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周国平

    如果把人生譬作一种漂流——它确实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漂过许多地方，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漂过岁月之河——那么，家是什么呢?

    家是一只船。

    南方水乡，我在湖上荡舟。迎面驶来一只渔船，船上炊烟袅袅。当船靠近时，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听到了孩子的嬉笑。这时我恍然悟到，船就是渔民的家。

    以船为家，不是太动荡了吗?可是，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举止泰然，而船虽小，食住器具，一应俱全，也确实是个家。

    于是我转念想，对于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这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四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人世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

    我心中闪过一句诗：“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爱。”

    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我暗暗祝祷，愿每张风帆下都有尸个温馨的家。

    家是温暖的港湾。

    正当我欣赏远处美丽的帆影时，耳畔响起一位哲人的讽喻：“朋友，走近了你就知道，即使在最美丽的帆船上也有着太多琐屑的噪音!”

    这是尼采对女人的讥评。   

    可不是吗，家太平凡了，再温馨的家也难免有俗务琐事、闲言碎语乃至小吵小闹。

    那么，让我们扬帆远航，然而，凡是经历过远洋航行的人都知道，一旦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寂寞已久的心会跳得多么欢快。如果没有一片港湾在等待着拥抱我们，无边无际的大海岂不令我们绝望?在人生的航行中，我们需要冒险，也需要休憩，家就是供我们休憩的温暖的港湾。在我们的灵魂被大海神秘的涛声陶冶得过分严肃以后，家中琐屑的噪音也许正是上天安排来放松我们精神的人间乐曲。

    傍晚，征帆纷纷归来，港湾里灯火摇曳，人声喧哗，把我对大海的沉思冥想打断了。我站起来，愉快地问候：“晚安，回家的人们!”

家是永远的岸。

    我知道世上有一些极骄傲也极荒凉的灵魂，他们永远无家可归，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

    作为普通人，或早或迟，我们需要一个家。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长年漂泊在外，历尽磨难和诱惑，正是回家的念头支撑着他，

    使他克服了一切磨难，抵御了一切诱惑。最后，当女神卡吕浦索劝他永久留在她的小岛上时，

    他坚辞道：“尊贵的女神，我深知我的老婆在你的光彩下只会黯然失色，你长生不老，她却注定要死。可是我仍然天天想家，想回到我的家。”

    自古以来，无数诗人咏唱过游子的思家之情。“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情泪。”家是游子梦魂萦绕的永远的岸。

    不要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至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家让我们登上岸的。

    当我们离去时，我们也不愿意举目无亲，没有一个可以向之告别的亲人。倦鸟思巢，落叶归根，我们回到故乡故土，犹如回到从前靠岸的地方，从这里启程驶向永恒。我相信，如果灵魂不死，我们在天堂仍将怀念留在尘世的这个家。

                                     (选自《周国平自选集》，有改动)

山林里

吉布鹰升

    一条小径通向树林，旁边水渠里的水缓缓流淌，白杨树叶一片淡绿色，谷底的河流潺潺流淌。

    一只黄嘴黑羽的乌鸫鸟寂静地从地上起飞，落在一棵白杨树上，忽而张开尾巴和翅膀，忽而收敛翅膀，忽而东张西望。

    我蹬过了几条溪流，翻过几道弯，欣赏着路边的草木绿叶。刺玫盛开了小小的白花，青绿色的叶子衬托着，极为鲜艳夺目。柳莺、山雀等鸟儿在竞相鸣啭，为暖和的阳光欢呼 ， 为心仪的异性歌唱，为新春的气象赞美。一片片鲜绿的蕨草随风摇曳，一种紫白色的花朵 ， 望去如轻柔的丝绸披挂着。粉色、雪白的索玛花开放了，凑近嗅闻，一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令人醉。它们绽放在树林里，在山冈上，犹如一群群白羊在漫游，又如天上的朵朵白云散落在那里。

    远处，不时传来牧人的声音和羊儿的咩咩声，然而又很快消融在空旷的大山里。沿着一条山梁走去，登上另外一座山，我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天空云雾在飘浮，这里那里露出一片蓝天。一条洁白的如练的溪流潺潺声响在谷底，它不分昼夜地流淌着，为过往的飞禽走兽提供了引用水。它的一条源泉，在那遥远的山顶上。从前的泉水，不知流到了何处，听过、饮过泉水的人，很多都已经如烟消失了。你就知晓了人不过是大地上匆匆的过客，那些名利、权力、金钱都是身外之物，什么都不是而已。那么，何不与先哲那样，乐于山水呢？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多人都随着移民浪潮流入了城市和外地。我面对的三座山，各有一个村落和五六座房子，然而留下来的只有几家了，甚至我的对岸和上方的村子各剩下了一家人。他们是经济窘迫，或是习惯了祖辈半农半牧的生活才未搬走的。然而，这些年来随着草木覆盖面积增加，生态的改善，野猪又猖獗了。它们糟蹋洋芋、苦荞、燕麦地，与人争着庄稼，我不知道，留下来的那几户人家还能守住多久呢？

    天空渐渐地露出了广阔的蓝色，天边群山上白云似乎凝固，又似乎慢慢飘散着。远处，隐隐约约飘来牧羊人和羊儿的声音，又立即消失了。

    我赤着脚，踩上草和砂砾，慢慢徜徉。我的脚底下分明感到石头的炽热，和草的抚摸时候的舒适快意。很久没有这样接地气了，让我感到是那样美妙和踏实。

    几头牛在谷底溪流旁吃草，几个人在那里悠然地晒着太阳。

    一只鸟儿低低地飞过，落入我对面的树林里。那里，密林深处，只有鸟儿才能有幸造访。遥想从前，这里的荒野原始林木参天，狼、虎、熊、鹿等出没，上空有苍鹰在盘旋。想到它们早已消失，不禁让人悲伤起来。

    山林里，不仅是人们的家园，也是其他动植物的家园。鸟儿依恋树林，树林依恋山 冈，我呢，依恋草木、鸟儿、蓝天白云，空气里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的气息，让人心清神静。

    时间到了下午两三点，我走上一片树林。那里，并非像远处观望的景象那样茂密，甚至显得稀疏。可以想象，很多天然的树木消失了。如果整个树林消失了，鸟儿也会飞离消失，大山会变得荒凉。

    我想去拜访留守下来的那家人，走进他们的生活。然而，我的突然到来，会令他们感到惊讶吗？我们似乎隔着一道山，我无法走进他们的灵魂。

    忽然，又隐隐约约飘来人语声。可是，举目望去，不见人影。夕阳西下，我又一次想留宿下来，和那家人畅谈，聆听大山，体验山里寂静的夜晚。然而，我最终放弃了。

    白云又悄悄然遮住了蓝天，太阳隐没了。风送来了一阵阵凉爽的气息，鸟儿在鸣叫，几头牛在慢慢朝着村子方向归来。

    我要尽情享受着这山林里的风光，寂静呼吸。

（选自2017年第1期《随笔》，有删改）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②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③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茏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本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民交于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

【注】①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②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③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浴室门“砰”地打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穿着雨衣从里面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紧跟着进去，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他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的吧台前坐下。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装潢社的普通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看到外面的雨那么大，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睛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看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齐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一一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叶落桃园

刘庆邦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

    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

    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遭：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她的大儿子回来，跟她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