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部：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是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交流思想？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 ）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支毛笔，负载起了千年的历史重托，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宣纸上留下的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变幻无穷，点线的奇妙组合，使得空间形式无限扩展。

    它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一部中国书法史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绵延不绝，博大精深。从殷商开始，书法历经秦汉的辉煌、魏晋的风流、隋唐的昌盛、宋元的神意、明清的繁荣，直至今天仍百花齐放，盛传不衰。书法在中国的流行是如此的广泛，它对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它在世界艺苑独树一帜，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并从中华大地走向世界，其魅力世所公认，其影响波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甚至让远隔重洋、完全生长在另一种文化环境、对书法艺术知之甚少的西方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发出“神奇而不可思议的东方艺术”的赞叹。据说，毕加索在观赏了中国的书法之后，惊叹其为“艺术中的艺术”，并说：“如果我出生在中国，我想我将成为一位书法家而不是画家，我希望去写我的画。”他还说：“艺术都是共通的，如果你用文字写一幅画，你也可以去画一首诗。”此后，他的寓所中挂起了书法作品，表明他对中国书法的抽象线条艺术心悦诚服。

    中国书法在民族艺术家庭中独受亲宠。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世界的认同中，还是在国人的民族情结里，它一直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最能代表中国的艺术。在几千年的演变发展中，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哲学思辨、美学思想乃至人文情怀，都在书法中得到尽情的抒发和深刻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众多的艺术门类之中，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比书法能够更直接、更深刻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质和精髓。

    书法这门艺术自古以来就深植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而它的境界又远远超逸于人们寻常的生活之外：它美化人们的生活，使生活艺术化；它又把艺术融入生活，使艺术生活化。书法之所以千年不衰，是因为它表现的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书法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对应人类心灵的一种表述方式，也只有中国人才以如此美丽的方块字来表述人文和传承文化。

    数千年来，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都倾心于书法，陶醉其间，并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书法图卷。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大都有书法情结，对书写骨子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表达感情、传递思想的工具，而中国的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文字与书法具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说，中国书法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既是实用的又是艺术的。自古以来，人们除了用毛笔书写交流信息之外，还通过练习书法来修身养性，表达情感意绪，使之具有了艺术传播的功能。所以，书法既是专业化的又是日常化的，并在两者的交融中折射出人们的审美观和世界观。也因此，中国人把“字”看得很重，甚至称作人的“门面”。

    时至今日，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用毛笔书写来传播信息的功能基本被淘汰，人们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已经改变，书法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字书写的实用功能愈来愈弱化，使书法失去了与生活相融相生的土壤，但只要汉字还在被书写使用，书法艺术决不会在中国消亡。今天，人们对汉字书写的艺术追求更加强烈。因为书法这门艺术是中国人襟怀、品格、学养和才情的总和。书为心画、字如其人，这种比喻，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感觉得到。书法情结作为一一种传统文化心理，依然是中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雅好、精神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17日）

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张柏春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三国时期的“名巧”马钧虽不善言辞，却心灵手巧，擅长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宋代的韩公廉成为将工匠传统与天算知识结合的工程师。明朝的宋应星，没能考中进士，却撰写出《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本人也被后人视为科学家。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付《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这一时期，“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产品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杆秤制作为例，工匠们相信： 秤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福禄寿等。如果所造的秤亏顾客一两，制秤人就折寿一年。瓷器工匠也是如此，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

    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材料一：

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衷于看向遥远的太空，是最早进行天文观测的民族之一。为了增强观测的精准度，古人发明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天文仪器——浑仪。最初的浑仪非常简单，只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圆环，一个圆环和地球赤道面平行，另一个圆环和这个圆环面相垂直。通过浑仪观测，可以更精准地确定恒星在赤道坐标上的位置。

②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浑仪发展成三层结构。它的最外层是固定的地平环、子午环和赤道环组成的六合仪。中间是表示日、月、星的三辰仪，分别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它们可以在六合仪中围绕着一根垂直于赤道环的极轴旋转。在三辰仪的内部是四游仪，由赤经环和窥管所组成。其中，窥管能避免天空背景光的干扰，提高观测的精准度，是世界观测天文学上的一个重大发明。

③随着历史的发展，浑仪变得越来越复杂，仪器用起来很不方便。到了公元12世纪，郭守敬对浑仪进行了重大改良，去除了浑仪中一环套一环的繁复状态，发明了简仪。

④简仪共包括两个部分：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赤道装置（如下图所示）由两个互相垂直的大圆环构成，与地球南北极连线相平行的圆环是赤纬双环，与赤纬双环垂直的是赤道环和百刻环。赤纬双环的南端连接着赤道环。赤道环是一个随着赤纬双环一起旋转的圆环，其外部是百刻环。此外，赤纬双环的中间还有一个经过改造的窥管，叫窥衡。窥衡两端为方孔，能够避免窥管内壁的反光。在地平装置中，有一个与地面平行的地平环和垂直于地平环的立运双环。在立运双环之中同样是可以旋转的窥衡。这种地平式支撑形式已经成为现代光学天文望远镜和许多光学测量仪器的标准结构形式。可以说，简仪将望远镜发明前的天文观测仪器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注：“N”表示北

（摘编自程景全《从浑仪到海尔望远镜：经典天文望远镜》）

材料二：

①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建造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使这台望远镜在不到10年内就得以建成，2008年10月位于兴隆观测站的LAMOST望远镜终于完工，并于2009年6月正式启用。

②它由两座巨大的圆柱形塔楼组成，塔楼通过一个倾斜的通道连接，其中心的主镜位于一个穹顶内，用以聚集光线。镜片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设计，由很多块六角形球面镜拼接而成，每块子镜的对角径有1.1米长，却只有75毫米厚。通过实时控制这些子镜，可以达到要求的精确形状，从而生成质量尽可能高的图像。望远镜中还安装有4000多根光纤，这样就可以一次性接收和分析4000个不同天体的特性。

③LAMOST望远镜被命名为郭守敬望远镜，以纪念发明简仪的元朝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该望远镜不仅可以测量恒星的位置，还可以测量出数百万颗恒星的距离，从而在2012年9月制作出了第一张环绕我们的宇宙三维分布图。2016年6月，该图已经统计了超过700万个天体，准确地说，是7681185个天体。假以时日，这份宇宙图册将囊括天体数量比现在多5—10倍的完整星表。在珍贵的敦煌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代表着公元世纪人类最为完整的全天星图的敦煌星图。在此之后，中国的天文学家在先辈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再一次完成了最新的宇宙三维图像。再过几年，中国或许将会弥补过去4个世纪以来的遗憾，再次回归世界天文学之巅。

（摘编自让-马克·博奈-比多《4000年中国天文史》，李亮译）

材料三：

①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发布消息称，墨子巡天望远镜新发现的两颗近地小行星——2023WX1和2023WB2近日得到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这是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的首批近地小行星。作为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墨子巡天望远镜相比于之前的时域巡天望远镜——美国兹维基瞬变源探测设施，它的主镜口径更大，相同曝光时间下具有更高的灵敏度。自今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墨子巡天望远镜展现出强大的巡天能力，为太阳系小天体特别是近地天体的搜寻与监测研究奠定了基础。

②墨子巡天望远镜的本领不只为星空“拍照”。墨子巡天望远镜的口径达2.5米，采用国际先进的主焦光学系统设计和主镜主动光学矫正技术，可实现3度视场范围内均匀高像质和极低像场畸变成像，同时配备7.65亿像素大靶面主焦相机，具备大视场、高像质、宽波段的特点，能够每三个晚上巡测整个北天球一次。通过巡天数据叠加，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成果可以提供北天球最深高精度、大天区、多色测光和位置星表，在未来数十年内可用于宇宙中各类天体的认证和系统研究。

③此外，据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孔旭介绍，墨子巡天望远镜凭借其强大的光学时域天文观测能力，可与中国地面的郭守敬望远镜、“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等大型设备设施和其他中小口径望远镜开展多波段协同观测。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新一代空间天文观测设施陆续发射升空，墨子巡天望远镜将与这些设施实现“天地一体化多波段巡天”的网络搭建。

（摘编自刘峣《“星空摄影师”暗夜探宇宙》，《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