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市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辗转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后来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期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6月，有删改）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曾这样叙述他与绘画的渊源。（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沈尹默先生的学品与人品

戴自中

    沈尹默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卓绝不凡的书艺、书道；更是他不事张扬的极致文品、人品。

    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的沈氏，相传是齐武帝永明年间齐梁体文坛领袖沈约的后代。竹墩沈氏一脉，诗人气息长存，名人辈出。父亲在陕南为官。清光绪九年五月七日，沈尹默诞生在这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官宦之家，家学渊源，自幼便受到了熏陶。沈尹默在自述中写到青少年在定远生活中曾说：“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野在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无朋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焦，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甲乙。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

    沈尹默幼年时不知书法好坏，只知依样画葫芦地临习。十五岁虽能为人书扇面，但不能悬腕。父亲要他写带骨扇面，他深感手臂执笔不稳和不能悬腕的痛苦。1907年，沈尹默在杭州，陈独秀一见沈尹默先生就说：“昨日在刘三处，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这给沈尹默是当头棒喝，但仔细一想，还是执笔不稳的缘故。于是遂取安吴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部分细加研读，照此实践，指实掌虚，掌竖腕平的执笔法，每日取一刀（百张）尺八纸，用大羊毫蘸淡墨水临写汉碑，一纸一字。干后用油墨，执笔临池。同在杭州教书的钱玄同，见尹默如此发疯似地临习，奉劝尹默：“不要这样拼命，如此下去会弄坏身体的。”尹默笑答：“我这个人天资不是很聪明，只得笨鸟先飞。”如是者从不间断数年，再临魏碑，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乃笔力雄健，面貌一新。陈独秀之语，不见独秀书面文字，而多次出于沈尹默的回忆文章。

    一九一九年初，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欲改革北大，力挽学生学习观念，沈尹默出力最多，蔡元培曾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提倡道德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诗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等，以供正当的消遣，以发扬学生的自主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书法研究会经蔡元墙同意，聘请校中沈尹默、马叔平、刘季三教授为导师，沈尹默以最高票当选为负责人。时沈尹默正肆力学习魏碑，着重运腕写字。因此，他在北大书法研究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学生讲演用笔方法，并和钱玄同为学生开列草书碑贴目录，油印《书法拾遗》资料。马衡是金石家，刘季三是写隶高手。大家各尽其力，发挥了很大作用。此活动一直维持到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三院校牌都是沈尹默先生所书。北大不同年级的学生、凡精于书法者，都得到过沈尹默先生亲炙。如顾随，不但诗学沈尹默，而且书法也几可乱真。顾对沈尹默十分钦佩，推崇极高。台静农一九二一年左右在北大读书，也是沈尹默的学生。他写小说，备受鲁迅赞许，然其书法独敬沈尹默。其斋中悬挂的是沈尹默的书法。他对沈尹默毕恭毕敬。他听众沈尹默的告诫“最嫌烂熟能伤雅”，取法明黄道周，以其终生，得到张大千推崇，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二十大书法家之一。还有朱家济、马巽伯，都是北大高枝生，又是沈尹默的终身崇拜者，至死不渝的师生关系，晚年朱家济被聘为中央美院书法教授，对学生介绍说：“他是当代真正的书法家，评价在沙文若之上。”

    解放后，在上海，六十年代中，在青年宫举办书法学习班，培养出一大批书法人才。至今不少上海书法界主力中兴人物，都是那时在青年宫培养出来的。

    沈尹默先生在学习书法实践中，研究了大量的古籍书法著作，在万千著作中认真清理了一番，找出渊源。书法理论来自书法的实践，沈尹默认为写字首先要有正确执笔法，要普及写字，首重执笔。他依前人法书为根据，结合多年写字实践，在1957年，写了一篇高质量的书法理论文章《书法论》，详述笔法、笔势、笔意，是书法理论的经典之作。后来编书法理论丛书，穷三年之寒暑，几经删改，用古人著作译述印证《书法论》，释义不背古、不离今、不自欺、古为今用，不作一句空头话，为学书者指迷。他的论述全与写字有关，而且可以付诸实践。在当今书法家中，此类论述可谓不少，但有份量的著作，却没有出现，不胜叹息！

（摘编自戴自中《缅怀沈尹默先生》）

相关链接：①沈尹默在碑学大兴的书法大环境下，尽其一生之努力，参研和实践帖学传统，使几乎湮没失传的帖学一脉得以振兴和提高，使二王以来中国书法的核心精神与本质特征得以传承与发展，功莫大焉。他还创立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书法组织——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以上海为中心，培养了大量的当代书法精英人才，对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书法教育和书法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洪奔《重拾大师，再现经典》）②沈尹默原名沈君默，原因是他重来不善辞令。沈尹默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君既默不作声，何必又多张口？”北大还有一位叫张君默的教师，不熟悉的人常常将他俩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沈尹默干脆将“君”字下方 “口”去掉，改名为“沈尹默”，一直沿用终生。（李弗不《名人改名趣闻》）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莫扎特巧克力

肖复兴

①到美国，在卖奥地利巧克力的店里，我又看见了莫扎特牌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的盒子上印着莫扎特的头像，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在国内，我只在普尔斯马特的超市里见过一次，虽然价钱不菲，还是特意买回家一盒六角形的。我对这种莫扎特巧克力情有独钟。第一次见到它，是那年在维也纳，几乎所有的商店里都在卖它，各种形状包装，琳琅满目，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盒子上都有莫扎特醒目的头像，莫扎特一身化为千亿身，闪烁在维也纳的每个角落。

②莫扎特巧克力很好吃，我心里曾想，如果莫扎特活到今天，这份专利是属于他的，光靠这种巧克力，他就发了大财。他的名字，可比我们的傻子瓜子要值钱得多。莫扎特牌巧克力，是1900年萨尔茨堡一家叫作莎兹的点心铺首创，制作并为它取名的是点心大师福尔斯，可以说用莫扎特的名字开创了财路的先河。自此之后，许多店家竞相仿制，也都叫莫扎特牌，使得莎兹店和他们打起了官司，最后不得不在自家的店前挂起“真正的”“原始的”的莫扎特巧克力的牌子，很像我们当年“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刀剪铺之争，透着生意的红火。莫扎特至死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名字日后竟然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③其实，莫扎特一辈子生活窘迫，似乎从来就没有缓解过，结婚后至死那9年的日子越发艰难。那9年中，他搬了12次家，有6年是妻子生养孩子或产后休养，一直处于负债累累和病怏怏的状态，而且由于妻子的大手大脚使得日子更加雪上加霜，以致到了冬天连买烤火炭的钱都没有，饥寒交迫之中只好抱着带病的妻子围着空壁炉跳舞取暖。如果拿今天的富得流油的莫扎特巧克力相对比，真可谓“可怜生前身后名”。

④有意思的是，莫扎特为我们留下的音乐作品，和他35年贫穷而短促的一生不成比例，数量之多，可以说在音乐史中绝无仅有。仅交响乐就有48部，歌剧20部，钢琴协奏曲27部，不要再说其他的弥撒曲、奏鸣曲和各种重奏曲，还有最后未完成的重要作品《安魂曲》。1788年夏天，最后完成的三部交响乐：降E大调第39交响乐、G小调第40交响乐、C大调第41朱庇特交响乐，这三部交响乐，莫扎特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人们都以为他是天才，音符与旋律就好像是揣在他衣袋里，随时都可以尽情抛洒。其实，那时正是他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为了尽快能够挣得一点现金以解燃眉之急，才以如此快的速度拼命写完，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卖给了出版商，非常可怜的是直到他死之后这三部对于他来讲最为重要的作品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说，临终前，他也没有用他的音乐换得一笔让自己脱贫致富的大价钱。

⑤应该让我们向莫扎特致敬的是，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的音乐之中却是那样的不同。傅雷先生曾经这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确实是莫扎特对于苦难的态度，他的音乐才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在莫扎特所有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一点他对生活的抱怨，对痛苦的咀嚼，对不公平命运的抗击，对别人幸运的羡慕，或是对世界故作深沉的思考而添加一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哲学的胡椒面……他的欢快，他的轻松，他的和谐，他的优美，他的单纯，他的天真，他的明净，他的清澈，他的善良……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情不自禁地流露。他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也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也不是“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式的宁静，也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心境，也不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式的安然……他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地回避和我们禅家一样的超度，而是把这痛苦和苦难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们再长出痛苦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们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这鲜花就是他天使般的音乐。

⑥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在遥远的美国，又看见了莫扎特巧克力，忍不住想起莫扎特。即使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他不仅让他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们，还无偿地让人们使用他的名字，以巧克力的味道甜蜜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莫扎特。这就是音乐时代的莫扎特和商业时代莫扎特的区别。

（选自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高中语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