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选自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有删改）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等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世故

朱鸿召

    在中国，不懂世故，难以成事；太懂世故，难成大事。

    世故与人情相伴而生，依傍而存。人情很温暖，很圜涧，世故却很冷漠，很丑陋，甚至很丑恶。世故不登大雅之堂，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世故是中国人的处世经验，源于人间时事之变迁，人生命运之浮沉，变迁中有利益得失，浮沉中有生命荣枯，趋利避害，尚荣弃枯，所谓会做人，会处事，八面玲珑，什么人都不得罪。这种经验，往往是语言文字所不可企及的。

    先秦诸子中，孔子尚礼倡仁，以恢复周礼，重振纲常伦理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尽管靠开门授徒的学费收入，小日子过得挺滋润，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当时就发现生活中存在一种左右逢源者，谓之“乡愿”。他痛斥“乡愿，德之贼也”，实际上是无可奈何，为人情世故所困扰。孟子主张性本善，倡导仁义礼智，颇有大义灭亲之慨，遭到以滑稽善辩著称的淳于髡的责难，如果嫂子落水怎么办？回答是，可以救助，是为权，权衡轻重，权宜之计，变通之策。在人情面前，原则让出了局部空间。放眼望去，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都留下了人性的一角缺失，从而为人情世故留存了滋生蔓延的缝隙和空间。老子、韩非与兵家一脉相承，直接建立在对人心人性的琢磨开掘之上，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精神气质。从各种兵法，到三十六计，只要能够战胜对手，什么都可以作为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人情世故无所不用其极。流风遗韵，刀光剑影之外，还有《菜根谭》《增广贤文》，传授的都是历久弥新的为人处事的世故经验、人情技巧和潜规则。

    世故是人治社会的生存策略，是专制集权环境下的人生智慧。最严格的体制，最缜密的制度只要是人治社会环境，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被人情所浸润，所腐蚀。因为哪怕是一个人处于制度之上，可以不受制度约束，这个人便无可避免地要遭遇到人情的簇拥和侵扰。陈陈相因，上行下效，每个人都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什么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什么奴才嘴脸，阿Q精神；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比恶婆还凶狠，等等，都是世故里的众生相。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可以很崇高，但难免腐败，因为人情世故是一柄犀利的双刃剑。

    更严重更复杂的问题是，我们世世代代不断传习操持着人情世故，甚至在私下里羡慕着深谙此道者，却在庙堂高处或高头讲章中，极力回避之，甚至鄙弃之。所以，在古代汉语语境中的世故，是四处丛生的野草，在每个王朝的早春时节，草色遥看近却无，随着季节的更替，这草色逐渐蓬勃茂盛，终成燎原之势。尔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节选自《家园里的世故和风流》）

    文化的定义纷繁复杂，莫衷一是，这实际上折射出文化研究的某种困境。

    文化内容无比丰富，研究者不能被动地湮没于其中，而应注重系统和层次，从以简驭繁的实际必要出发，宏观把握文化，归纳是非得失背后的文化理念。各种事物有章有法地聚在一起非常“美好和谐”的一种现象就是“文”。用这种“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于“一切”，就是“以文化之”，就是“文化”的要求。这是通过肯定文化主流目标的积极性对文化作出某种界定。一方面，文化模式通过社会的文化遗传在一代代文化之间传承，每个特殊人群围绕着文化传统而生活，形成独特的文化群体，另一方面，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人类总体上都在致力于美好和谐的不懈追求，有着共通的崇高文化理想。因此，文化模式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人的共同文化心理，文化在总体上对人类起到了强大的凝聚作用。

    文化传统在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文化传统是累积的，它在文化模式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它是文化进行不断整合的依据。继承文化传统，是发展文化的前提。有效把握文化传统，有助于温故知新。文化传统具体表现为各个文化领域结晶出来的形式，而形式本质上代表了人们共同认定的文化内容。累积和叠加的文化传统以文化模式、形式、程序的表象存在并发挥作用。形式都是各种事物的大方向的、大轮廓的外在的一种表现，它是认识事物的一个开端。如果不从形式入手去触摸文化，那就很难再有其它更方便的依据。由形式再推进一步，就是“程序”。“程序”在戏剧、书法、绘画等文化领域的运用充分证明：文化内涵必须依托一定的形式才能呈现。

    在社会关系领域，人和人相处的关系问题，有一些不可改变的法则和规律，中国古代概括为“纲常”，具体体现为社会生活中形成风俗习惯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也就是“礼”。人与人关系状态的关键不在于等级的存在，而是在于等级设定的合不合理。从社会的角度，必须构建人际双赢的关系；从个体的角度说，谁能采取“化”的办法，不患得患失，把暂时的矛盾化开，谁的成就就最高。

    人的文化越丰富，人格构成越复杂，心态也就越稳定。在文化活动中，人创造文化，也被文化所熏陶、感化、熔铸。我们应注重文化的人格塑造作用，努力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从“德”与“能”的提高上达到对个人“穷”“通”境遇的豁达，做到“顺理通玄知大体，循情抱德会天机”。

（摘编自何学森《用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于一切》）

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高度的融诗意美与禅意生命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其根源正是耕读生活。这种让生命实现自主、自在、自觉的耕读生活，使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向了源于心法的内求性、自我生命体验的崇高性、与天地感应的自在性之路，由此使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在农业机械化的背景下，当高强度的农耕劳动从满足生计中解脱出来后，农耕劳动不是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在21世纪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农耕劳动价值将比任何时候都大。脱离生计的劳动之后，农耕劳动所携带的具有道法自然的文化、精神、生命的价值更加凸显。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物质产品丰富之后，什么样的劳动才能成为人类第一需求？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成为人类生命最优陪伴的劳动，不是现代工业化的工厂劳动，也不是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只能是集生命健康、艺术创作、物质自养、精神自主为一身的农耕劳动。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劳动革命。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工业化时代的许多劳动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但由于我们对此缺乏正确认识，对于即将发生的这种劳动替代的革命充满了恐慌和不确定性。其实，现代智能机器人所替代的恰恰是工业化时代对人性和生命有副作用、有异化的劳动，但对人类生命有价值、没有异化的农耕劳动不仅不会替代，反而更加凸显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时代不是人类成为智能机器人奴隶的时代，而是人类从异化劳动解放的时代。

人正是因为劳动才使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21世纪人类劳动革命的意义，是让劳动承担起实现人类生命崇高，使人类与机器人有区别的新使命。让人类从劳动满足物质需求中解放出来，使劳动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的生命健康、生命崇高、生命幸福价值的作用充分释放出来。

今天中国教育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越来越走向急功近利的“做事教育”，严重导致了“做人教育”的供给不足。从“做事”层面看，耕读教育没有什么价值；从“做人”层面看，耕读教育恰恰是现代非常需要借鉴、传承的。

按照新时代劳动观，如何让耕读教育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是当代中国迈向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耕读不仅是从儿童到大学生的做人教育的必修课，也应该成为如何做中国人的必修课。

耕读教育重新定义中国乡村的价值和未来，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耕读教育是我们迈向新时代重新发现乡村价值的重要教育。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不是单纯的资本下乡的产业振兴，而是中国古老乡村文明如何实现与新时代嫁接的振兴。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耕读教育将会承担起将古老的农耕文明与新时代嫁接、过去与未来对话、城市与乡村互补共生、物质与精神统一的使命。

在全国开展耕读教育，不仅可以让国人在精神上找到回家的路，还可为乡村振兴带来人气与人才、资源与市场、自信与文化。耕读教育，不仅会使全社会重新认识中国乡村价值，也会推动乡村教育改革，使古老的乡村在耕读教育中走向振兴。

（摘编自张孝德《千年耕读教育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