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儒家的新人文主义，仍然需要证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何在。因为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至少存在过两种人文主义：一是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二是20世纪前期美国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基于儒家资源的新人文主义，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是一种针对中世纪基督教黑暗时代的人文主义，它强调的是摆脱以上帝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而发现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要求在生活世界和思维世界中，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运用人的理性能力，使人自由地发展其本性。这种人文主义最终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它和现代性有一种深层次的联系，即世俗或凡俗的兴起。这种兴起曾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这种人文主义忽略了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关注，有巨大的空白与缺陷；另外，它因为对个体的过度强调，形成了一种原子主义的自我观念，进而扩展到民族、国家和文化观念，于是民族冲突、国家冲突和文化冲突成为一种必然；另外，当对人的理性的强调成为一种绝对的肯定后，工具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便压缩了人自身的生活世界和心灵领域，造成了对人自身的伤害。因此，这种人文主义在造就现代社会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埋下了现代性弊病的根源。

    为此，在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白璧德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白璧德认为旧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无限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的新人文主义要以平衡和自律来改善人的境况。同时，白璧德也重视东方的智慧，这一倾向，直接影响了他的数位中国学生，如吴宓、梅光迪等，这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中造就了《学衡》一派。具体来讲，白璧德指出了西方思想犯了过度夸大理性作用和过分强调实用主义的错误，由此，人很难在情感与理性、统一与杂多之间获得平衡，而失去了这种平衡，就使得人类沦入了过度的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则要重建一种人能平衡自身情感与理性的能力，即建设一种真正的克制，这种克制比知识或同情心要更为重要。另外，他对自由与限制也有一种平衡性的理解。他认为，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限制，都会导致失败的结果；尤其是在教育中，只有实现了自由和限制的平衡，才可能使新人文主义的人得以养成。从总体上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只将人理解为情感与理性的存在，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具有超越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他虽然表达了一定对东方思想的亲和，但始终没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只是试图在希腊、希伯来和近代思想中寻求一种平衡的可能。他也无法真正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所以他才会简单地将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同，而没有认识到自然的独立意义与价值。

    基于儒家的新人文主义与上述两种人文主义都不同。一方面，它是人文主义，也强调重新认识人，但是它认识的人，不仅包括人的理性与价值，还包括人的丰富的精神领域、信仰追求。另一方面，它之新，要求人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还原整个宇宙自然的价值，认清人类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摆脱原子主义的自我观，还原社会群体的价值，认清个人在社群中的价值；摆脱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还原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认清本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中的意义。

生命的态度

朱良志

    ①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②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③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

    ④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消费的客体、被我欣赏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人好像不在这世界中，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而“生命的态度”，则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我的生命相关。

    ⑤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幽深的山林中，泉水淙淙流淌，溪涧边芙蓉花自在地开放，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这是一片寂静幽深的世界。又如王维《栾家濑》诗写道：“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飒飒的秋雨之中，白鹭自在上下，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物”，没有被观的“景”，没有观照的主体，没有被观的对象。在诗人当下的体验中，人与世界共成一“天”，共同形成一个生命宇宙。这个世界，中国美学称之为“境”。

    ⑥中国艺术创造的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有一些基本特点。它是艺术家在当下的体验中发现的，“境”是体验的真实。像王维《辛夷坞》《过香积寺》等小诗，几乎纯粹是山水花木的描写，没有人，甚至看不出有人的感情。其实，人隐在它的后边，这个生机世界是人在瞬间体验中“发现”的。“境”由心起，没有心灵的体验则没有境界，境界是心灵中呈现的事实。它是浑全的，人与山水草木等外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无分别的圆满世界。像吴历“一带远山衔洛日，早手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浑然一体，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最后出现在“境”中的人与山水草木是彼此相关的存在。“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在这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是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

（有删改）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作为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唐诗当然有着不同的读法。买一本《全唐诗》，皓首穷经将它背得滚瓜烂熟，是否就意味着读懂了唐诗？长篇随笔《唐诗的读法》，阐述了诗人西川对唐诗的另一番理解。他认为，读唐诗，不能把古人供起来读，而应以同代人的立场去理解唐代诗人所关心的问题，理解他们创作的秘密何在，思考“古人为什么这么做”。“只有当我们深入古人之间，看他们互相争吵，这时，古人才能活起来”。这应当也是唐诗的另一种读法。

    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古文学，英伦才子亨利·希金斯在《如何读懂经典》中专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中无所用的诗，在物质世界以外却大有可为。作家乔治·普登汉姆把诗比作“良药”：“若能从容地悲伤，也是件乐事”，难过的时候，“悲伤本身”也有助于“治愈心病”。在唐诗里，不但每一个物象都有其代表的意境，唐诗还“给我们当头棒喝……使我们从醉生梦死中惊醒，看到生命有多宽广”（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语）。阅读经典，一是从古诗词中获得修养，二是创造的秘密，就是“古人为什么这样做”？唐人怎么写诗？又为什么写诗？为什么好诗人多集中在唐代？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唐代诗人、读者、评论家的诗歌标准与当下相异还是相同？他们又是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西川认为，诗“追求深层含义”，“值得讨论的问题太多了……”在他看来，“唐人写诗，是充足才情的表达，是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而不是简单地把玩一角风景、个人的小情小调。”

    “哲学家能在政治与道德思想的语言上另辟蹊径，诗人最重要的是在情感语言上别出心裁。”西川并不完全认同亨利·希金斯这一观点，他认为，“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阅读以中古音写就的唐诗，这本身就有令人不安之处……”在他看来，即便“看出、分析出唐诗的立意之高、用语之妙”，也未必读出唐诗的“真实面”。正如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所有文学形式中就属诗“最为隔绝在历史洪流之外”。客观上，科举制度以及进士文化的存在，使得我们几乎没有读唐诗的资格。就像西川说的，“这话有些冷酷，但现代人真正进入进士文化确实不容易。”一方面，唐诗的“字词和其意义的关系，比日常语言更加紧密”，而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多与我们过去的经验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唐代诗人多为进士出身，就是普通士子所读的那些书我们也没有读过，他们受过整套儒家教育，而我们没有受过。偶有接触，也不过皮毛乎？尤其唐诗用典，我们真读不懂。

    “很多人讨论唐诗，讨论的只有‘诗’，没有‘唐’。他们讨论唐诗的方式与他们讨论宋诗或明清诗的方式没有区别。”在西川看来，唐朝的诗人们也从未考虑或者改造诗歌的本身，既“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也“不发明诗歌的写法”。唐朝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朝代，是付出了代价的。而最大的代价，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在《唐诗的读法》中，西川从“进士文化”“儒家道统”等多个层面重返唐诗的写作现场。

（摘自刘英团《回到唐诗的写作现场》，有删改）

    目前，我国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日趋增强。然而，通过对其发展趋势的研判，特别是基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及其指数表现的分析，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完善。这是长期困扰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大难题。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大量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大多数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机制却还停留在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既不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无法有效承载新兴业态的发展需求。以文化竞争力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北京为例，其文化设施要素得分仍旧偏低，恰好说明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与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相比仍显不足。

    没有资源，就没有发展，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既有的文化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存在观念雷同、模式粗放、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文化兴城”，大打“文化牌”，但也出现“千城一面”和将文化泛化的现象。“建筑文化”“名人文化”“服饰文化”“山水文化”等口号式、标语化的城市文化定位比比皆是。其次，文化发展战略相互模仿和跟风抄袭的情况也非常突出。第三，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重建设轻人文”的弊病，盲目上马重大项目，过分依赖硬件升级，而忽视城市精神遗产的传承和整体文化氛围的营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对待文化资源的开发局限于浅层次的旅游开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提炼，缺乏内容创意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比较优势的城市文化品牌。

    近几年，我国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规模逐年扩大，文化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无论市对比国际通行规律还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我国城市文化消费总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以北京为例，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全国首位，但是文化消费要素得分仍然偏低，这说明普通市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需要地一步挖掘。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创意、技巧与才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比拼归根到底是文化人才素质的较量。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相关行业发展需求与人才储备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和明显错位，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跟不上城市文化日新月异的脚步。在偏远、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质量相对较差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东、中部城市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具有优势，但是依旧缺乏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特别是既懂得专业知识又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摘编自范周、萧盈盈《城市文化消费的巨大缺口，从哪里填补？》）

    “结构语言学”或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即美国结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把“说话”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speech）”；提出“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线性”和“任意性”，具有“能指”和“所指”两面；认为语言要素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区分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哈里斯和霍凯特等。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更重视对语料的穷尽分析，这就与欧洲传统语言学注重书面语研究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的做法形成了明显对立。这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以及提出“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分布分析”和“变换分析”等重要的语言结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而长期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主流理论。

    虽然自198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著作，在做句子分析时也有结构和层次的意识，不过真正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分析汉语结构，则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最早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描写汉语语法结构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代表著作是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教程》。这本小册子原是为外国人学汉语写的，但经翻译介绍到中国后，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它也成了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奠基石。

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语法讲话》，后经修改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更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该书明确说明是运用了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后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朱德熙又于1982年出版了他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稿《语法讲义》，该书把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各个层面，不但讨论了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而且用“分布”理论划分汉语词类，用“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理论建立词组的类型，用“自由、黏着”理论建立语素的类型等，更是把汉语的结构语法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在中国还围绕层次分析开展了“汉语句子分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影响，结构理论甚至还成为中国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摘编自陆俭明、沈阳《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