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文化及其他

    日前，广电总局发布通知：电视节目中所用外语和缩略词“NBA”“GDP”“WTO”等等，将告别央视。

    这些年来，汉英文字混杂的确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时下，无论是书面行文还是口头语言，甚至有的报纸也公开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到头来，弄得中国人很可能必须先学会英语才能看懂读懂自己的语言。因此，保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历史传统，应该说已是刻不容缓。

     “洋泾浜（最初是十九世纪中外商人使用的混杂语言）”汉语的流行，已经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了吗？世界文化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和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先后于公元前300—400年消亡了，眼下就只剩下汉字了。今天社会对汉语的轻视和对英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麻木的状态。眼下不是英语的强势入侵，而是我们的文化传承者面对入侵自动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对西方语言的盲目崇拜，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自信力的缺失。

    我们强调保卫民族语言的纯洁与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五千年文明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是融合而非照搬，比如，因先辈的智慧，在引用外来语上，用音译有了我们今天惯用的“咖啡”，用意译有了汉语“电话”，音译加意译就有了今天的“芭蕾舞”。这些文字，都悄无声息地引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文化表达。史料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三次吸收外来语高潮，第一次汉唐通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语“葡萄”“骆驼”“圆满”等从西域语言和佛语中引入汉语，此后被我们用了数千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舶来品。第二次外来语高潮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英语中引进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从日语中引进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政策”等等一类词汇，至今这些词汇已融入我们的主流语言。这些机智巧妙的引用，表现的是先辈们的大智慧，重要的是把外来语化为了我们的血肉。第三次高潮是近些年的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来语似大潮汹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举。其实，在面对外来语强势到来时，汉语言的应对办法还是很多的，改造也罢，融合也罢，有先辈经验可资借鉴。关键是重视不够。

     “洋泾浜”的拥趸者，有一种悖论，认为中国方块文字字义多，太难学，不如26个拼音字母易懂易记，随便几个字母组合就是词组，含义深广。其实，这大大误读了中国汉字。据中西方文字学家共同研究考察的结果，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汉字，无论表情达意还是承载信息、字义储存的容量上，都大大优于西方其它文字。特别是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成为书写艺术的文字。它在文字与艺术，象形与表意的绝妙结合上，堪称世界一绝。曾有人为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表示过担心，认为方块字束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融合的手脚。岂料，随着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对输入法的研究开掘，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中国文字昂首进入计算机时代，现在汉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同时，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在如今联合国常用的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中，汉字版是最薄的版本。

    文字之争说穿了是国家软实力之争，是话语权之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用法律形式维护本国语言，法国把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法语日”，总统在这一天要出来讲话，号召保卫法语。德国人坚决反对德英语言混杂，提倡在德国要讲德语。美国近年也颁布法律，坚决维护其强势英语的地位。在这场文化角逐中，中国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命根子，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万世基业。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庄子和惠子的濠上之辩，是《庄子》中最发人深省的故事之一。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白鱼从容游动，这鱼真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所说的游鱼之乐，绝不是对游鱼之乐的“知”，从认知的角度看，不存在游鱼之乐，而是对游鱼之乐的体验——他体验鱼会如此——其实鱼并不如此，但他根本不在乎鱼非如此。惠子所诘难的“知”，是科学认知的“知”，而庄子所说的“知”，则是生命的体验。

    惠子虽然“泛爱万物”，但他与万物是分离的，物与物之间是孤立的，他所谓联系是以人的知识谱系将万物连接，并非是万物自身所具有的联系。他是“看”世界，人在万物之外，人是世界的观照者；他是分析世界，世界成了人的“理”的对象，世界被“理”所征服。庄子看到了惠子守其孤明而不与万物相通之心，致力于凿通孤立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人与物关系的“绝地天通”。庄子以诗意的眼光超越“人”的态度，超越科学、功利的视角，以天心穿透世界。他在桥上看鱼，鱼在桥下优游，在他的感悟中，桥没有了，水没有了，鱼和我的界限没有了，世界即如一大河流，他和鱼都在这河流中优游。鱼非我眼中所见之鱼，而是在我生命中游荡的鱼，我也非故常之我，而是“丧我”之我。在“神遇”而不是“目视”中，会通合一。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果站在人与天分离的角度看，天是天，物是物，我是我；如果站在诗意的立场看，我与世界的界限打破了，我和世界融为一体，还归于世界的大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意的眼光，就是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庄子所反复强调的“天地与我并生”、“磅礴乎万物以为一”云云，即是说，“人在世界中”，人并不在世界之外。人在世界中，是世界的“在”者，而不是“观”者。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分子，人用人的目光看待世界时，似乎从这世界抽离出来，世界是我的“对象”。在“对象化”中，世界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意义，世界变成了人的知识、价值的投射，人也在对象化中撕裂和世界密合的整体。庄子所反对的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做法。庄子认为，这合于“人”理，并不合“天”理。庄子将会通物我的纯粹体验境界，称为“物化”。“化”于物，我就是物，没有了物我之间的界限。“物化”的概念是由《齐物论》结尾处一个关于梦化蝴蝶的故事中引出的。“物化”是和“对象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将人从“对象化”中拯救出来，让生命自在显现。

    庄子的境界，解除人精神的“套”，因为人在“套”中，就很难真正感受到欢乐。山林之想，云水之乐，其实，并不在山林云水本身，而在人的心态。说心态并不是说庄子哲学强调主体性，相反，他是要放弃这种主体性。心态自由、平和，当下即是云水，庙堂即是山林。正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你看一个歌咏自然的人，走到自然中间，看见了一枝花，觉得花能解语，遇着了一只鸟，觉得鸟亦知情，听见了泉声，以为是情调，会着了一丛小草，一片蝴蝶，觉得也能互相了解，悄悄地诉说着他们的情、他们的梦、他们的想望。”元赵子昂有《落花游鱼图》，后人多有仿作，画的就是庄子之意，画上他题有一诗云：“溶溶绿水浓如染，风送落花春几多。头白归来旧池馆，闲看鱼泳自沤波。”他通过落花游鱼发现了自己久已疏落的世界，那个人真性自在优游的世界。

（选自《美学概论》）

    在儒家哲学中，“中”的最基本含义是“标准”、“限度”的意思。由于“中庸”强调坚持某个标准和限度，因而在社会激剧变动时期就有可能成为维护某种旧事物，调和矛盾，反对变革的观点和方法，这是“中庸”思想局限性的一面。但是，“中庸”思想中也包含着任何事物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思想。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句话，最具体地体现了“中庸之道”。仅就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点来说，其目的确实是要调和“文”与“质”。但是，这种调和并不是对矛盾的简单地否定或抹杀，而是在意识到对立面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前提下，在实践行为中保持矛盾的某种平衡，从而取得最好实践效果的办法。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出和坚持把握一定的“标准”或“限度”即用中或用和，作为实践行为的准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客观需要。

    但“用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相反，他们是把坚持一定的原则作为贯彻“和”的前提。不讲原则的为和而和是不可行的，不用礼的原则加以节制的和也是不可行的。为此，儒家严格区分“和”与“同”这两个概念。“和”是指不同性质的事物或意见之间的互相补充与配合，而“同”则是指相同性质的事物或意见的彼此附和与合流。不同性质事物的相互配合，就能产生新的事物，而相同性质的事物放在一起，则不可能生出新事物。所以，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次，“和”或“中”也包含有不要陷于某一偏面，而应兼备两面或多面的意思。三国时的刘劭以“兼德”来解释“中庸”。他说：“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人物志·九征》）他认为，仁、礼、信、义、智五种品德，是各有所偏的，只有兼备此五德的人，才是最完美的，而“中庸”就是指的能兼备五德的品德。同时，他还认为，“中庸”之德有防止人在行为方面的过分拘谨或放肆，以及指明人的短处而弥补其不足等重要的作用。

    “用中”或“用和”是反对无原则的为中而中与为和而和的，但是如果对坚持“用中”和“用和”的原则作僵死的理解，而不懂得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变通，那么其结果同样是陷于为中而中与为和而和的偏面。“用中”不仅需要有坚持原则的一面，而且也要有灵活变通的一面。

（摘编自楼宇烈《用中和时中》）

    ①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越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②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③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④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⑤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遇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些旧的文化传统，一种民族劣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而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而决绝地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人的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

    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我们来说，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鲁迅的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鲁迅在世纪之初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的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的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是这觉醒之后对现实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来，但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鲁迅的存在，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之为“伟人”。我们需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所以我说：“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自《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