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

   在古往今来的各式地名中，最为奇妙的应该数“江南”了。

   这个地名早在先秦就已问世。但到隋代为止，它主要指长江中游的今湖南、江西一带。

   “江南”的现代意义起源于唐代的贞观十道。这个地方先是被叫作“江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传统中有以左代东的习惯，这一地名又被雅称为“江左”，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北方、南方各五道，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的一大片地区。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又将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分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闽、浙及苏南、皖南地区。

   唐朝人非常强调地域差异，可是被举出来进行对比的，往往是“塞北”和“江南”，“塞北”总是令人想起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人文环境。而江南呢，从地理位置上它并不位于南方的最南端，它被拉出来是因为它处于环境质量的另一个极端，此地从南朝以来便是有名的“佳丽地”。

   这种对比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在北方，各地区之间大致是平行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区域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北方代表的身份出现。当时较为突出的地域成见是山东与关中的对立，两地经常相互取笑、斗气。史载唐太宗曾谈起山东人如何、关中人又如何，言辞间颇有“同异”，大臣张行成当即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唐太宗才猛然醒悟。而在南方，各区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落差关系，岭南自不必说，因为地多瘴疠，西南的巴蜀之地，也因为僻处一隅，有“蜀道难”之称，杜甫有联著名的诗“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由此可见一斑。

   真正能够让人想起南方的好处来的是“江淮”。在唐人的概念中，它是“江南”和“淮南”两个地域之和的简称。“淮南”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那个地域，当时留下来一个著名的口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惜淮南的好地方仅止一处而已。“江南”在上文提到开元二十一年时已有“江南西”“江南东”之分，到了唐后期，“江南西”已经简称为“江西”，照此逻辑，“江南东”该简称为“江东”了吧——可是不，它仍叫“江南”。

   唐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地说，它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由于安史之乱以后道（藩镇）的数目增加到几十个，并且转化为事实上的高层政区，此时仍常用贞观十道作为一种提纲挈领的地域概念。

   但更常用的是“江南”的狭义，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此时它已分属宣歙、浙东、浙西三个观察使管辖。其中，宣歙（今皖南）相对于两浙已处于边缘。而浙东（今浙东，浙南）、浙西（太湖流域及今浙北）的两浙之地，唐人又很敏感于吴和越的区别，在当时人心目中，吴地（太湖流域）才是江南的典型。

   唐代以后，虽然有时人们把扬州也视作江南的一部分，但地道的江南一直稳定地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

诗歌批评庸俗化

普冬

    批评对作品的意义不言而喻。好的批评如同灯光，指引着作品从暗处走向前台。近些年的诗歌批评中，不乏这样的经典或中肯之作。但与此同时，诗歌批评庸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少诗歌批评为了应酬需要，违心而作，学术含量可疑，甚至堕落为诗人小圈子里击鼓传花的游戏道具。这类批评对诗歌创作来说类同饮鸩止渴，还不如索性没有的好。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诠释过度，脱离作品文本进行没有限度的“再创造”。一些平庸之作明明直白无味或佶屈聱牙，批评文章却写得天花乱坠，一再上演“皇帝的新衣”闹剧。这些批评牵强附会、肆意升华，外延无限扩张，乃至另起炉灶，使批评成为原创式的畅想，早已失去了与原作品的联系。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一哄而上的羊群效应。有人提到“疼痛”，一时间无痛不成诗，非痛不好诗，翻开诗歌评论集，简直“痛不欲生”；有人说到“底层写作”，于是流水线、小餐馆、地下室和打工妹顿时成为新宠。不论创作还是批评，长期以来已习惯跟风、复制和起哄。对生活我们缺的不是图解，而是用心的关注。诗歌应该是自然与人文背景下的“顺产儿”，诗歌批评同样如此。海洋、浪花、岛屿，应该把这些真实的生活还给诗歌，也还给批评。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概念代替文本，行为代替写作。较之个体性的埋头创作，不少诗人似乎更喜欢混个脸熟，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诗歌批评基本沦为诗人间的交际和应酬。哪怕是纷纷攘攘的流派或主义之争，也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名目噱头不少，却未见得与文学和读者有何关系。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以偏概全、近亲结缘。某些诗人同时兼有批评家身份，习惯以自己的喜好为唯一或主要标准。比如现实主义视浪漫为虚空，浪漫主义视写实为流水账，废话诗人眼里唯美即为幼稚，至于下半部诗人则一篙子打翻一船人——除我之外都是“伪娘”。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门派偏见之争，批评效果不难预期。

    一切表现形式都应该是创造的成果。今天的浪漫或许是明天的现实，当下的现实也可能是昨天的浪漫。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品是否揭示生命本质，精神是否向真向善向上，以及手上的“主义”是否与我们的诉求达成一致。而批评要做的，就是把真正的创造性成果点亮，让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创造性诉求的佳作，在反复的研读与辨析中沉淀价值。

    诗歌批评庸俗化趋势亟须扭转。文学批评的职业公信力需要树立，批评家需要贡献学术良知。果真如此，对诗歌和读者，都将是福音。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纵观中西古代艺术史，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理性精神。

    中国从先秦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到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到宋代程朱理学的“言理不言情”，弘扬的都是理性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还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鲜明地倡导人的理性精神。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每个人都应该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更是强调理性知识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就把培养哲学家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他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的精髓。不只文学艺术，其它艺术也体现了这一理性精神。建筑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音乐舞蹈等表演不去逼真创造幻觉的真实，而是更多诉之于理解、想像的真实。这明显高扬的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人类理性精神的高扬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人来到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不同的意识导致不同的面孔。社会角色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社会位置以及相联的行为模式，预定了处于该位置上的人的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艺术王国中，人的角色意识非常强烈：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孟制定的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服从的是前者。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王昭君因爱国纵身投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而公孙杵臼则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程婴父子活下来。在面临生死的重大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在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并由此而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中国人是重社会而轻自我，西方人是重自我而轻社会。这并不准确，起码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斗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尔的妻子规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中西方古代艺术所揭示的人的社会角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人一生下来，就首先面临着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人的角色意识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中介因素，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平衡的必要环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都是从中产生的。它高扬的是人的自觉性，是人的理性精神。

      当然，高扬理性既有正价值，亦有负价值。人一切从社会要求出发，扮演好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势必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群体生死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个体；势必以理驭情，以社会利益来压制个人的欲望。这样，个体的主观情感、本能欲望被排斥在精神生活之外；合理的要求常常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而加以压制，个人的创造探索也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艺复兴史纲》，有删改）

    农历已过丁酉年，迎来戊戌年，十二时中与戌对应的是“犬”，因此今年按属相是“狗年”。“戊戌”是依照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传统纪年方法，用干支来排序。

    在中国古代，以干支纪年月日时，源流久远，至少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样长久。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以干支纪日。著名的西周青铜“利簋”铭文中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开始于甲子日的早晨相吻合。也说明当时是使用干支纪日的。至于用地支来纪一日中的时辰，可能迟到汉代。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重定历法，称为“太初历”，明确将一日夜分为十二时，而以地支为纪，以后一直沿用，所以十二地支又习称“十二时”。

    十二时开始都用文字表述。汉代流行的“四神十二时”纹铜镜上，“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用图像表示，而十二时一般还是用文字。但是就在汉代，也许是为了一般人易于记忆等原因，民间开始出现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习惯。在古文献中，最早见于东汉时王充所著《论衡》一书的《物势篇》，其中记述了当时社会上已流行用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事实，这证明东汉时期，已存在与十二对应的动物。汉时与十二时对应的动物形象，此后传之后世，又与纪年干支相联系，铺衍成“属相”的概念，人们以代表自己生年干支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属相，一直流传至今。

    到了南北朝时期，代表十二时的动物形象，开始出现于古代墓葬的墓室壁画和随葬的陶俑群之中。例如在发掘山东临淄北朝时期崔氏家族墓群时，曾在北魏时的10号墓中，发现了“十二时”陶俑，这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时期最早的十二时俑。

    就在隋代，十二时的艺术造型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动物原形，增加了拟人化的神异色彩——将十二时像身躯塑造成身穿袍服的人身，但头部是兽形，最初是拱手端坐的形貌，如湖北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出土的陶十二时俑。到了唐代，在都城长安地区的墓葬中流行随葬十二时俑，它们都已改为拱手端立的姿态，在袍服人躯衣领伸出的脖颈上，长着一张兽脸。

    在东北亚的一些古代国家，深受中国古文化影响，也有以动物象征十二时的习俗。例如在古代日本，在著名的正仓院所珍藏的文物中，还保留有绘有十二时像的布幕，为麻布彩绘十二时像，现在残存的还有龙尾、鸡头、犬足、猪尻和云气，原用于悬于宫殿檐下的“帽额”，应是圣武天皇葬仪时所使用的。圣武天皇卒于756年，即唐玄宗天宝末年。这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摘编自杨弘《喜迎戊戌年》，人名日白2018年2月16日第08版）

    ①《白鹿原》是一部亦因亦革、继往开来的现实主义巨著。它以多方面的成功，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活力，而且还拥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②就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来看，陈忠实像路遥一样，没有被甚嚣尘上的文学“新风潮”迷惑和裹挟，也从来没有丧失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信心。创作这样一部小说，既需要成熟的文学意识和文学经验，也需要不为时风所移的冷静和清醒。

    ③陈忠实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转益多师”，虔诚而虚心地学习多种模式和风格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他始终珍惜并学习柳青的文学经验，先后买过许多本《创业史》，无数次研读这部艺术性很高的杰作。对柳青来讲，观察先于想象，身历目见是小说家必须跨过去的铁门槛；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更注重对生活和人物的深入而细致的观察，而不是关起门来凭着才气任意挥洒，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随意杜撰。观察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来不得半点马马虎虎的偷懒，所以，柳青才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陈忠实像柳青一样，按照最老实的方式来写小说。如果说，路遥从柳青那里学来了抒情化的叙述方式，那么，陈忠实则掌握了柳青细致、准确、传神的描写技巧。像柳青一样，陈忠实笔下的人物，也是使用錾子在生活的石头上一下一下凿出来的，几乎个个都给人一种雕塑般的坚实感。陈忠实还从巴尔扎克和哈代的长篇小说中、从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从《静静的顿河》《愤怒的葡萄》《碧血黄沙》《百年孤独》和《假如明天来临》等多种样态的外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理解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吸纳了新鲜的叙事技巧，领悟到了解决可读性的方法，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既传统又现代、既庄严又亲切、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伟大作品。

    ④小说是人类生活别样形态的历史。然而，历史感的丧失，却是当代小说叙事的一大危机。一些小说家的叙事是封闭而苍白的，是没有背景的——既没有现实背景，也没有历史背景。他们笔下的人物与故事，皆如飘忽的影子，忽焉而来，忽焉而去，仿佛无本之木，只有枝叶，没有根系，缺乏清晰的来路和内在的深度。

    ⑤然而，陈忠实认识到了历史与小说的密切关联。没有历史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没有历史的人物是不真实的，小说可以被理解为“民族的秘史”。这是更真实的历史，是小说家需要深入理解和叙述的历史。陈忠实通过阅读、调查和思考，深刻地理解了他所叙写的历史生活，理解了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人。

    ⑥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不再是僵硬的公式化表述，人也不再是历史干巴巴的填充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复杂生命体。他写出了真实的历史，也塑造出了真实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爱恨与情仇，有冲突与和解。《白鹿原》中的历史，就是真正属于人的历史。其中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冲突，是丰富的人性以及复杂的关系引发的冲突，而不再是某种观念抽象的冲突。

    ⑦《白鹿原》在人性的意义上，超越了非人性叙事的狭隘性；在真实性的意义上，克服了教条的历史意识的虚假性。我们从他的叙事中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

（选自李建军《<白鹿原>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旨趣》，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