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童星——秀兰·邓波儿

        秀兰·邓波儿的一生堪称传奇，是一个多年不老的神话。因为她，才使儿童演员真正成为明星，受到众人的关注。无论男女老少，不论国籍语言，他们爱她，爱她蜷曲的头发、甜甜的小酒窝、亮晶晶的大眼睛、欢快的歌舞。她像天使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欢笑，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忧愁，让人感受到世间最真最纯最美的东西。

        1928年4月23日，邓波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邓波儿之所以能成为明星，她的母亲功不可没，因为年轻时曾向往银幕生活未能如愿，她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女儿上。婴儿时的邓波儿就已经显露出天使般的甜美模样，并且遗传了父母的才华，不但有着出色的嗓音，而且表现出惊人的动作协调性。母亲喜欢跳舞，就教她跳舞，3岁时，还安排她进入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这是好莱坞星探经常出入的地方。4岁时，她被导演看中，拍摄了系列片《小听差》。5岁的她签约了世纪福克斯公司。6岁时，她因在《起立欢呼》中出色的歌舞表演崭露头角。仅在这一年，她就为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了10余部影片，其中《亮眼睛》一片使秀兰·邓波儿一跃成为众人皆知的小明星，她的歌声也家喻户晓。1935年2月，年仅7岁的秀兰·邓波儿接过奥斯卡特别金像奖。并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孩子。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邓波儿也许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成名过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成年以后，邓波儿回忆起她的童年时曾说，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了。6岁那年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了，那天，妈妈带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看圣诞老人，可圣诞老人却让我给他签名。小小年纪的她，每天必须工作5个小时，周末通常在8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每天跟私人老师学习3个小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银幕上的小天使除了小小年纪就创造了演艺事业的辉煌之外，在成年之后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人生另一个华彩篇章。

        20世纪60年代起，秀兰·邓波儿开始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1969年，尼克松任命她为第24届联合国大会代表。1974年福特总统当政期间，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女大使，两年后又担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对于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要职的女性，福特总统的评价是“一流”。

        70年代，邓波儿患上了乳腺癌，她勇敢面对，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乳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是一种难防难治的疾病，特别是要切除乳房，这是令很多女患者最不能接受的。但是邓波儿不仅做了手术，还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了病史，她成为第一个勇于公开病情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当人们问她如何与乳腺癌作斗争时，她答道：如果什么也不做，情况只能变得更坏，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医生。对患有同样疾病的妇女，她的忠告是：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使她战胜了病魔，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患乳腺癌的妇女也转变了看法，不再羞于谈及病情，也不再不敢接受手术治疗了。

         2006年1月29日晚，第12届美国演员公会奖在洛杉矶圣殿礼堂揭晓，秀兰·邓波儿被美国演员公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在演艺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在人道主义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梅莉莎·吉伯特在致辞中说，我想不出有谁比秀兰·邓波儿更适合接受今年的终身成就奖了。她对美国娱乐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她对全世界的贡献更是鼓舞人心。她的生活是如此不平凡，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演员而家喻户晓。此后她又作为一名外交官为国家服务30年。每件事，她都努力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她向人们展示了优雅、智慧和果敢，当然还有同情心和勇气。她是我孩童时的偶像，至今仍是。在当晚的颁奖仪式上，78岁的邓波儿对台下的观众开玩笑说：对于那些想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演员们，我的建议是，要尽早出道。对当今的年轻人，她的建议是：要做一个勇敢和纯洁的人。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要受外界影响，要做一个真我。

贝聿铭：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贝聿铭10岁时就对建筑产生浓厚兴趣。1935年他到美国留学，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1948年，纽约市极有眼光和魄力的房地产开发富商柴根道夫打破美国建筑界的惯例，首次聘用中国人贝聿铭担任建筑研究部主任。

    贝聿铭在建筑设计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关心平民的利益。他设计了许多既有建筑美感又经济实用的大众化的公寓。他在费城设计的三层社会公寓就很受工薪阶层的欢迎。

    真正使贝聿铭声名远扬并跻身于世界级建筑大师行列的是他对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和建造。起初，肯尼迪家族在一大群应选的一流建筑师中没有太注意贝聿铭这位“初生之犊”，但当他生动地描述了根据建筑场地所作的设计、建筑材料的选用以及如何赋予这座建筑物以特殊的目的和意义之后，深深地获得了肯尼迪遗孀的赏识。她断言：“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与之相比，我再三考虑后选择了他。”这座图书馆在当时的美国建筑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

    卢浮宫是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之一，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卢浮宫内标志不清，仿佛迷宫。每年370万名游客大多都会迷失在224间昏暗的屋子里，试图找寻赫赫有名的3件作品：米洛斯的“维纳斯”、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和透过防弹玻璃对着参观者微笑的“蒙娜丽莎”。密特朗总统许诺：“让卢浮宫恢复原来的用途。”随即，总统邀请了世界上15位博物馆馆长评选征集的改建方案，结果有13位馆长同时选中了同一个方案——在拿破仑广场上建一个“金字塔”入口，从地下通入卢浮宫内。方案的设计者便是贝聿铭。

人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古迹变成艺术大市场，而贝聿铭却希望“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最多的人来欣赏”。1983年，贝聿铭参观了卢浮宫4次，在他眼中卢浮宫正处于一种“可怜”的境地。8个世纪的不同用途和多次外貌改动使它成为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贝聿铭的构想是建造一座约23米高的金字塔，理论上每小时可以吸纳1.5万名参观者。在得知贝聿铭的设计方案时，法国人不分昼夜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人们认为这一方案“既毁了卢浮宫又毁了金字塔”。因此他不惜在卢浮宫前建造了一个1：1的模型，邀请6万巴黎人前往参观并投票。结果，奇迹发生了，大部分人转变了原先的态度，同意了这个玻璃金字塔的设计方案。有人回忆，“金字塔”落成那天，记者采访贝聿铭时，“他的脸亮得像金字塔”。他说，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同一年，他还获得了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

    20世纪70年代，贝聿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到大陆。他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设计了北京香山饭店。以贝聿铭的世界级名望来说，香山饭店只是一个小小的单子，但他却看重这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的步履遍及江南一带的大小城市，他参观了无数的园林和庭院，要为自己设计的建筑风格注入新的生机。最终，贝聿铭确立了香山饭店这幢建筑必须体现中国建筑艺术的理念。香山饭店设计的层次感很强，逐渐展开，引人入胜。贝聿铭说：“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要放进阳光和新鲜空气。但对中国人来说，窗户是镜框，那里总有园林。”

    贝聿铭为香港中国银行设计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中银大厦。他强调说，香港在1997年要交还中国，这幢建筑必须使福斯特的银行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的标志相形见绌，使香港著名的老公司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会继续繁荣昌盛。它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

贝聿铭有三子一女。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三个儿子的名字里都含有一个“中”字，寓意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贝聿铭原本不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志向，他告诉儿子们：建筑师是一种老年人的职业，只有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取得成绩。但三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1990年，他和儿子贝礼中还因合作设计洛杉矶比利华山庄办公大厦而获得“洛杉矶美化奖”。（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贝聿铭是在多重文化架构下孕育而成的建筑艺术家。他的衣着等择取了西方的范式——现代建筑、几何学等，他的血脉和基因却是东方华夏民族的自然融通、刚柔相济。（《“拥有两个世界的精华”贝聿铭》） ②卢浮宫改建时，贝聿铭深知法国人对美国文化的不信任，他没有立即表示对这一计划的热情，而是礼貌又决绝地回复：“我年纪大了，不想再为了一个项目去搞竞争，要么直接把项目交给我，要么我放弃。”密特朗当机立断把这个项目单独交给贝聿铭。（《贝聿铭：建筑界的外交家》

谭云山和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

    1937年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建成的中国学院，堪称是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它培养了大批中印友好往来的使者和学者，极大促进了中印友好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切功绩都和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谭云山。谭云山和高僧玄奘一样，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玄奘是“西天取经”，谭云山是“东土送经”。

    谭云山是湖南茶陵县人。1924年，他到南洋教书、办报。1927年7月，他在新加坡见到慕名已久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泰戈尔很喜欢这位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中国人，就真挚地邀请他去印度国际大学工作。

    1928年9月，谭云山来到国际大学，他先在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并研究佛学和印度文化，还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时，他不断给国内报刊写文章，介绍印度政局和印度文化。1932年和1935年，谭云山先后完成《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为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印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谭云山离开印度。离开前，他和印度朋友商量了一个计划，想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到印度，在国际大学办个中国学院，目的在于讲授中文和传播中国文化。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印文化交流是泰戈尔1924年到中国访问时提出的，当时没有办成，现在这个重任落到了谭云山的肩上。谭云山回国后到上海任教，除了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印度的情况，还不停地为中印文化交流奔波。1933年，在谭云山的多方努力和倡议下，在国民政府和各界名流的支持下，“中印学会”成立。泰戈尔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写信称赞“唯此伟大学会，所以保持两国文化之永远交流”，并提议“宜速即于此间建一中国学院”。

    1934年春，谭云山再次赴印，与泰戈尔商谈建立中国学院事宜。10月，谭云山回国，之后用一年多时间，募集到了足够建筑中国学院的款项，购买了10万卷中文图书，募捐到图书约5万卷。1936年，谭云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立即选择了一块最好的位置开工兴建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正值孟加拉新年，中国学院建成并正式揭幕。泰戈尔亲自主持揭幕式，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甘地和尼赫鲁都写信对中国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蒋介石也特地发电报给泰戈尔表示祝贺。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座中国学院可以说是印度国土上的一块中国文化试验田，也可以视为中国在印度的“孔子学院”。学院大楼柜子里的图书都是中文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以汉语为主，直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

（摘编自孟昭毅《谭云山和东方最最早的“孔子学院”》）

【相关链接】谭云山是个“土包子”出身而最终被人誉为“现代玄奘”的人物，……但谭云山却又不是“现代玄奘”，因为他没有像玄奘那样骑着白马归国，而是在印度“归西”。（谭中《谭云山立志超越的一生》）

沈从文，他在痛苦中开花

    4月1日清晨，醒得太早。随手翻开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书信集，其中有些是他生前没想到会发表的自呓般的文字。自1949年1月到8月，正是沈从文被人认为“精神失常”的一段岁月。他在妻子张兆和的信上乱圈点，内容大致为：我的痛苦这个世界上没人知晓；生活已经失去意义。

    那时他因郭沫若的一句“反动文人”的定论而否定自我，直觉自己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精神压力巨大的他应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邀住在他们清华园的家里，以疗养身心。许多真挚的朋友巴望他早日康复，他反复自语：没人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

    在呓语里，他说：“翠翠，你在一点零四的房间里酣睡，还在想着我吗？我死了也想着我吗？”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那个小说中“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人，也是沈从文自己啊。原来，他一直未能忘怀少年的情怀——他在自传里，写下了一段孽缘：一个女孩趁着他的爱情正燃烧时，骗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而他将曾在自传中落笔的美好感情，嵌入了小说《边城》中。

    许多年后，他还挂念着她。而三三（张兆和的昵称）也排在翠翠的后面。我终于理解了他对张兆和的爱恋，有许多无法言述的情愫。其中有许多映照着对翠翠的憧憬：美丽、忠诚、纯真、微黑。而张兆和还多了翠翠所没有的大家闺秀的才气。沈张二人的恋爱，未必为对方完全懂得，却可恒久。因为他对自己的懂，因了她的纯粹高洁。

    幸好，他有她。那个虽然不太懂得他，却一直用自己温暖坚定的爱心去支持和抚慰他的妻子。后来他曾在家自杀，也幸亏担心着他的她匆匆从干校返回，及时发现而救了他一命。

    从此以后，沈从文开始了另一条命。他的痛苦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他丢掉了那支光彩夺目的文学之笔，开始托生为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我仔细读过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注】与其他关于“瓶瓶罐罐”的文章，功力胜于如今的文物专家不知多少倍。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不论什么文物入了他的眼，所有的来龙去脉都清晰起来。许多人都震惊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以及渊博深厚的古文及古文物功底。他只是微微一笑，甚至对于“故宫解说员”的工作，也做得尽心尽责。在文物面前，讷于言的他，随时可口若悬河。

    他埋葬了文学世界里的沈从文，成就了文物专家沈从文。无法言说、无处排解的痛苦，开成了一朵朵奇葩。看到那些一丝不苟的文字，与之前的文学之笔截然不同，但也同样圆润、朴素、悠远，印着他个人的标记。只是，我依然会有流泪的冲动。有些人的有些转身，即便与世无争，即便毫无声响，即便当事人一直微笑，也让旁人难以释怀。

    在北京一个小巷里的一间斗室，沈从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文物研究。他美丽忠诚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有时，上顿的饭菜凉了，他还在不辞劳苦地涂抹写画。张兆和只能倚门无奈地一笑，不能理解这个人为了什么要如此自苦。她只能安慰自己，毕竟他已经“正常”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沈从文，天分过人，外表温和，内心倔犟。当年郁达夫好心劝慰这个在小旅馆流着鼻血写文章、几近饿死的文学青年放弃文学之路时，年轻的沈从文带着湖南人的“一根筋”和走投无路的无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鲁迅在报纸上痛斥他的时候，他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仍不改文风；当郭沫若代表一种新环境全盘否定他的时候，他差点放弃了生命，但重新站起来时，更加骄傲——谁都知道，郭本人对于文物有着相当的造诣。后来，时为社科院领导者的郭沫若也不得不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撰写了序言。沈从文自始至终，没有说过郭的一句不是，哪怕1949年时自己都快被这个强势的人逼疯了。

    一个人面对挫折和痛苦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和成就。

    张兆和在沈从文逝后，轻声说道：斯人可贵。

【注】《中间古代服饰研究》：这部书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

蔡澜：名流才子的“什锦”人生

    1941年，南洋新加坡邵氏“大华戏院”的戏楼上，一个可爱的婴儿呱呱坠地，父亲给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蔡澜”，听起来像“菜篮”。戏楼、买菜的篮子，冥冥之中注定了蔡澜一生和电影与美食密不可分。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蔡文玄是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电影伴随着蔡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时新加坡分华校和英校，各不交对方语言。为求听得懂电影对白，蔡澜上午念中文，下午读英文。

    父亲蔡文玄还是位诗人，很喜欢文学。经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儿女们放在地上，随儿女们挑选。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的，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而蔡澜则偏爱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

    电影和书都看的多了，与众不同的感触也越来越多。年仅14岁的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南洋商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刊发了，蔡澜很兴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蔡澜活得很潇洒，一拿到稿费，他就带着一帮同学去吃喝玩乐，夜夜笙歌。

    慢慢长大，蔡澜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开狮城，游历他国。因为爱好电影，而当时日本的电影很发达，他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于是，他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又以影评家的身份，成为多届亚洲影展的评审员。当年邵氏电影愈拍愈多，蔡澜也经常游走于韩国、台湾地区，背包旅行。

    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掉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因为太喜欢电影，蔡澜宁可不做导演，选择制片。他认为制片就是“校长兼敲钟”：制片要构思故事，请编剧写成剧本，同时，又要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计算出详细的预算，还有配音、拷贝、做海报，也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一直到安排发行，卖版权，片子在戏院上映，无一不亲力亲为。有时，蔡澜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但他乐此不疲，在《城市猎人》《烈火青春》等20世纪90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虽然从小看电影，大学念电影专业，第一份工作也和电影相关，还曾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电影，但是蔡澜并不想把电影当做“终身工作”。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再加上盗版猖獗、市场疲软，整个电影业，一年只有一两部电影卖座，其他都亏得一塌糊涂。蔡澜心灰意冷，忽然意识到电影再好，也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竟然为别人的事忙碌了40年！

    蔡澜放弃电影，重拾纸笔。《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副刊、《壹周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

    有关生活的吃住用行，蔡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关于美食的撰文。他将自己的好吃秉性，归结于父亲起名的“不慎”，大哥蔡丹，侄子蔡晔，“于是一家人正好拿着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叶（蔡晔）”，不爱吃，可能吗？因为“好吃”，蔡澜吃出了学问，吃成了与金庸、倪匡、黄沾齐名的香港四大才子。蔡澜一天的美食路线图是这样的：早晨喜欢吃面食，中午在外面吃不同的馆子。吃五六家才会诞生一篇美食文章，且从不白吃白喝，也不只褒不贬，坏的就说坏，反而让读者喜欢。

    尽管一路“吃吃喝喝”，他理想的人生境界却是如丰子恺、弘一法师。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是不是披星戴月地“讨”生活，不是百无聊赖地“熬”生活，以“享受人生”为正业的蔡澜对生活的态度是“玩”，在股掌之间玩出出神入化的境界。

    很多人都问过蔡澜：“电影人、美食家、商人，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蔡澜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并不容易。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北大工学院电机系，但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最终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研究生毕业后，于敏受到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与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钱三强交给于敏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已经卓有成就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须隐姓埋名，常年奔波。但于敏没有犹豫，“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从此，28年里，他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身影消失于公众的视野，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在研制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后，他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那里有中国当时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为加快氢弹研制速度，在一百多天的日子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反复研究分析计算结果，最终以他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找到关键，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都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这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核试验场远在大西北，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体来回奔波。在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前，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他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汉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那一年，于敏不过4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美国用时七年零三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氢弹之父”的称号，于敏从不以此自居。

    于敏没有停止脚步，为了研发二代核武器，他带领团队在四川绵阳的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日夜无休的科研加上实验中放射性物质的侵害，使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鼓舞着他，最终，关键技术得以突破，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86年，他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与邓稼先、胡思得一起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正是这次上书，使我国提前规划了核试验的部署，至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核试验时间。他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称赞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在73岁那年，于敏以一首《抒怀》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一个铸核卫盾一甲子的传奇。“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

【相关链接】①于敏（1926—2019），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被评为“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2015年“感动中国”写给于敏的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