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 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开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小说月报》，有删改)

北方的河

张承志

    那浑黄的河水在高原阳光的暴晒下，反射着强烈的光。天空又蓝又远，清澄如洗。他觉得神清气爽，觉得这大自然既单纯又和谐。他哼了声民歌，心里觉得很舒服。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他好像在沟壑梁峁的波峰浪谷里疾飞前游。

    他看见车厢左前角站着一个女的。卡车歪歪地间过一道坎，满车人被得东倒西至，但那女的还是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这是个和我差不多的、老插队出身的北京姑娘，他愉快地吹了声口哨，把手翻转过来握紧车厢板，重新面对着荒芜的黄土高原。

他在写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里，不仅真真切切的触到了科学的冰凉而坚实的质地，而且有些天他几乎被这种不可一世的、规律强大的领域速住了。后来他曾经拐弯抹角地找过起嘛一打教授和副教校，打探各种专业的底细。再后来有一次颜林的老乡出差来新疆，到他们学校看他，他问道：“一个有四年制汉语专业本科生基础、一门半外语、六年插队新的历史，具有一定热情和干劲，身体条件良好的三十多岁老青年一一究竟选择什么职业景好?”渡老头每裁铁地回谷：“地理。毫无疑问，只有地理。”

    没想到这些话当了真：还有三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他就要走上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考试的考场。他在毕业前那阵乱哄哄的日子里究了一大堆地理系的讲义。现在，天空睛期湛蓝，风儿正吹满篷帆，他朝着亲自选定的那个目标启碇开航了。

卡车正慢慢地停住，他吃惊地朝车外一望：青羊坪炫目的阳光直射着这个河岸台地上的小镇。他完全回忆不起当年这里有些什么建筑和景物。那时我急得心大上，连自己被大卡车拉到了哪里全都不知道。他感慨地走在一条土巷子里，默默地想着。街巷上小饭棚、小客店鳞次栉比。他和车上遇到的一个后生买了些饼。那饼炸得又黄又脆，他香甜地边走边吃，和那后生交谈着。快开车了，他俩相帮着爬上车。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啦，他心里感到非常清爽当卡车在山嘴上头換了档，发出一种均匀的吼声时，他的眼睛亮了：他认出了这个地方。真是这里，他默念着，真是这条路。瞧，这些山沟和老黄土帽。他朝笑自己说，你现在是强忍着激动。你从新疆大学校门到火车站，曾经给同学吹了一路，吹你对这条河的向往。

    “喂，喂!”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喚着他。他转过身来。原来是她，地一直背着车厢站着，“喂，你是去河底村么?”他觉得她满口典型的北京知识青年腔。

她告诉他是某小报的摄影记者；他也介绍说，他是新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又转身抓住厢板。就是这条路，可是现在看着却这么陌生。那时你才二十岁，衬衣口里只有不足十块钱。他突然听见那姑娘尖叫起来：“快看!黄河!”他浑身一震，忙转过头来。解放车正登上山顶。“嘿，黄河，黄河。”一条微微闪着白亮的浩浩荡荡的大河正从天尽头蜿而来。这个记忆他可没有遗忘。这个记忆他珍存了十几年。他一直字午记着，他现在明白了：就是这个记忆鬼使神差地使他又来到这里，使他一步步走向地理学的王国。“我一定要考上!”他低声地发誓说。

    “喂!你是要考研究生吗?”他听见那姑娘对着他的耳朵喊。“我一定能考得上!”他吼叫着，他有些发怒，但又满心痛快。我当然会考上的，我已经做了准备，读完了地理系的自然地理义。大学四年我一直选修历史系的考古讲座。我有一门半外语，我还有语音学、方言调查和全部汉语专业的训练。

    “喂!研究生!你看这黄河!”她喊他说，“我说，这黄河里没有浪头。不是水，不是浪，是大块一大块凝着的、古朴的流体。你说我讲得对吗?”她问道。

    “我觉得这黄河像是我的父亲!”他突然低声说道。他的噪音浊重沙哑，而且在颤料，“父亲。”他说。

    “我多少年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长成一个男子汉。”他觉得自己的牙齿剧烈地格格响着。

    哦，真是父亲，他在粗糙又温暖地安慰着我呢。黄河是你的父亲，他在暗暗地保护着他的小儿子他抬起头来。黄河正在他的全部视野中急驶而下，满河映着红色。他听见这神奇的火河正在向他呼唤。

（选自《北方的河》，有删改）

邻居们

老舍

    明先生对不识字的太太放纵儿女，和邻居吵闹，辞退仆人这些事，给她一些自由，以为是为明家露脸。明先生的头抬得很高。他有在洋人那里赚钱的职业，他求不着别人，所以用不着客气。他永远不看书，因为书籍不能供给他什么。可是，他究竟还有点不满意。他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身里有个黑点，象水晶里包着的一个小物件。可是他没法去掉它，它长在他的心里。

    邻居是对儿姓杨的小夫妇，明先生看不起他们，总以为教书的人是穷酸，没出息的。尤其叫他恨恶杨先生的是杨太太很好看。他看不起教书的，可是女教书的--设若长得够样儿--多少得另眼看待一点。杨穷酸居然有这够样的太太，比起他自己的要好上十几倍，他不能不恨。

    明先生的小孩偷了杨家的葡萄。界墙很矮，孩子们不断的过去偷花草。对此，杨先生始终不愿说什么，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妇要是受过教育，自然会自动过来道歉，可明家始终没来。杨太太决定找明太太去。

    杨太太很客气：“明太太吧？我姓杨。”

    明太太准知道杨太太是干什么来的，而且从心里头厌恶她：“啊，我早知道。”

    杨太太所受的教育使她红了脸，而想不出再说什么。可是她必须说点什么。“没什么，小孩们，没多大关系，拿了点葡萄。”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们的葡萄，”杨太太的脸渐渐白起来，“不容易，三年才结果！”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小孩呀，”杨太太想起教育的理论，“都淘气。不过，杨先生和我都爱花草。”

    “明先生和我也爱花草。”

    “假如你们的花草被别人家的孩子偷去呢？”

    “谁敢呢？”

    “你们的孩子偷了别人家的呢？”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杨太太没法再说什么了，嘴唇哆嗦着回了家。作为最新式中国人的杨先生不便于当面交涉，客客气气的写封信吧，只求明先生嘱咐孩子们不要再来糟蹋花草。

    信是杨家仆人送过去的，被明太太窝回去了。

    下午，老妈子拿进一封信来。杨先生接过一看，门牌写对了，可是给明先生的。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告诉老妈子把信送到邻家去。

    “拿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

    “给明先生的！”老妈子说。

    “是呀，我们先生没那么大工夫看你们的信！”

    “是送错了的，不是我们的！”

    “送错了的？”明太太翻了翻眼，马上有了主意：“叫你们先生给收着吧。当是我看不出来呢，不用打算诈我！”拍的一声，门关上了。

    怎么处置这封信呢？私藏别人的信件？拆开看看？是不光明的。想来想去，杨先生决定给外加一个信封，改上门牌号数，扔在邮筒里。第二天早晨，夫妇忙着去上学，忘了那封信。

    下学回来，刚要吃饭，听见明家闹起来了。饭后，杨家的老妈子知道了消息：明先生打太太是为一封信，要紧的信。杨先生想必定就是他所存着的那封信了。既是要紧的信，为什么不挂号，而且马马虎虎写错了门牌呢？混蛋应受惩罚。他想起那些葡萄来……第二天早晨把那封送错的信和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一齐发了，他不希望明先生悔过，只教明混蛋看看读书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蔼，是君子就够了。

    明先生见着了写信的人，知道了信的内容：他和一个朋友借着外国人的光儿私运了一些货物，被那个洋人晓得了。所以他担心，命令太太去索要那封信。明太太宁肯挨打也不肯去，这太难堪了，就诬说杨家不给。明先生的气不打一处来，就凭个穷酸教书的敢跟我斗气。哼！他向孩子们发了命令。

    邮差下午四点多送来了信。明先生看完，心中说不出是难受还是痛快。痛快的是，他看明白了那封写错了门牌的信，杨先生没有拆开；难过的是另一封，使他更讨厌那个穷酸，他觉得只有穷酸才能那样客气，客气得讨厌。

    路上，杨先生满心痛快：既然把那封信送回了原主，而且客气的劝告了邻居，这必能感动了明先生。

    一进家门，他楞了，院中的花草好似垃圾箱忽然疯了，一院子满是破烂儿。他知道这是谁作的。怎么办呢？他想要冷静的找主意，可冷静不了，他的那点野蛮的血沸腾起来。扯下衣服，捡起两三块半大的砖头，隔着墙向明家的窗子扔了去。听着玻璃的碎裂，他心里痛快。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象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等着明先生来找他打架。

    明先生不想过来，因为他觉得杨先生不那么讨厌了。看着破碎玻璃，虽不高兴，可也不十分不舒服。他开始想到嘱告孩子们不要再去偷花。可一想起杨太太，又不能不恨杨先生；可是恨与讨厌，他现在觉出来，是不十分相同的。“恨”有那么一点佩服的气味在里头。

    第二天是星期日，杨先生在院中收拾花草，明先生在屋里修补窗户。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