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艺术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间的关系像中日关系这样复杂。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多个历史转型关口都离不开“他者的影响”。大化改新后的日本长期向往中华文明，古代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结果，并无太大争议。近代日本决定转向西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依然与中国互为镜像，只不过晚清的步调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而日本比中国更早获得了现代性的体验，也更早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

    百年前的诸多国恨不能用简单的国运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不止物质文明的发展，更在于政治文化与精神观念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远学欧美，近看日韩，早期日本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和技术支持，也促使了近四十年国家的变化。国人看待日本，增添了更多暧昧与含混的色彩，一些历史往事是永远无法忘怀的，但一些现实的处境和未来的可能却十分依赖中日两国的互利合作。尤其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国人看待影响的焦虑问题也多了几分理性，增了些许宽容。

    时至当下，中国要寻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最先要面对的，依然是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这其中有无数历史的恩怨，也有太多现实的考量。一方面，日本经济形势见好，中国经济则亟待升级换代，中国对日本不再是过去“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之类的存在，而是要在高科技、品牌经济、前沿文化等诸多方面展开交流与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摩擦是在所难免的，但寻求共识、和平对话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关键，理应得到更多的推崇与遵循。

    另一方面，安倍连续执政，给日本带来了空前的政治稳定状态。此前，日本首相频繁更换，带来了政策持续性弱、中日关系走向不清晰的问题。安倍的执政风格也越来越稳健，越来越清晰，他在告别早期摸索状态的同时，实际上也让中日两国关系的持久稳定获得了可能性。与其说，我们渴望看到那些“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暖春之旅”，不如说，我们一直都希望寒冬从未降临。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日关系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因素依然很大。尤其是中美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暂时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保持良好的中日关系，既是为我们争取和平环境与历史机遇的必要前提，也是建立两国长期的有效沟通的良好契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中日关系能否顺利打开“下一个40年”，既要考虑历史的问题，更要兼顾当下的现实。用未来的光照亮现实的想象，中日这对互为镜像的关系，值得被赋予更多乐观的期待。

（《一衣带水，而又互为镜像》）

    唐至宋代，也被国际学界视为丝路主干线自欧亚大陆陆路逐渐向海上转移的结点：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造成唐代国力的急剧衰落，吐蕃趁机北上，占据了河西陇右，逐渐强大的回鹘亦南下阿尔泰山一带，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梗阻。然而陆上丝路逐渐被海上丝路所替代，原因不仅在于西域至中亚民族政治版图的更迭与动荡，更多原因则是中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地靡集在东南一带，再以陆上丝路运输，转运繁复，劳民伤财；反之，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成熟，中国东南地区海岸线长、不冻港数量众多的优势逐渐凸显，运价低廉可靠。不仅如此，中唐之后，随着大食（阿拉伯帝国）定都于巴格达，取代波斯成为中西贸易中最大的中继站，也迫切需要与中国产生商品经济交换与往来。

    唐代的对外开放性，在同时代全球性文明中，几乎无有可比拟者。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代前往长安朝贡的“四夷之国”多达70余国，其中将近半数在隋唐前未见诸史册记载。751年怛罗斯之战，虽然使得唐代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但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金银镶雕、丝绸纺织与陶瓷绘画技术传入了阿拉伯世界。《经行记》的作者杜环，即在此役中被俘，后将其旅行见闻编纂为此书，翔实反映了当时中亚各国，以及阿拉伯、东罗马帝国等国的情况。

    唐代中后期，随着海路贸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这条航路在唐代人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了印证。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航行范围的扩大，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疆域的称谓与认知也在持续进步，曾经泛指北印度洋水域的“西海”也开始逐渐囊括地中海。《隋书·裴矩传》描述自敦煌通西域之道时记载，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能够抵达西海，而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佛林国，指出其与大食相邻，“西枕西海”。而大食帝国兴起后，能够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西进的中国海上贸易商人，根据其直接或者间接航行与考察经验，将以往泛泛而称的“大食海”具体划分为“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东大食海在“天竺以西”“渡之则西为大食诸国”，而西大食海，周氏的记载则是“渡之而西则又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是太阳沉入地平线所在，“不得而闻”。

（节选自朱步冲《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

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作者和读者，催生了丰富的文学类型。但随之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问题。

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类型小说做出了重大贡献：制造了大众文化热点，开创了付费阅读机制，探索了粉丝经济模式，打造了文学文化产业链，培育了创意产业新业态。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初期，类型小说因题材鲜活，想象丰富，定位精准，点击率一路飙升，借助数字化新媒体技术优势为网络文学崛起赚到“第一桶金”。但唯点击量是求的量化标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文学网站根据市场原则“锁定目标人群”“精准配制作品”，虽然使一些市场关注度高的类型脱颍而出，但也使一些小众类型很难突破重围。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性和内容丰富性，而且会挫仿作者创新精神和艺术个性。此外，每日大量文字的更新压力，使一些网络作家不惜在作品中“注水”，导致作品结构松散，语言浅白，思想贫乏。与此同时，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也在损害网络文学声誉。应当说，网络文学在“数量”上已制造诸多传奇，但在质量上还有待提高，以保证持续发展。尽快步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阶段，这不仅是读者和市场对网络文学的新期待，也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当今只有“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才能突破创作瓶颈，提高创作质量，贡献更多精品。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网络作家跳出“玄幻魔圈”和“修真密室”，走向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到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中去创造精品、攀登高峰。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呈风生水起之势。这固然与政策引领、作协倡导以及网站策划等因素有关，更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与变革的必然结果。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一再为网络文学走出类型化困境起到破冰船与开山斧的作用。为突破陈陈相因、套路连连的因局，大批成熟网络作家放下得心应手的类型化书写，移师现实题材领域，改进艺术创作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从创作方法上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创作者不仅能够体会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式的创作自由，而且更容易进入激情飞扬、灵感四射的创作状态，这使网络文学总体艺术水准明显提升，思想内涵不断深化。对网络文学来说，积极投身现实题材创作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益探索，是顺应时变、守正创新的必然选择。

伟大作品离不开作家对其时代的深刻体察和忠实记录。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习近平同志认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说到底，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是文艺创新最根本、最关健、最牢靠的办法。对于遭遇类型化困境的网络文学来说，走出幻想天地，阅尽现实世界，理应是突破创作瓶颈的最佳路径。

（摘编自陈定家《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一从网络文学创作谈起》）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①“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②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③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④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⑤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⑥“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