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菜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玄德乃辞二人，上马投卧龙冈来。到庄前下马，扣门问童子曰：“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门，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玄德正看间，忽闻吟咏之声，乃立于门侧窥之，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歌曰：“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做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有爱不觉天涯远

    她从小就是父亲最宠爱的宝贝，然而十五岁那年父亲在一场车祸中永远地离开了。幸福到此戛然而止，她从此封闭了自己，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她看着母亲依然衣着光鲜的上下班，和别人谈笑自如，心就像被针尖一样的刺了个遍。

    生日那天，母亲一大早就起来上市场买东西，说要热热闹闹得给她庆祝一番，并叮嘱她放学后把要好的同学都请到家里来。晚上，她独自回来，看到家里流光溢彩，桌子上摆着生日蛋糕，插着十六支蜡烛。

    她刚一进门，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纷纷往她手里塞礼物，祝贺她生日快乐。母亲在旁边兴奋地介绍，母亲问：“怎么没带同学回来？”

    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没有爸爸在的生日，我不快乐！”就把手里的礼物通通摔到地上，留下不知所措的母亲和一屋子尴尬的人，头也不回地跑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重重地关上。

    晚上，她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压抑的哭泣声。她在父母的房门口站住，房里的灯还亮着，母亲背对着她，肩膀剧烈的抖动着，这是父亲离世后，她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她也第一次发现，原来母亲的肩膀竟是如此瘦削。她默默地站了一会，终于走进去，轻轻的揽住了母亲的肩头。

    第二天，她起床时发现床头放着一张字条：“娇娇，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娘俩儿在一起要快乐的活着，他才会开心。有爱不觉天涯远，哪怕是在两个世界。”

    高三那年，母亲失业了。但她没有任何抱怨，登上三轮车大街小巷的叫卖水果。

    有一次，她走过一个路口，正好看到母亲的单轮车停在那里，有个人在挑苹果的颜色不好，价格太贵，母亲谦卑的陪着笑脸，不住地说好话，那人还是不依不饶，称完了非要再添上两个。

    母亲急了，正争执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城管来了！”母亲钱也不要了，骑上三轮车就跑。那条街正在挖暖气管道，母亲没留神，三轮车便崴进了旁边的沟里，她看见母亲麻利地爬起来，扶正三轮车，也顾不上捡掉在地上的苹果，继续蹬着车往前飞奔。

    她跑过去把地上的苹果捡起来，看着母亲的背影飞快的消失在街角，她突然蹲在地上，泪水再也忍不住的流下来。

    母亲艰难地供她读完了大学。她得到了全额奖学金，要出国深造。临走的那天晚上，母亲把该叮嘱的都叮嘱了一遍。

    她依偎着母亲，一直沉默，到开口说话时，已是泪眼婆娑：“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母亲笑着说：“傻丫头，有爱不觉天涯远，你就是去了火星，也跟妈妈眼前一样。”母亲轻轻的笑着，可是她的手却在颤抖。

    学成归来，已是三年之后。她凭着优异的成绩，被一家大公司高薪录用，还买了复式楼房。

    有一天夜里，她听见母亲一直咳嗽，就起来去看，母亲却闭着眼睛，好像睡熟了。第二天，母亲说想家了，要回去，她急了，说：“你要回哪儿去？这就是咱们的家啊！”母亲执意要回，她无奈，只好送母亲回去。母亲回家后一直咳嗽，最后竟咳出血来。送母亲去医院检查，竟是肺癌晚期。医生埋怨她：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九月的阳光灿烂耀眼，可是她的世界却失去了颜色。

    一个月后，母亲静静地去了。最后的时刻，母亲抓着她的手，嘴唇翕动。她俯身上前，听到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乖……不怕……有爱……不觉天涯远……”

    有爱不觉天涯远！她跪在母亲床前，泪如雨下。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 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

一封没有地址的来信

    这里是中部山区的一座村庄，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这高昂的学费，对于这个贫困户家庭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裹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仔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 13857128……”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这张纸条统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认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我女儿考上大学了！我要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空号……我想，可能是人家换号码了，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你给人家写封信啊，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当胡美娟打开那封由原住地街道辗转而来的信，惊愕不已，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地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栏写着 “地址内详"，可是里面却没有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资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 并且兑现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多么自尊倔强的女孩儿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精准扶贫的特困区，你想想，把一个女孩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所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就算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一个幸运的贼

[法]莫泊桑

那晚，我们三个年轻狂徒在索里尔家聚餐，最后都喝得有几分醉意了。普瓦特文头脑还清醒些，索里尔仰面朝天躺着，讨论什么战争和服装之类的事情，说着说着他突然一跃而起，拉开抽屉，将一套轻骑兵制服穿在身上，又拿出一套掷弹兵的制服给普瓦特文，他说什么也不肯穿，于是我俩硬给他套上，衣服太大，几乎把他包起来。我把自己打扮成甲骑士，然后，索里尔开始操练我们，他大声地说：“当了军人，得喝出个军人的样子。”

我们拿出大碗，高唱军歌，再次开宴。尽管已喝得酩酊大醉，我还是突然举起一只手说：“静一静，我敢保证隔壁画室有走动的声音。”

“有贼！”索里尔晃晃摇摇地站起来，唱起《马赛进行曲》，“拿起武器，公民们！”然后从墙上摘下几件武器。我得到的是火枪和长剑，普瓦特文拿到一支上刺刀的长枪，索里尔没找到称心武器，抓起一把手枪插到皮带上，手里握着一把大板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室的门。当我们走到画室中央的时候，索里尔说：“我是将军。”又指着我俩：你，甲胄骑士，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你，掷弹兵，作我的护卫。”

我们足足用了20分钟查看每个角落，没发现任何可疑。普瓦特文认为应该检查碗橱。我端着蜡烛过去查看，可把我吓坏了，一个人，一个活人站在里面看着我，镇定下来后，我忽地一下锁上柜门，然后我们退后几步商量对策。

索里尔想用烟呛，普瓦特文想用饥饿制服，我则想用炸药炸。最后还是采纳了普瓦特文的意见。我拿来酒烟，坐在碗橱前，为俘虏的健康开怀畅饮，普瓦特文还警惕地背着枪；又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索里尔建议把俘虏押出来瞧瞧。

“对！”我大声地附和。我们抓起武器，朝碗橱疯狂地冲去，索里尔端着手枪冲在前面，我俩疯子似的叫嚷着跟在后面打开柜门押出俘虏，那是个白发苍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老头。我们捆上他的手脚，将他放在椅子里，他没有吭声。

“我们审判这个恶棍。”索里尔厉声说。我也认为应该审判这个家伙，普瓦特文被任命为辩护人，我被任命为执行人。最后俘虏被判处死刑。

“现在就枪毙他！”索里尔说，“不过，不能不让他忏悔就死啊。”他又有所顾虑地加了一句。“我们去给他请一个神父来。”

但深夜不便去打扰神职人员，他让我代为行使神父职权，并命令俘虏向我忏悔罪过。老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暴徒，开口讲话了，声音空洞沙哑：

“你们要杀死我吗？”

索里尔逼他跪下，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兰姆酒说：坦白你的罪过吧，不要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救命啊！救命！”那老头在地板上打滚拼命嚎叫，怕他吵醒邻居，我们塞住了他的嘴。

“来，我们把他结果了吧！”索里尔不耐烦地说。他用手枪对准老头勾动了扳机，我也勾了扳机，可惜我俩的枪没有子弹，枪只是空响了两下。在一旁看着的普瓦特文说：“我们真有权力杀死这个人吗？”

“我们不是已经判处他死刑了吗？”索里尔说。

“那倒是，不过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我们还是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

我们同意了。那个老头不能走路，我们把他绑到一块木板上，我和普瓦特文抬着他到了警察局。局长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爱搞恶作剧，他认为我们闹得太过分，笑着不让我们把在押犯抬进去。索里尔非要往里抬，局长沉下脸来，说你们不要再发傻了，赶快回家去清醒一下头脑。无奈我们只好把他再抬回索里尔的家。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我问道。

“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很累了！”普瓦特文怜悯地说。

他看上去已经半死了，我也不禁起了隐之心，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

“喂，你感觉怎么样啊？”我问他。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他呻吟着说。

这时索里尔的心也软了下来，给他松了绑，开始像对久别的老友一样款待起来。我们马上斟满了几碗酒，递给我们的俘虏一碗，他连让都没让，端起碗一饮而尽。我们几人觥筹交错痛饮起来。那老人真是海量，比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还能喝。天蒙蒙亮时，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我得告辞了”

我们再三挽留，但他坚持不依，我们怀着惋惜的心情送他到门口，索里尔高举着蜡烛说：“你的晚年可要当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