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兵

莫言

       1976年冬天，排里分来了几个山东籍新战士，丑兵王三社就是其中之一。与其他人站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长得丑，就老老实实的，少出点风头吧，他偏不，他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姓郭的“郭”字读成“狗”字，于是我在他嘴里就成了“狗”排长。

       不久，春节到了。省里的慰问团来部队慰问演出。政治处让我们排派十个公差去当临时服务员。我立即挑选了九个战士，命令他们换上新军装，就在我指指划划地做“战前动员”时，丑兵回来了。一进门就嚷：“狗”排长，要出公差吗？”他这一嚷破坏了我的兴致，我便气忿忿地说：“什么狗排长，猫排长，你咋呼什么!”他的嗓门立时压低了八度，“排长，要出公差吗？我也算一个。”我随口揶揄他说：“你去干什么？去让慰问团看你那副漂亮脸蛋儿？”这些话引得在一旁的战士们哈哈大笑。和丑兵一起入伍的小豆子也接着我的话茬说：“老卡（他们称丑兵为卡西莫多）你呀，还是敲钟去吧!”

       战士们又是一阵大笑。丑兵像是挨了两巴掌，本来就黑的脸变成了青紫色，他脑袋耷拉着，慢慢地退出门去。

       后来，丑兵向连里打了一个报告，到生产组喂猪去了。

       三年过去了，我已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工作。

       1979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程度，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动员大会之后，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有的人还咬破指头写了血书。全连唯有丑兵没写请战书。说实话，我很恼火。

       晚上，支委会正式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会开到半截，丑兵闯了进来。

       指导员疑惑地笑着问：“王三社同志，你？”

       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想上前线。我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也是个人，中国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

       开完欢送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披衣下床，向丑兵住的房子走去﹣﹣他单独睡在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半个月亮明灿灿地照着营区，像洒下一层碎银。小屋里还亮着灯，我推开门走进去，丑兵正在用玉米糊糊喂一头小猪崽，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铺了干草的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

       我说：“小王，咱们就要分手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千万别憋在肚子里。”

       他沉吟了半晌：“副连长，我这次是抱着拼将一死的决心的，不打出个样子来，我不活着回来。

       “我不敢指望人们喜欢我，也不敢指望人们不讨厌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厌丑之心人亦皆有之。谁也不能扭转这个规律，就像我的丑也不能改变一样。但是，美，仅仅是指一张好看的面孔吗？小豆子他们叫我卡西莫多，开始我认为是受了侮辱，渐渐地我就引以为荣了……

       “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

       他从被子下拿出厚厚一叠手稿，把手稿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有一支悠扬的歌子唱起来，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

       “副连长，我就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给处理吧……”

       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好兄弟，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上了一场人生课……”

       几个月后，和丑兵一块上去的战友纷纷来了信，但丑兵和小豆子却杳无音讯。

       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很重视，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可是丑兵却如石沉大海一般，这实在让人心焦。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写道：……我和三社并肩搜索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到被人背着慢慢向前爬行。我大声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终于停住了。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

       丑兵死了，竟应了他临行前的誓言。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心也一阵阵痉挛。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带套袖的孙犁先生

    ①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他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②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

    ③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④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⑤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

    ⑥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⑦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⑧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⑨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摘自《从梦想出发》，原文略有改动）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徐怀谦

       从报上读到一则《我们到底有多穷》的故事，讲一个富翁带自己的儿子去乡村旅行，本意是想让儿子看看农场的人有多穷而他们有多富。可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儿子却说：“我看到他们养了四条狗，而我们只养了一条；我们家有喷泉，他们家旁边却有一条没有尽头的小溪；我们家花园里的灯贵得要死，但还是没有他们家房顶上的星星好看；我们家的花园很大，但是他们家的后院大得能看到地平线——父亲，原来我们这么穷。”

       我们得承认，这个富翁的儿子是很有智慧的。他能从常人以为富裕的生活中发现贫穷而从常人以为贫穷的生活中看到富足。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穷富是相对的，正如幸福感是相对的一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富翁的儿子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他只是来农场做短期旅行。如果要他在农场和城市之间选择长期居住地的话，他最终选择的可能还是城市。因为即使城市再穷，城市仍具有购物方便、交通便利、文化生活丰富、医疗设施齐全等诸多有利条件，这正是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大城市的原因所在。

       我当然不是要比较城乡的贫富差别，而是想提醒国人“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有的人可能会不屑地说：你这个论题本身就错了，现在需要争论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富”。是呀，媒体上已经报道了中国的亿万富翁有多少，百万富翁有多少。最近的例子是有一名深圳的生意人报名参加明年的太空亚轨道飞行，光报名费就达百万元。不管是通过合法的、非法的还是违法的途径，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第一，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穷到什么程度？电视上说过一个小例子。有位城里的学生写信要“手拉手”的小伙伴给自己寄一张彩照过来。等啊等，好多天过去了，他终于等来了小伙伴的来信，不过里面装的是一张黑白照片。这位家住山沟的小伙伴在信中说，为了照这张照片，他要翻山越岭，走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去拍照。第二，在物质文明大大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同步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赤贫儿。他们居华厦，食有鱼，出有车，可以花上千元看一场明星演唱会，却不肯为希望工程捐一分钱；他们可以为冬日都市里的一只流浪狗奔走相告，买狗粮，送狗衣，争献爱心，却不肯为身边的一个流浪汉送去哪怕一件单衣；他们可以在赌场里、在酒桌上挥金如土、通宵达旦，却不肯拿出哪怕几分钟读一本益智的书……在很多人身上，真的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高低，物质的富裕与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精神上是否富有。“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我们不仅要正视中国还有多少绝对贫困人口，而且要看到在少数富豪身上，在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那些人身上，为什么存在那么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包括诚信危机）。前一种穷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消灭之；后一种穷的可怕在于，打个比方，由绿洲变成沙漠容易，而由沙漠变回绿洲则难乎其难。美国牧师比彻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生活是荷包满满，就会称心如意。人的幸福主要取决于其性格……如果品位高雅，情感真挚，心境磊落，对有需要的人提供慈爱，并且慷慨济助；如果以热心公益之手从事于美化社会的事业，促使社会更加高尚，那么富人才是快乐的。”

       请人们学一学那个富翁的儿子吧，面对着小溪、星星和地平线，由衷地说一声：“哦，原来我们这么穷！”

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余秋雨

    ①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好的课程，也只能调课。

    ②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保姆说曾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③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工作，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老师们发现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了原因，因为我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④至今我仍记得，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上扣了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我当成了谈心对象。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⑤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儿紧张，害怕因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了心，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⑥医生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之后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我们决定：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⑦我们知道，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几年，哪里会在乎一两个星期？

    ⑧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社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三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妈妈真的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去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三次，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

    ⑨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形？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⑩我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没有责怪，也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过那两座山岭回家。

    ⑪我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我历险4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足迹。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情形。

    ⑫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的有些故事，只有您和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

    ⑬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愿它能够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自铸新词

汪曾祺

    托尔斯泰称赞过这样的语言：“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以为这写得很美。好像是屠格涅夫曾经这样描写一棵大树被伐倒：“大树叹息着，庄重地倒下了。”这写得非常真实。“庄重”真好！我们来写，也许会写出“慢慢地倒下”，“沉重地倒下”，写不出“庄重”。鲁迅的《药》这样描写枯草：“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大概还没有一个人用“铜丝”来形容过稀疏瘦硬的秋草。《高老夫子》里有这样几句话：“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酱在一起”，真是妙绝！（高老夫子是绍兴人。如果写的是北京人，就只能说“犯不上一块掺和”，那味道可就差远了。）

    我的老师沈从文在《边城》里两次写翠翠拉船，所用字眼不一样。一次是：

    “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

    又一次：

    “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不声不响，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

    “懒懒的”“很自负的”，都是很平常的字眼，但是没有人这样用过。要知道盯着翠翠的客人是翠翠所喜欢的傩送二老，于是“很自负的”四个字在这里就有了很多很深的意思了。

    我曾在一篇小说里描写过火车的灯光：“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在另一篇小说里描写过夜里的马：“正在安静地、严肃地咀嚼着草料”，自以为写得很贴切。“追赶”、“严肃”都不是新鲜字眼，但是它表达了我自己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印象。

    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写下来也可以。不写下来，就记住（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印象是不易忘记的）。记忆力保存了这种经常用语言固定住的印象多了，写作时就会从笔端流出，不觉吃力。

    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写小说不比写散文诗，语言不必那样精致。但是好的小说里总要有一点散文诗。

（选自《岁朝清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阿长与《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