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气象

袁行霈

    ①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②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③仅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为例，其中即不乏具有大气象的人物。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④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倒不在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入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阙有曰：“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⑤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对王国维先生的开创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

    ⑥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了。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十分佩服其渊博与精审。余先生积毕生之力，指出纪晓岚多处疏漏舛误，但在《序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这段话在宽容中透出恢宏的气象，令人敬佩!对后进晚辈爱护提携不遗余力，也是大家气象的表现!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缓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我一边看他的手迹一边想象他的心肠，感动之余更增加了几分钦佩。

    ⑦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借以自勉。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的科举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科举制影响巨大，人们的评价向来都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多数学者都赞同唐宋时期的科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分歧主要在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评价。过去对科举的认识往往以偏概全，例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其实，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八股文也仅为多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一科，只是其重要性有点像当代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中的英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罢了。但明清两代科举也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先进的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试想在传统社会，能构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才制度来吗？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许多文化巨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的局限和弊端，也不都是因循守旧之辈。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选择了科举制，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善而从。

    古代一些学者批评科举取士并不等于反对科举制度。从古代到近代的学者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是对应试现象、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批判，特别是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很少有人否定科举制本身。如朱熹批评只重举业而忽略真实学问的现象，顾炎武严厉批判八肢文，但都没有否定科举制本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两位文人久困科场，屡试屡败之后转而撰写的抨击和讽刺科举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范进中举》等篇章长久以来作为中学教材，主导着对科举制的看法。但是，你找得到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到文天祥、林则徐、纪晓岚等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人才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吗？科举是有很多弊端，也对古代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古人始终没有找到更加公平合理而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一千多年中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科举还是在选拔官员中起主要作用。（选自《新华文摘》）

    香港，因其在亚洲的区位优势、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等便利条件，以及广泛的藏家群体，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前沿阵地。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典亚艺博等艺博会，作为汇集全球艺术品的重要平台，不仅对香港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带动能力，其新的发展模式对内地的艺博会也产生着影响。

    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艺术品的欣赏和消费，正在从盲目型转向知识型。相应地，艺博会在战略上，不再仅仅是汇聚艺术品的展出方．而是希望与公众形成互动——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以提升大众的鉴赏品位，既服务于社会，也培养了艺术爱好者和未来的藏家群体。正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迫切需求，几年前，香港的艺博会，开始尝试借鉴博物馆在社会公共教育方面的做法，以更严谨、更科学的艺术品管理、研究、展示设计和艺术教育模式，搭建起一个新的全天候与全球性艺术品展示平台：一方面服务于世界各地的观众，另一方面成为东西方艺术沟通的桥梁。

    事实上，与拍卖会相比，艺博会更能反映基础市场的成熟度、健康度和活跃度。而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实现了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观众、收藏家、艺术代理人之间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良性交流与互动。一是吸引成熟的艺术收藏机构不断加盟。例如，一些具有百年收藏历史的欧洲画廊，携带珍品参与展览，毕沙罗、莫奈、罗丹、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成为展会上的“常客，，。它们与古董文物，共同提升了艺博会展品的级别，也为大众呈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空间。二是策展人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推高了艺博会的学术标准。如今的艺博会，在展示艺术品的同时，常设有一系列学术性的研讨和讲座活动，特别是国外著名艺术博物馆馆长、专家、艺术家、策展人等权威人士立讲的讲座及研讨会，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了解国际艺事。这正是艺博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还体现为学术标准的确立。对画廊的入展资格，香港的艺博会实行了严格审查。香港的艺博会，正努力通过这些高规格、高品质的展事活动，成为亚洲最具权威性的艺术平台。香港有的艺博会还与香港的各大博物馆、大学等专业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艺博会的部分收益，也会拨捐给大学的艺术系，以支持本地学生参与海外艺术博物馆及艺术机构组织的培训和实习活动，从而培育香港新时代的艺术家、学者、博物馆和艺术管理专才，以推动本地博物馆事业和艺博会等艺术展事的多样性建设。

    与博物馆机构本质上的不同，当下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更多是形式上的转变与提升，但作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艺博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为艺术的普及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风向标，艺博会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平台，更有义务构建健康的艺术市场环境。对于当下艺博会的健康发展，香港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不失为一个路径选择。

（摘编自顾跃《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

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的差异性是本质的，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而不是片段的艺术现象。

    把人作为认识主体，把万物作为认识对象。西方哲学十分强调这种主客分离，进而形成主客对立，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整合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创造了对西方人思维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从此，西方人所关注的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构成等问题，强调对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这种思维使西方的悲剧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特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人与万物同属一个系统，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中国人关注的如何做到“知天”、“顺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所以，不同的认识基础导致不同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而中国传统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如窦娥被迫害致死，但她的冤情却能感天动地。最后，窦父顺天意，禀皇命，为窦娥申冤，悲情被逆转了。

    西方悲剧力图借助人的智慧和理性去接触真实社会，但人的意志、情感，真正的人、真实的自我都遭受强烈的挑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永久的生命焦虑，即使到了倡导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他大多数作品也体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无可奈何的无尽焦虑。而中国人看来，悲剧形成的来源是现实的社会秩序远离了圣人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也因小人存在，不但违背理想社会秩序，也在破坏着相对合理的现实社会秩序，使现实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和昏浊，离先贤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越来越远。但中国人总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惩奸除恶，仍有希望、机会回归那个理想社会，所以中国的悲剧从来没有像西方悲剧那样“悲”得那么绝对，一“悲”到底。

    西方人希望超越现实世界，通达绝对生命，最终理想要实现生命的超越。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个中心概念，是人类应该追寻的终极；可置身的现实世界充满缺陷，要超越生命，就首先要超越现实实际，达到精神的绝对和永恒。西方悲剧思想正是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西方传统悲剧思想相比，中国思想家的理想在道家看来便是“物我两忘”通达自然天地，在儒家看来是“人皆可为尧舜”，在佛家看来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人的德性要求、人格磨练和品质修养。忠、孝、侠、义几乎成为大多中国传统悲剧弘扬的主题。《西厢记》以反道德始，以归依道德终。张生以偷情始，最终考上状元，正大光明将莺莺迎娶，回归至传统道德体系。

    西方的歌舞很早就从戏剧中分裂出来，分别形成了“歌剧”和“舞剧”，“话剧”则以对话为主，语言主导着整个戏剧。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语言崇拜的传统，认为“哲学的问题其本质是语言的问题”，具有抽象、概括的语言有其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在中国，歌、杂技、武术等各种表现手段从来没有从戏剧中分裂出去，甚至，歌与舞比单纯的对白在传统戏剧中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歌、舞、白不曾分离，歌舞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段。

（摘编自蹇河沿《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

    陈世骧、普实克等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倡扬，使中国学人认识到：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瑰意琦行的美丽抒情传统。笔者以为，中国文学不但有这样的抒情传统，而且这个抒情传统与西方的抒情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抒情立场上说，西方抒情文学倾向于个性解放，向往理想世界，强调个人的主体价值和自我感情；中国的抒情文学更看重个人的感情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强调“家”与“国”的和谐共荣。就抒情的方式而言，西方抒情文学更多的是采用直抒胸臆、以景喻情的写法；中国抒情文学也有直抒胸臆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用曲折含蓄、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故此，中国的抒情文学，有的侧重“言志”，有的侧重“缘情”，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寄寓着作者的家国情怀和道德理想。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散文，与西方散文也大异其趣，其抒情传统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突出的审美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散文的抒情表现方式上。

    中国散文最常见的抒情表现方式，是“缘情于景”。中国散文不论是“载道"“言志”还是“缘情”，其根本都立足于“感物”，即人与物之间达成某种主客合一、心物一体的契合冥会，而这有赖深厚的哲学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和东方思维方式的支持。故而，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偏重于情景交融、物我比兴，以期更委婉、曲折、含蓄地传达情思和生命体悟，从而达到“缘情而绮靡”的美学境界。西方散文则不同，其抒情传统来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浪漫主义思潮，强调个人本位的主观表现，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则偏于直抒胸臆。

    中国散文的另一个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气韵。这一点也是西方的散文所欠缺的。西方的散文普遍重“笔”而轻“文”，即重理性的思考，重内容的充实、观点的尖锐，在表达方式上则倾向于议论说理。这样，不可避免地质胜于文，厚实而欠雅致优美，明晰而缺氛围情调。而中国的散文则大不相同。无论是庄子想象飞扬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还是唐宋八大家的山水游记，甚至是朱熹一派的说理散文，无一例外都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韵在物外，情在理中，达到了“文”和“笔”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的散文的确无法与中国散文相抗衡。

    音乐性，也是中国散文在抒情表现方式方面的“特产”，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音乐性同样是较为稀缺的元素。中国古代散文是相当重视语言的音乐性的。我们看韩愈、欧阳修、苏轼、袁宏道、张岱等的散文语言，均表现出抑扬顿挫、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美和谐的音乐美。试看庄子《齐物论》中的语

    言，作者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把无形无状的风声写得有声有色、可触可摸，并且他以非凡超拔的想象力和对节奏、韵律的精妙体悟，描状出了风的高低、粗细、徐疾的各种声调，并汇合成了一曲美妙绝伦、荡气回肠的天籁。这天籁既如千军万马奔腾，“鼓气以势为美”，又似千万管弦繁奏，最后归于“希声窈渺处”。此外，还应看到，散文语言的音乐性虽包含排比对偶但不等于排比对偶，就现代散文的语言来说，音乐性更在于句子的长短参差，状物的形神兼备，行文的流转自如。

    中国散文抒情表现方式上有着诸多特点，但无不烙印着民族文化的底色。重感悟、重生命体验的东方思维方式，讲究和合之美、推崇天人合一、诗化人生的审美趣味，构造特殊、有诗性品质的汉字，都对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散文抒情传统的梳理和阐释必须置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摘编自陈剑晖《论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

材料一：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思想深刻，它关注和探讨的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不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尽管时代经历了巨大变迁，但中国哲学的思想和价值观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更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譬如，《周易》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模式，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还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是生命之学、智慧之学，不但“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最能体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并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长达三千年，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建筑雕刻、民间风俗、民族心理、审美方式、行为习惯等，无不受到传统哲学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反思，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加以反映、提升和总结的。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在按照自身轨迹发展的同时，逐渐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其国民很早受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不无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文化圈，通过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东学西渐，远播欧洲，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当前，西方社会又一次表现出了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世界各国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转向了古老的东方，转向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转向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就是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养分，以达到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目的。譬如，“以人为本”“协和万邦”等中国哲学智慧，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普通群众都有亲身感受，从内心深处再一次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量，更凸显出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世界上的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从根本上讲，中国哲学就是有着大用的人生智慧之学。冯友兰曾说过：中国哲学必将大放异彩。

（摘编自陈先达《中国哲学的时代魅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