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学习时报》）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献查阅和逻辑推理方面已经超越人类，正在取而代之。根据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企业高德纳（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20%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自动产生，将有超过300万人处于“机器人老板”的领导之下。

    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文字创作能力。日本去年举行了一次小说比赛，机器人创作的小说与人类创作的小说一起通过了评委的初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正式出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媒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自从大众传媒问世以来，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专业编辑—社交传播—算法推送。“智媒”时代，算法盛行。这意味着，人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制作，而以往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用于媒体，意味着媒体从“众媒”走向“智媒”。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转变。过去，传播载体的变化决定了传播形态的变化。未来，进入“智媒”时代，不仅传播载体会发生变化，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也会发生变化，由人主导传播变为人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进行传播，并且有可能变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主导传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信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

    因此，走向“智媒”的过程中，首先是掉队的风险。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够占据媒介载体的制高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后发晚至，已经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是，与“智媒”时代相比，那只是步行与马车的差距。一旦在“智媒”时代掉队，那就可能是马车与飞机的差距。技术门槛提高引发的“本领恐慌”，也增加了编辑记者的“掉队”风险。在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甚至主导传播的编辑部，编辑记者的日常责任和地位都可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特殊的技能要求。面对剧变，他们是否会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引发“文化休克”？

    其次是偏见的风险。“智媒”和人一样，也会具有“偏见”。当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子化社区，以及依托算法生产的“个性化定制日报”，让网络成为了我们的“回音壁”，形成“信息茧房”，特定价值取向的内容，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流动，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和感兴趣的。这很容易固化原有认知，放大信息偏差，加速意见分化。“智媒”的出现，会不会强化这种算法的偏见？

    再次是伦理的风险。“媒介即人的延伸”，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不仅助力新闻生产的高效和精准，也可以提升人性化的用户体验。但不应忘记，新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方面的作用是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过度依赖“智能”，可能导致情感温度的缺失，伦理把关的缺位。更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突破“机器人三原则”，控制并危害人类，那就可能产生信息安全灾难。

    未来难以预知，科技发明创造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

（出自谢国明《人工智能：媒体的机遇与风险》，有删改）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例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辨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他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选自罗钢《叙事学导论》，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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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昀

    ①《论语》里孔子用了一句“小子何莫学夫《诗》”劝大家读《诗》。为什么要读《诗》呢？先说一个网上流传的小故事——

    ②有个大学男生，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自习，喜欢上了每次都坐在他前面的女孩。经过无数次的挣扎，他终于鼓起勇气给女孩递了一张字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就开始收拾书本；收拾完了，站起来转身问他：“我要走了，你要不要一起？”接下来，男孩说了一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③这故事属于“凭实力单身”系列，其实有年头了，第一次看见它大概是二十年前吧。最近想起它，是因为读到了这首诗——《诗经·桧风·隰有苌楚》：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④“隰”指洼地。“苌楚”是羊桃，接近现在的猕猴桃。“猗傩”读成“婀娜”，意思也接近现在说的“婀娜多姿”。“夭之沃沃”，形容生命初生时鲜润美好的样子。

    ⑤《射雕英雄传》的第三十章也出现过这首诗——一灯大师的四大弟子之一，曾被点为状元的饱学朱子柳，念出一句“隰有苌楚，猗傩其枝”来取笑黄蓉。那黄蓉又是怎么想的呢：

    “他引的那两句诗经，下面有‘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三句，本是少女爱慕一个未婚男子的情歌，用在靖哥哥身上，倒也十分合适，说他这冒冒失失的傻小子，还没成家娶妻，我很是欢喜。”

    ⑥关于《隰有苌楚》这首诗的解释，从古至今大致有三类。第一类以《毛诗》的小序为代表，说这是桧国的国人不满于国君的放纵奢靡没有节操，所以转而歌颂无知无识、混沌淳朴的自然事物。第二类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代表，说这是老百姓遭逢乱世，求生艰难，羡慕草木无忧无虑又没有家庭负担。第三类呢，就是现代文人的解释，以闻一多、李长之为代表，把这首诗理解为情诗、恋歌；分歧在于有人认为这是男子写给女子的，有人认为这是女子写给男子的。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取的，就是现代文人的“情诗说”。

    ⑦一首诗的各种解释可以并行不悖，这个不足为奇。

    ⑧但是话说回来，站得住脚的解释，必须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理解自己，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隰有苌楚》所在的桧国，在东周初年就被郑国灭掉了。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在衰落到即将崩溃的时候，就是把本该用在进取上的能量拿来对付自己、消耗自己的时候；此时社会上层的表现，要么放纵奢靡，要么过分地世故、精致，或两者兼而有之。生活在这种文明当中的比较敏感的人，回忆或想象蛮荒时代文明初生时的“夭之沃沃”，苍苍茫茫中的野蛮生长，并且抒发成诗——这就是《毛诗》小序的解读方向。《毛诗》成型于西汉，去古未远。在《毛诗》中留下足迹的解经人，尚有为整个文明立法的气魄，解读《诗》是在为富有建设性的价值观奠定基础，所以对于《隰有苌楚》的解释，指向的是当时的社会上层。

    ⑨南宋朱熹的解释，以底层百姓的口吻感叹民生艰苦，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姿势。固然算得上忧国忧民，但是气魄上和《毛诗》相比，到底是弱了。

    ⑩现代文人的“情诗说”很好理解，“五四”以后，解读《诗经》的总体倾向就是去政治化，把《诗经》纯粹当文学作品，固然也挺美好的，（甲）足以自成一说；（乙）止步于此，肯定会在整体格局上留下缺口。这种地方正所谓是“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丙）憧憬冒冒失失的傻小子和憧憬质朴刚健的新生文明，这两件事情难道不是本来就相通的嘛？

    ⑪回头说开篇那个故事。这很像我这样的钢铁直男年轻时做得出来的事儿，所以我不认为故事中这个男孩活该“注定孤独一生”。假如故事的结局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只能怪这女孩不懂得傻小子的可爱和可贵。倘若她读过上面这首诗，或许想法会有所不同？

    ⑫多读书，多“迈出第一步”，可以给生活打开新的可能性，直接影响你的命运。所以啊，大家为什么不读《诗》呢？敲黑板。

（选自2019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