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殷嘱我重斯文

——记两弹元勋彭桓武

      1915年10月6日，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作为“清华四杰”之一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

      1938年，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一布里斯班奖。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国，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1961年初，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挥，邓稼先挂帅，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在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方面全面展开研究。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他坚决谢绝：“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他说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他写诗自勉：“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功成事毕，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他自认为“没用处”，于是建立了一个“彭公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

      他的学生、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孑然一身地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李小文：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罗婷 曹忆蕾 北京报道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许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摘编自《新京报》2014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2015），遥感、地理学家，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摘自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

“配角大王”赵子岳

    赵子岳1909年7月出生在晋南古县城镇关村一户普通人家，由于从小失去母亲，他由乡下的祖父母抚养长大。自幼就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特别是农村逢年过节期间的民间演唱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的鼓乐演奏，成了他少年时最迷恋的事情。上高小后，他又学会了简谱，学会了拉板胡、弹三弦，以多才多艺闻名乡里。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很多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为罢工运动进行募捐，因为会吹笛子，赵子岳在募捐活动中的宣传效果很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子岳奉命奔赴太行山，任中央太行区委宣传部干事。在那里赵子岳的才艺有了用武之地。他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亲自作词谱曲，教干部战士学唱革命歌曲。他创作的歌曲《列宁的后代》唱遍了太行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在解放战争中，赵子岳奉命将国民党俘虏中的系班人员改编为太行山区京剧团。他被任命为这个全部由俘虏艺人组成的京剧团的团长。他很有宣传说服能力。短短几个月，这些俘虏艺人就变身为革命文艺战士。他带领剧团排演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部队将士和驻地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前期，赵子岳作为太行山区京剧团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剧协理事。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又被选为山西省剧协副主席，仍兼任晋剧团团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子岳参与了《吕梁英雄》的拍摄。早在二十多岁时，他曾一度对电影十分迷恋，还动过拍电影的念头，但是他写的当演员的申请信被拒绝。这次有机会重圆当年的电影梦，他喜不自禁，认真准备起来。虽然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电影表演训练，但是由于他有过扮演《白毛女》剧中杨白劳的经历，加上他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因此他扮演的农民康天成十分生活化，得到导演吕班的称赞，说他“自然质朴，不事雕琢”。

    之后，赵子岳又在《新儿女英雄传》中扮演区委书记、游击队长黑老蔡。这让他感到喜从天降。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仔细揣摩角色的性格、心理，认真研究角色的定位。这个角色被他演绎得生动形象，有血有肉。连续两个角色的表演成功，让北影厂发现了赵子岳这个人才，于是不久他就被调入北影厂，弃官从影，成了一名职业电影演员。

    赵子岳的电影生涯持续了四十余年。他演了一辈子配角，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红花好看需要绿叶的陪衬，如果没有反面形象和配角的配合，正面的主角形象的艺术效果也很难达到，主角也好，配角也好，塑造人物所经历的创作过程是一样的。既然是影片中要出现的人物，不论是主、是次，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作为演员，只能精心地去刻画他，而不能认为自己演的是配角就随随便便”。无论哪部戏，他接到角色后就分析剧情，剖析角色，寻找原型，请教同行，实践体验，精心加工角色。因此，他塑造的角色都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艺术，赵子岳不怕苦和累，甚至不怕危险，愿意付出一切。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因为战争年代患伤寒病弄坏了几颗牙齿，三天两头得去医院修补，常常因此耽误拍戏。他嫌麻烦就去医院说服医生，把大半嘴好牙也全拔了，四十多岁就配了满口的假牙。同事们都说，为了艺术，他对自己够狠的。

    北影厂拍摄故事片《生财有道》时，导演觉得影片中的任老乐由赵子岳出演最合适，可一想到他已年逾古稀，几百个镜头下来，老头子能吃得消吗？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赵子岳主动上门请缨：“这反映农村生活的片子，你不让我这个‘老农民’上，太不仗义了吧？”就这样，赵子岳不顾年迈，争得了这个角色。

    为了演好勤劳致富的农民任老乐，七十四岁的赵子岳在坑坑洼洼的乡下机耕道上学起了开手扶拖拉机。他还自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双手滑脱，一个仰面从地窖口摔落到地窖底的情节。当时把现场的人全都吓呆了。后来才恍然大悟是他自己故意设计的情节。看着这位剧组中年龄最高的老人，大家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1997年，赵子岳病逝。他塑造出了一大批诙谐幽默、深沉凝重、活泼光鲜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时代特色并充满真情实感的配角形象，成为几代观众难以忘怀的记忆。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改动）

记傅雷

杨绛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有一次，几个客人在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雷翻译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本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译著有《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3日晨含冤自杀身亡。1979年4月，得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②（他人对傅雷的评价）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③“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傅雷家书》）

雕刻火药一把刀——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发动机推进剂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燃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

    徐立平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精准度，“而与精准相比，这个岗位的高危险性则更令人生畏”，他介绍说，固体燃料的特殊性，使得操作人员在整形时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人员一丝安全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1987年，我不到19岁，从技校毕业后，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装药整形车间工作，虽然心里做足了准备，但进厂第一课的点火试验，现场巨大的轰鸣声和腾起的蘑菇云，还是把我看呆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危险。”徐立平回忆道。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规避危险，唯有胆大心细，练好手中这把刀。

    由于固体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道很难把握，一刀切下去，药面很难保持平整，一旦切多或者留下刀痕，药面精度与设计不符，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药面平不平，每次用刀切多少，都靠技术人员自己判断。为了练好手上功夫，徐立平就不停地琢磨和练习怎么用力、怎么下刀，比划着切、削、铲等基本功，揣摩着刀具切削量、切削角度、切削力度，手臂酸痛还不放下。上岗操作时他更是一丝不苟，虚心请教，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多年下来练坏了30多把刀具，手却越来越有感觉，药面整度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用手摸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修整出符合设计要求的药面，经过他整形的产品保持了100%的合格率。选择整形岗位，就意味着选择与危险为伍，与死神做伴。

    “有一次，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进入研制攻坚阶段，连续两台发动机试车失利，又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再次出现药面脱粘”，徐立平回忆道，为了彻查原因，当时在没有先进检测设备的条件下，专家组毅然决定，就地挖药，寻找“病根儿”。

    就地挖药，意味着要钻进已经装填好烈性推进剂的发动机燃烧室内，挖出浇注固化好的火炸药，而且挖药量极大，这在工厂历史上是头一次，艰难可想而知，危险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一支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突击队迅速组成。经验丰富的班组长打孔探明位置，车间主任当起了“首操作”，徐立平也主动请缨加入，成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

    狭小的空间，半躺半跪在成吨的炸药堆里，忍着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突击队员们用木铲、铜铲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抠挖。高度的紧张和缺氧，使得每人每次在里面最多只能干上十几分钟。而作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徐立平每次进去总要多坚持几分钟，“当时，在里面除了挖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

    就这样，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历时两个多月，突击队挖出300多公斤推进剂，成功找到了故障原因，修复后的发动机地面试车圆满成功。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只要组织和任务需要，我仍会毫不犹豫地上!”

【相关链接】①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药面整形工，航天特级技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摘自《百度百科》）

②…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像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边城的守望者

阿湄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处的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叫凤凰,四周皆山,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相传是因早年曾有凤凰栖于此而得名。

    沈从文就出生于这个偏僻、美丽、民风淳朴的地方。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但私塾里呆板的生活引不起他半点儿兴趣,他常常逃学,去看染坊师傅踩着碾石,把布匹压得平整如镜;看豆腐作坊里衣着艳丽的苗族妇人一面用铜勺舀豆浆,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引逗背包里的孩子;看面馆里头包青帕的大师傅骑在一条木杠上压面皮,再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飞快地切剥……

    幼时的沈从文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走,而是在自然的世界里率性发展着,这影响着他一生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所以他在自传里说他读着私塾里小书的同时读着一本大书。

    1917年,沈从文15岁,刚刚小学毕业,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离开家乡,跟随当地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在这常人难以设想的痛苦生活中,他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人事与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的影响,毅然放下枪,离开湘西,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接待人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最后,他决心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自己的天下,从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历程。

    后来,他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支持和鼓励,到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他的作品最早载于1922年的北京《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湘西的乡俗民风和独特的生活,后来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193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他离开北京逃难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作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

    漂泊的生活,坎坷的经历,执着的追求,深刻的思想,边城的风情,使沈从文与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成了边城的守望者的研究热点。人们嗟叹他的命运,推崇他的人格,研究他的作品,借他的精神荡涤自己的灵魂,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重塑民族文化人格。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家,沈从文细细致致地过滤生活,把粗糙拣走,把丑陋剔除,留下诗意,留下美好,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保存一份永久的希望。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让我们记住碑上的话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的塑像坐落山巅,多像一幅简洁的画啊,他静静地站着,刻满沧桑的额下,一双明澈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那是人类的远景,嘴角一抹恬淡的微笑提醒着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就这样守望着,守望着边城,守望着人类的未来……

（摘编自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相关链接）

①谁又能想得到,这个只读过小学、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乡下人,后来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学问,被他曾经想进去读书而不得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这真堪称中国20世纪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常青《读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②建国后他离开文坛,进入古代文物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也曾把他排除在主流之外,但他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却经久不衰。

（刘敏《阿湄<边城的守望者>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