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且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郁达夫，“启蒙”与“救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形影不离且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有人认为“从早期的‘零余者’之作到后期颇具文人意识的游记， 个性与社会性的同一始终是郁式散文立意的一贯特色。郁达夫早期的散文虽有明显的日本‘私 小说’印迹，以自我表现为鲜明特色，但不是其他日本作家那种放弃了政治的‘自我’，而是社会性的‘自我’。祖国的现状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的作品在表现个性的同时，也倾诉着时代重压下青年的苦闷和反抗。”因此，阅读郁氏早期散文我们才会感到_：“他的苦闷、彷徨、自哀、自惭都来自这种对个性的关注和社会对‘自我’的弃绝，以及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自我’，是他个性的充分展露，悲剧意识就是他在社会和自我、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两难中那抉心自食的哀寞。 这份悲苦表现了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的孤寂、苦闷、渴求和彷徨。”

（摘编自周明全《郁达夫散文的情怀》）

美食传承与健康

《舌尖上的中国2》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各地的特色美食，如徽州臭豆腐、陕 西挂面等，也展示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徽州古法榨油。但是，后者也随即遭到了批评，因为徽州的古法榨油方法落后，保质期短，还可能会产生癌症诱变剂苯并芘。

能入选“舌尖中国”的美食有四个标准： 一要健康，二要真实，三要相对日常，四要解馋。所谓美味的真实，又有两个标准， 一是好吃，二是有传承。

对照这些标准，徽州的古法榨油就有些不符合。因为，如果经常食用古法榨取的油，难免会 对健康有害。食用油并非是一种食品，而是烹制食品不可或缺的原料，因此，更需要注意这种食 材是否健康。好在经过多年的健康传播， 一些人已经知道这种古法榨出的油对健康不利，而且现 在公众消费的食用油也是经过精炼处理，减少了烹调时的油溶烟雾(其中包含多种致癌物，如苯 并芘和多环芳烃)，从而把致癌的危险降低了许多。这集的导演陈磊表示，之所以要表现古法榨油是为了表现祖先智慧的传承。

如同任何领域的传承一样，美食中的传承代表了某种传统和智慧。但是，传统也未必就是合 理和健康的，经过现代实验科学的验证，无论是国人的饮食还是国外的饮食，都有很多传统食品与健康并不相符，好吃和传承就会出现矛盾。

一般来说，美味或好吃是一种食物能获得人们青睐并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关口，这在人的进化 中已经得到验证。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体内都有一种苦味基因TAS2R16，  但是，在中国人的身 上这一基因表达得更充分，因而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吻合。苦味基因的形成和充分表达在中国人 身上大约是在5000-6000年前，所以，只要是苦味的食物，人们就会排除掉，以避免中毒，而美 味的食物才会被人们选择，包括种植、培育、捕获和烹调。所以，食物的美味的确是传承中第一位的要素。

但是，好吃未必就有利于健康。虽然美味的食物大多有利于健康，但却还有一些美味的食物 并非如此。中国人的“冒死吃河豚”就是对美味与健康互相矛盾的一种经验解释。推而广之，就美味食物的传承来看，中国人的饮食也有很多被现代实验科学证明是不健康的。

比如，鼻咽癌又被称为“广东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饮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研究人员发现，尽管鼻咽癌的诱因有遗传、病毒和环境等因素，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鼻咽癌的发病与饮食制作和习惯有更大的关系。咸鱼粥是广东家庭在婴儿出生以后最常吃的 食物，意在唤起和培养婴儿的食欲，并终生保持对美味的口感。但是，长期吃咸鱼、咸菜等腌制咸食却容易诱发鼻咽癌，因为咸鱼的制作方法导致了致癌物的产生。

广东沿海地区有一种待鱼变质、发胀、发臭以后加盐腌制的咸鱼，这样的鱼含有大量亚硝胺 类物质，如亚硝胺，是一种强致癌物，能直接诱发癌症。可以看到，咸鱼粥就是广东沿海地区的 一种美味食物，而且具有传承，但是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却不利于健康。因此，这样的美味和传统饮食方式就需要改变，如此才有可能摘掉“广东癌”的帽子。

由于没有剧透，不知道《舌尖上的中国2》还有多少类似徽州古法榨油的美味饮食。如果在 剧中除了表现中国饮食的博大精深和深远的传承外，能在科学上把关，顺带进行健康饮食的科学传播，意义会更大，也会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