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奇山谷之行

埃利亚斯·卡内蒂

1920年夏天，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又回到了康德斯特克。当时我经常看地图，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勒奇山谷，那里是最有趣的地方，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东西，而且也很容易去：乘火车穿越世界第三长隧道——勒奇山隧道，从隧道那头的第一个车站格彭施坦因徒步穿过勒奇山谷，走到最后一个小镇普拉滕。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完成这一计划。我结交了一批同行的伙伴，并且坚持让两个弟弟这一次留在家。母亲说：“你已经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我毫无顾忌地把两个弟弟排除在外，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相反，她对此感到很满意。她一直担心我一味埋头读书会变成一个优柔寡断、没有男子汉气概的人。她在理论上赞成体谅弱小，但在实践上则失去了自制力，尤其是当她认为某人妨碍她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她支持我的意见，为两个弟弟安排了其他的活动。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了，我们将乘早上的头班火车穿越勒奇山隧道。

格彭施坦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贫瘠荒凉，我们沿着那条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羊肠小道朝勒奇山谷攀登。我得知，这条小道在不久以前还要更加狭窄。只有为数不多的动物在这里出没。差不多一百年以前，这一地区还有狗熊，可惜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当我还在缅怀早已销声匿迹的狗熊时，山谷突然展现在眼前，只见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明亮耀眼，一直向上延伸，爬上了白雪皑皑的山峰，最后消失在一片冰川之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到达山谷的尽头，但是小道却蜿蜒迂回，从费尔登到普拉滕要经过四个小镇。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无一雷同。女人们头上都戴着黑色的草帽，不仅仅是成年妇女，还包括小姑娘，甚至就连三四岁的小女孩也戴着这种富有节日气氛的帽子，好像她们自打出世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山谷的特点，而且必须向我们这些闯入者证明，我们并不属于她们之列。她们紧跟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这些脸上皮肤干枯，布满皱纹的老人始终伴随着她们。这里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我听来就像是几千年以前的。一个胆大的小男孩朝我们走近了几步，一个老年妇女招呼他到她那儿去，要他避开我们。她说的那两句话很好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来，Buobilu！”这是什么样的元音啊！对“小男孩”这几个字，我常听到的说法是“Buebli”，可是她却说：“Buobilu。”一个u，o和i三个元音的组合。我突然想起一些在学校读过的古高地德语诗歌。我知道瑞士德语方言接近中古高地德语，但是有些词语听上去像古高地德语，我还从未想到过。 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发现。因为这是我所听到的唯一的一个单词，所以它在我的记忆中更加牢固。这里的人沉默寡言，似乎都在回避我们。在我们整个漫游过程中从未与人有过交谈。我们看见古老的木头房屋、全身黑衣的妇女、窗前的盆花、牧场草地。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也许仅仅是巧合。然而，“过来，Buobilu！”作为山谷的唯一的一句话留在了我的耳朵里。

我们结伴同行的这伙人来源混杂，有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可以听见各种语言的说笑叫喊，就连英国人也显得爱说话起来了，面对沉默的山谷，大家都感到震惊，表示赞叹。我为这些住在同一旅馆里的自命不凡的客人并不感到羞愧。然而，我总是对他们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这儿，一切都相互适应，生活趋于统一，寂静、悠闲、适度冲掉了他们的高傲自大，他们对这些自叹弗如、不可捉摸的东西做出的反应是惊奇和羡慕。我们穿过4个村庄，我们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没有任何与这里的居民接触的可能，这里人也得不到任何一点儿关于我们的信息，我们甚至看不到一丝好奇。在这次漫游中发生的一切，仅仅就是一个老年妇女把一个尚未走到我们跟前的小男孩从我们身边叫走。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山谷，在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那里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要避免触及自己心中对它保留的印象。我要感谢恰恰是它的陌生带来的一个后果：对古代生活方式的熟悉感。我说不出当时在那个山谷生活着多少人，也许500人吧。我只是看见单个单个的人，很少看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他们生活很艰苦，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没有想过，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在外面干活挣钱，但我觉得，哪怕是仅仅离开这个山谷很短一段时间，对他们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我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这种印象恐怕就会消失，他们也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像我在世界各地见过的人一样。幸运的是，这些体验的力量来自他们的独一无二和孤立隔绝。后来，每当我读到关于部落和民族的书籍，心里总会产生对勒奇山谷的回忆。我还想读到这样奇特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接受了下来。

(有删改)

论技术规律的人工生成

罗天强 鼓正坤

    规律是生成的。规律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生成论规律观认为规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物质世界的演化而生成的。所谓生成是“产生”“形成”我的意思，是从“无”中生出来“有”来。

    技术规律是人工生成的。如果说自然规律是自然生成的。那么技术规律则是人工生成的。技术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技术活动是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的，但也存在自身特有的规律。

    陈昌曙先生认为：“人工自然领域遵循天然自然的规律。并不意味着人工自然没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张华夏先生也说到，技术“促使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工客观新规律的出现”。他们所说的“特殊规律”或“新规律”既是本文所说的人工生成的技术规律。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的过程。是自然规律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特定的自然事物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因此，技术规律的生成相应的，涉及到特殊的人工条件、人工物制基础，以及人为建立的关系。技术规律在严格特殊的人工条件下生成。规律的生成，存在与特定条件有关。人们借助于技术手段提供的人工控制的严格特殊的条件便成为技术规律生成的重要途径。

    人工条件下人工物质生成过程中技术规律的生成。在人工合成的化学反应中，人工创造的特殊条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特殊的人工条件不仅使参与作用的反应物的内部的相互作用发生改变或以别的方式发生作用，同时还使参与作用的反应物之间发生特殊的相互作用。从而能够实现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转化过程。

    人工条件下物质加工过程中技术规律的生成。由于许多物质材料（包括天然和人工的物质材料）并不能直接地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因而还需要对材料进行加工，给予特定的“造型”。物质材料加工成特殊造型，创造了自然界不存在的转化和过程。并因此生成了在研的技术活动中才存在的物质加工制作规律。

    在人工物质研究和赋予技术产品使用条件中技术规律的生成。人工生成的新物质具有什么性质或功能，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加以考察。这个实验研究过程，实际上是赋予人工物质特殊人工条件的过程，因而也是提供特殊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也是生成技术规律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工物志是在相应的条件下才会呈现出特定的功能和变化规律。人们制作特定产品，总是依据特定的物质材料在特定的条件下的功能或尊循的规律以及特定的技术目的。赋予产品或零部件特定的结构，这些结构中包含了特定的物质载体和预设的条件，当技术产品在使用时，预设的条件在人为的操作下变为现实。运用于其中的自然规律和技术规律使以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改变了传统的关于人与规律关系的认识，人们能够发现和利用已存在的规律。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生成和应用原来不存在的规律，彰显了人对规律得更为积极的能动关系？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的无限性，使技术发展也具有无限性的特点，使人们在更深的程度上和更高的水平上创造人工自然，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合理性需求，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成为可能。

    技术规律的生成和应用，将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讲技术发展与生态和环境保护同一起来。将人工自然的创造与天然自然的保护统一起来，保持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速度的张力。更好地了解地球生态环境及人工技术和人工自然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促进技术生态化和人性化发展，促使人类有意识的，科学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选自《自然辩证法研究》，有删改）

从内心里燃烧

——李安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近日，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携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来到中国，在整个电影市场掀起热潮。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在题材和技术上不断自我突破并取得巨大成功，所以不少影迷都对他和他的这部新作充满期待。

    记者：您不断挑战自我，让自己完成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您的电影理想吗？

    李安：我虽然60多岁了，但还在成长，好像年轻人一样。成长包括我对电影的追求的成长，也包括我对这个世界和人们内心的观察的成长。我也需要活力，甚至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会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我很喜欢拍电影，也很喜欢学电影，有人投资让我去学去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福分，我也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每次爬一个高峰，我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学到谦卑。中国人讲“学然后知不足”，我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又开始探索新的问题，这是我保持活力的方法，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无所谓挑战。

    记者：所有人都非常关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的每秒120帧、4K、3D这些全新技术。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使用这些新技术拍摄的故事长片，作为观众，大家应该做什么心理准备？

    李安：我一方面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再进去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是最好的，把自己过去的观影习惯摆在一旁，才能够很放松地进入新的电影世界去体会。因为电影从诞生时就是展现平面的，现在这个新技术把幕帘打开了，但本质上还是内心的表达。

    记者：这部电影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当初看到原著，觉得非常内在，写的是比利·林恩这个男孩子头脑里一天的思绪，但是不容易被看到，我就决定用新的方式进行表达。人生是一场“秀”，也是一场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同伴的心情也很难叙述。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更容易看到真相，因为所有的感官都是完全开放的。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喜剧性，也有点讽刺性，以这样的题材拍一部新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影片给我们一种看到真、善、美的感受。您觉得现在电影技术每秒120帧是不是技术的极限？

    李安：现在这部电影不但能从银幕上看出演员的气色，体会到台词和潜台词，对角色的心态、气质和用心也都可以有所体会。我们常说真、善、美，“真”里面也有“善”和“美”。每秒120帧是新的开始，光追求帧数却不会去有针对性地拍，还是不行。怎么把技术的东西做成艺术，商业上怎么发行，最后怎么样改变我们电影文化的生态、电影人的思维习惯、观众的欣赏习惯，这些文化上的事情，都需要一个一个层次做上去。我觉得数码电影是很有潜力的，现在我是写实性的，将来可能抽象性的、轻松浪漫的也可以用这个技术。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

    李安：中国电影市场一直都有好片子。对中国电影的期待，我还是那句老话，“现在好像是黄金时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能够多做点，扎下根”。过去美国市场及其思维方式是主导。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文化方面，中国电影不光对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都有一个新的导向，非常期待它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艺术这行或者娱乐这行，我感觉需要一种燃烧的热情，必须真诚地往内心里面深挖。我们人生中真实的东西，去触摸它，都是挺难受的，要经过美化、艺术化，自己要真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燃烧的热情点亮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喜欢这么近地看人，是因为看清对方就是看清自己，了解人性。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中国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更深刻反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承载着教化一方和正民化俗的使命。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往往不仅有入木三分的字内功夫，更有纵贯历史、折服众人的“字外功夫”。“字外功夫”指人的内在修养，即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生活积累、学识修养、道德情操、心灵境界等书法技巧之外的，与修身进德、安身立命相关的功夫。涵养字外功夫是通达本源、升华精神境界的关键。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一生在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熏陶、磨炼，涵养了深厚的字外功夫。

    一些书家肩挑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在繁杂的公事案牍中写家国情怀。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不仅书名显著，而且被唐太宗赞为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俱全；颜真卿作为盛唐书坛领军人物，其人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其书则大气磅礴、雄浑刚健，尽显浩然之气。一些书家将禅宗思想应用于艺术创作中。如苏轼以“物我相忘”的超然境界应对人生打击，不断涤荡心灵上的尘埃，通过智慧将逆境化为前进的阶梯。他推崇平淡天真的艺术品格，在禅宗“不役于物”思想的影响下，创作进入更加自由的艺术之境，故而得以写出传世之作。一些书家结合道家阴阳二气探析书法神韵。如王羲之曾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指出：“书之气，必达乎道。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他对心性与道相合的追求，使其书法达到了清雅脱俗的境界。可见，书者的字外功夫是字内功夫的根本，字内功夫不仅是苦练的结果，更是身心修养功夫的外化。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立本固基，才能行稳致远。因此，真正的习书者不只要在纸上磨，还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习书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实现“心正”而后“笔正”。此外，多读传统经典，提升人文素养。阅读经典不仅可以洗涤心灵，提升德行，还可将其中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当心中汇聚了百家思想，通达了古今之理，我们的行为举止便会增加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当一个人德行兼备时，其书法也会因修养提升而精进。

    由艺臻道，提升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操。“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掌握一门艺术是提升学习兴趣和修身境界的重要方法。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层面的艺术是以道为本、超出纯粹技术要求的艺术。以练习书法为例，临摹名帖时，法帖的轮廓和神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当下的心境。不断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古人神交的过程。在笔、纸、手、心长时间的磨合中，以前粗糙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破除，性情中焦躁、杂乱的习气也会被削弱，静谧的书香墨海能渐渐陶冶出精神之光。“旧我”不断褪色后，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将卓然而立。

（摘编自201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王树平《涵养字外功夫》）

文学的生活化，是指文学创作不仅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行为而存在，创作目的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学自身。中国文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仅是中国文学自身规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因而，把握中国文学的生活化本质，是摆脱20世纪西方近代文学观对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困境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献赋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清代，这种为应举而平时以诗文会课的状况依然不改。

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战国诸子中如《商君书》《管子》等也都是职官所为。魏晋以来，诗赋的功用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职官对诗、赋的政治功用仍没有忘记。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强调诗文应“补察时政”。宋元以来，这一传统依然得以保持。

诗在西周就开始被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赠和、问答、送别类诗歌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种类除赠、和、答、别外，还有应制、奉和、寄、酬、饯、贺、悼、贻、问、挽词、谒、谢、献、投、示、上等等。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可见其数量之大。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摘编自赵辉《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