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笔与繁笔

周先慎

    ①从来文章都提倡简练，而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这可称为以繁胜简。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②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的景象。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最出色的要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境界全出，鲁迅先生赞扬它富有“神韵”，当之无愧。

    ③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同一部《水浒传》有时却又不避其繁。看作者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鼻上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眼眶际眉梢又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味觉写，从视觉写，从听觉写，做了一大串形容，若是单从字面上求简，这三拳只须说“打得鲜血迸流，乌珠迸出，两耳轰鸣”，便足够了。然而简则简矣，却走了“神韵”，失掉了原文强烈地感染读者的鲁智深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时那痛快淋漓劲儿。

    ④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嗦。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啰嗦”。《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啰嗦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⑤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引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文明之间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

    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那么，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理解。

    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文明”是指人类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和。文明交流指的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活动过程。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遭遇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同，文化禀赋的不同，思维趣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短短几百年时间，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这些地区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裂变”过程，即不同民族如何“分有”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在“裂变”之前，人类的精神虽然完整却蒙昧不明。“裂变”之后，沿着自己的路向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所谓的“相对真理”的困境。因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文明交流史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论”者。如19世纪后期，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也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这种思想刚一提出就遭到“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立足于现实梦想的差异、文明交流的直接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文明交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和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延续，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的。今天，中西方的沟通既是关乎未来的梦想的沟通，又是历史与文化的沟通。

    着眼于共同未来的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进行深度合作，在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自视者不幸，自见者不明”，除了对自身文明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的文明有着“路径依赖”，这注定了此类问题在同一文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在文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有可能形成应对未来的新思维。

    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开放性，决定了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兼容创新的动力，那么它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饽”，只有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携手应对共同的未来！

（本文有删改）

    “零和”本是一个博弈学概念，是指在博弈过程中一方得到的正是对方失去的，得与失相加是零。这反映在思维上就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看似有经济学模型的支持，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哲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博弈论关于零和的模型，只是对抗性博弈在绝对封闭状态下的一种理论情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零和的现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对人类社会利益偏好多样性的形象描述；西方谚语“棋盘外总是有东西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要系统是开放的、历史是前进的，零和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上，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人类社会实践正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零和思维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判断基础上的。因为预设人性是恶的，就武断地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恶的，在社会交往中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所以必须把所有利益都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也可以举出更多人性为善的事实。人之为人，不在于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面对善与恶的纠缠，可以作出顺应客观规律、彰显人性光辉的正确选择。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一时之偏蔽恒常之正，把一种哲学假设当作客观事实和立论基石，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无知，在实践中表现为偏执。如果零和思维大行其道，在社会交往中动辄如临大敌、邻人遗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世界也不会向前发展。但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就是因为人虽然免不了被人性中恶的一面诱惑一时，但抑恶扬善、抱团成群始终是“学以成人”的主旋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基调。

    零和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零和思维之所以为了一棵树木而甘愿失掉一片森林，是因为形而上学思维看不到社会实践中的合作、变化、发展，无视开放进步的客观规律。对于秉持零和思维的人来说，只有眼前的、当下的利益才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作数。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悲观，对未来没有也不敢有信心，总担心已经得到的东西会失去；二是保守，对于发展变化怀有深深的恐惧，总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不是在封闭状态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证明和实现自己的存在。虽然眼前的蛋糕就那么多，但放开眼界，外面还有更多的蛋糕；虽然当下的蛋糕就那么大，但长远来看，将来会做出更大的蛋糕。零和思维自我封闭、拒绝合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别人的门也堵住自己的路，侵蚀自己发展的根基也损害人类的未来，最终害人害己。

（摘录自2018年09月06日《人民日报》的《零和思维没有出路》）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VR真的能成为新一代的“移情机器”吗？

    VR真的能成为新一代的“移情机器”吗？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VR的教化作用在未来的前景。在反对者看来，虽然VR的体验形式多样，但最终都只能制造出“同情的幻觉”。

    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VR只邀请参与者沉浸在感官体验之中，但参与者不需要面临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任何结果。参与VR体验的人不会真的被流浪汉抢夺走财物；也不会因为做错选择，在战场上受伤或失去生命。就如同所有的模拟游戏一样，VR再如何拟真，也不能复刻结果的真实性。

    无论是古典的戏剧表演，还是现代的电影呈现，观众很容易抓住情感的特写。但在VR的沉浸式体验中，体验者常常会专注于自己的存在感而忽略了重要的细节。观看全景影片的观众容易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分心”，模拟情境中的体验者可能会沉迷于自己扮演的角色。

    美国哲学教授Erick Ramirez认为，VR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同情心，但是不能让人产生真正的同理心。同情心更多是一种关怀与爱护的情感，而同理心侧重于认知和理解的能力。当一位好朋友失去亲人时，你想要走上前安慰。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同情。你的主要感受出于对好友的关心。好友痛苦的表情让你难过，安慰别人的同时会让自己舒服。与此同时，你不需要理解失去亲人是怎样的感觉就可以产生同情。同理心则不一样，电影中的人物失去双亲而痛哭流涕，让你联想起自己失去亲人的感受。你完完全全理解这个人如此痛苦的原因，你甚至能感受到痛苦的程度。“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帮助你，但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很多时候，移情的对象可能是一个你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或者是纯粹的虚构人物。VR可以让大学生同情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但无法让大学生体会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真实痛楚。无家可归的窘迫处境激发了VR体验人士的爱心，但他们仍然不能以一个流浪汉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一方面，制造同情相对容易，有时廉价的情感诱导还会造成同情的滥用；另一方面，真正的移情是很国难的，有些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咸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在哲学家内格尔看来，即使一个人昼伏夜出，甚至长期倒挂在晦暗的山洞里，也不可能知晓蝙蝠的生活感受。蝙蝠的内在认知方式与人类迥异，即使面对相同的颜色、气味、痛感等外部信息，实际的感受也会截然不同。即使我们用最大的努力以蝙蝠的身份生活，我们也无法以蝙蝠的视角看待世界。VR模拟的场景也是如此。即使每天用四只脚走路，体验者也不可能知道一头奶牛面对屠宰场的真实情感。体验者只是从人的视角想象奶牛的无助。

    不仅人与动物的认知模式不同，每个人的认知模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的生活经验、自我反思、情感与期望等等塑造了世界在我们眼中的呈现方式。在感知外部信息的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融入其中。VR可以尽力还原边缘人群的周遭环境，逼真的环境可以激发我们的同情心，但要和不熟悉的群体产生共鸣是极其困难的。

——节选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