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

秦锦丽

    高原落日的步子迈得迟缓，留给我足够的时间目送，就如我们是一对久爱的恋人。目光，追随着它渐行渐远的身影。眼看就要翻过那座山头了，一跃的刹那，它跌进山坳里。正惊慌着，它又精灵一般从山背后闪现。这一闪，把黄河第一弯照得金光拂面，灿若袈裟。逆流望去，一河碎金，微波不澜，一副富可敌国的淡定自若。这是九曲黄河之首曲——甘南玛曲黄河岸边，是黄河长长征途的起步，似乎它料及沿途多舛，胸有成竹却又心事重重。当从青海出发，面向东南，慢行慢思，及至甘南玛曲时仍搁置不下，左拐右旋，漫出片片丰美草滩。终是悔情难断，便执意回返青海，诀别后，最终毅然决然一路东去，任凭关隘狭窄，峰回路转，不歇不休，归奔大海。如此，才造就首曲恢宏、淡定的气势。似流非流，似水若金，偶有风来，吹皱一河绫罗锦缎。逆光中，连绵起伏的山峦像黛青色的版画，充满沉浑之美。山下河岸，葱茏宁静的玛曲大草原芳草连天，白帐点点，一派和谐安详。清清草香，携裹着绿氧离子，醉了这河，这山，这落日，这时空，还有我。

    这是今夏我去玛曲之机，傍晚独自在离县城20公里远的黄河第一弯撞见的大美。一个人静静地看，贪婪地闻，安闲地呼吸，屏蔽思绪，愁烦不涉，爱恨不及。渐渐地，这副肉体像拆了篱笆的院落，无遮无掩，无拘无禁，无边无形。一任风穿过，流星划过，吹落浊腐，照彻了黑暗。小小的我恍惚成了风中的一粒尘埃，光亮中的一个分子。

    物我两空，神奇曼妙的感觉，突然被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搅散。扭头望向河堤，一个藏族男士从摩托车上下来，长袍裹肩，怀抱物件，脚步咚咚径直从十米长的石阶上走了下来。这么晚了，什么人？心倏忽回腑，怦怦直跳。跑吧，漫漫河畔，无路可择。不跑吧，头皮阵阵发紧。据说藏族人可是随时别着腰刀呢。两腿不觉开始打颤，机警地盯着。他走向岸边，哗啦一声，把什么倒向河里。啪、啪，河里响起一阵击水声。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难道？那样的话，他发现我在场，会不会……不敢往下想。盼望他快速离开，逃之夭夭。可他既没有看我，也没有离开，而是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叩了一头。懂得敬仰，才可下跪，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下。他做这一连串动作时，旁若无人，他不会没看见六七米之遥的这个大活人吧？就在站起之际，他转向我，平和地看了一眼。我微微笑着，算是回应。好奇心驱使，轻声道：“请问你刚才给河里倒了什么？”“放生鱼。”他懂得汉语。“从哪来的鱼？”“市场买的。”“为什么？”“放生嘛。”“这鱼多少钱？”“27元。”语言多少有些障碍，只能用简短句子。交流几句后，我才明白，放生，是藏族地区的习惯。没有约定，没有规章，只随心愿。这位22岁的名叫多杰的小伙子，家住阿尼玛山那边，在县城皮毛市场打工，心有感动时，收工后就到市场鱼摊买一条鱼，回家时顺道河边放生。今天这条鱼是他当天工资除去午饭后仅剩的27元买来的。

    没上过多少学，却懂得怜悯；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信仰。只要有信仰，人不分种族、民族，都会释放出人性中的良善、慈悲情怀。年轻的多杰，在傍晚回家的路上，也送一条鱼回家，多好。我立刻感觉胸前背后温暖厚实。我向多杰竖起大拇指，代替了想说的话。多杰抱拳说：“扎西得勒。”随后跳上台阶，发动摩托车，轰地一声跨上黄河大桥。

    铺满月光的河面上，噼噼啪啪溅起朵朵浪花，鱼儿们在欢腾雀跃呢。兴许，那条放生鱼的亲朋四邻闻讯前来庆贺，一河的浪花正是他们欢喜感恩的鱼语。

    元代赵孟頫诗云：“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但如此美好的情境下，我实在不想，也不愿忆起人类活吃猴脑时猴子的眼泪、活剥貂皮时貂的哀嚎。我祈祷一切的罪愆能获得赦免，人类能在草绳布衣下，珍藏一颗回归善的原点的心。

    这晚，母亲河第一弯的月光下，宛似谁放生了我，我放生了谁。

（《散文百家》2014年第八期）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沈从文

    女孩子岳珉年纪约十四岁左右，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穿着新上身不久长可齐膝的蓝布袍子，正在后楼屋顶晒台上，与北生倚在朽烂发霉摇摇欲堕的栏杆旁，数天上的大小风筝。晒楼后面是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软，很温柔的流着。河对面有一块碧绿的大坪，上面还绣得有各样颜色的花朵。大坪远处，可以看到好些菜园同一个小庙。菜园篱笆旁的桃花，同庵堂里几株桃花，正开得十分热闹。

    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两个人一句话不说，望着远处。小孩子快乐得如痴，女孩子似乎想到很远的一些别的东西。

    他们是逃难来的，这地方并不是家乡，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母亲，大嫂，姐姐，姐姐的儿子北生，小丫头翠云。一群人中，就只五岁大的北生是男子。他们要去的地方被围困了，过上海或过南京的船车全已不能开行。

    他们不能前行但又不能再回去，因此照妈妈的主张，就找寻了这样一间屋子权且居住下来，打发随来的兵士过宜昌，去信给北京同上海，等候各方面的回信。爸爸是一个军部的军事代表。大哥也是个军官。

    母亲原是一个多病的人，到此一月来各处还无回信，路费剩下来的已有限得很，身体原来就很坏，加之路上又十分辛苦，自然就更坏了。

    想着母亲的病和一直没有消息的爸爸，岳珉的眼神落在了外面的河上。河中有一只渡船，懒懒的搁在滩上。常常半天还不见一个人过渡。守渡船的人，这时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块上睡觉。那船在太阳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无聊十分倦怠的样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在微风里滑动。

     “为什么这样清静？”女孩岳珉心里想着。这时节，对河远处却正有制船工人，用钉锤敲打船舷，发出砰砰庞庞的声音。还有卖针线飘乡的人，在对河小村镇上，摇动小鼓的声音。声音不断的在空气中荡漾，正因为这些声音，却反而使人觉得更加分外寂静。

岳珉到房里去时，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静静的如一个死人，很柔弱很安静的呼吸着，又瘦又狭的脸上，为一种疲劳忧愁所笼罩。母亲像是已醒过一会儿了，一听到有人在房中走路，就睁开了眼睛。

    岳珉望到母亲日益消瘦下去的脸，同那个小小的鼻子，女孩岳珉说：“妈，妈，天气好极了，晒楼上望到对河那小庵堂里桃花，今天已全开了。”

病人不说什么，微微的笑着。

     “你咳嗽不好一点吗？”

     “好了好了，不要紧的，人不吃亏。早上吃鱼，喉头稍稍有点火，不要紧的。”

这样问答着，女孩便想走过去，看看枕边那个小小痰盂。

    病人忙说：“珉珉你站着莫动，我看看，这个月你又长高了！”

女孩岳珉害羞似的笑着，“我不象竹子罢，妈妈。我担心得很，人太高了，要笑人的！”

静了一会。母亲记起什么了。

     “珉珉我作了个好梦，梦到我们已经上了船，三等舱里人挤得不成样子。”

    其实这梦还是病人捏造的，因为记忆力乱乱的，故第二次又来说着。

    女孩岳珉望到母亲同蜡做成一样的小脸，就勉强笑着，“我昨晚当真梦到大船。今早上喜鹊叫了半天，我们算算看，今天爸爸会不会有信来。”

     “今天不来明天应来了！”

    两人故意这样乐观的说着，互相哄着对面那一个人，口上虽那么说着，女孩岳珉心里却那么想着：“妈妈的病怎么办？”

    病人自己也心里想着：“这样病下去真糟。”

    姐姐同嫂嫂，从城北回来了，两人正在天井里悄悄的说着话。

    病人在房里咳嗽不止，姐姐同大嫂便进去了。女孩岳珉在天井中看了一会日影，走到病人房门口望望。只见到大嫂正在裁纸，大姐坐在床边，想检察那小痰盂，母亲先是不允许，用手拦阻，后来大姐仍然见到了，只是摇头。女孩岳珉不知为什么，心里尽是酸酸的，站在天井里，同谁生气似的，红了眼睛，咬着嘴唇。她上了晒楼，仍然在栏杆边傍着，眺望到一切远处近处，心里慢慢的就平静了。

    这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有人互相问答说话。女孩岳珉心里很希奇的想到：“谁在问谁？莫非爸爸同哥哥来了，在门前问门牌号数罢？”这样想到，心便骤然跳跃起来，忙匆匆的走到二门边去，只等候有什么人拍门拉铃子，就一定是远处来的人了。

可是，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寂静了。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

一九三二年三月作  （有删改）

浙江的感兴

    我很想追怀自己在浙江的童年，却只记起了一些片段：随着母亲去一个庙里看初期的电影，去曹娥江头看潮水，随着小舅舅到河蚌头石桥边的馆子里吃馄饨，那样好吃的馄饨，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等等，连不起来，而且越来越模糊了。

    于是我怀疑自己是否配称浙江人。

    这一次到杭州，住在西湖旁边，又有幸去了绍兴，看到鲁迅故居，还在咸亨酒店里喝加饭酒，并且站在门外吃了一串油豆腐，上面涂了厚厚一层辣酱，吃着吃着，心里感到不管配不配，我是喜欢这乡土的。

    这里主要的色泽是黑与白，黑的瓦顶，白的粉墙，冲洗得发白的石板路，连木柱子也是黑的，严谨、素净。然而空间是庞大的，人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移动，物件也是厚实可靠的，像那件大大的厨房里的那口大大的腌菜缸，在朴质的生活里有温厚的人情，正如那三味书屋里，既有严厉老师的戒尺，又有那顽皮学童的小小乐园，在门前的石板路下则是潺潺的流水。

    水是浙江灵秀所在，是音乐，是想象力。

    在鲁迅的艺术素描里不是也有这样的黑泥、白石和绿水的配合么？多么朴质，又弥漫着多大的温情！你看他用笔何等经济，总是短短几句话就勾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处境，而同时他又总是把这处境放在一片抒情的气氛之内。他是最严格的，又是最温情的，这就使得他最平常的叙述也带有余音。富有感染力——他的闰土成了我们一切人记忆中的童年好友。他的鸟篷船成为我们每个人梦里的航船，他的忧郁、愤怒和向往也成为几代读者难以排遣的感情。

    看着绍兴的街道、店铺和水乡景色，我以为我对这位大作家多一点了解了。

    回到杭州，又是另一番景色，1981年我第一次来，忙于游览名胜，但也抽时间陪一位老友去追寻他年少时代的踪迹。走了一个旧的市区，像是有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布鞋店，那里依然卖着素净而又雅致的黑面白底的舒服鞋。接着进入一家咸肉店，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洗的白白的木柜台，土面摆着十几块干干净净的咸肉，随你挑选。这铺子的旧式建筑有高的屋顶，店堂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现代肉店那种血淋淋的屠场味道，人们从容选肉。大刀切下去，一段醇厚的咸肉香随之而起。

    这次重来，我很想再出去看看那些犹有南宋遗风的街道和店铺，却始终不得空儿，只在汽车里匆匆看了一下中心区的主要街道，在我游历过的城市里，我总觉得杭州是最富于中国人情味的，即使车站旁边的闹市也闹而不乱，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却不拥挤，同时有一些老铺子老字号还以传统的礼貌待客。

    杭州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白色而顿时感到清爽。

    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的，沉沉夜色下则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而是素描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那抹青色。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的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取材于王佐良的同名散文）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寒冷有千百种形式、千百种方法在世界上移动：在海上像一群狂奔的马，在乡村像一窝猛扑的蝗虫，在城市则像一把利刃截断道路，从缝里钻入没有暖气的家中。那天晚上，马可瓦多家用尽了最后的千柴，裹着大衣的全家人，看着暖炉中逐渐黯淡的小木炭，每一次呼吸，就从他们嘴里升起云雾，再没有人说话，云雾代替他们发言：太太吐出长长的云雾仿佛在叹气，小孩们好像专心一意地吹着肥皂泡泡，而马可瓦多则一停一顿地朝着空中喷着云雾好像喷发转瞬即逝的智慧火花

    最后马可瓦多决定了

    “我去找柴火，说不定能找到。”他在夹克和衬衫间塞进了四五张报纸，以作为御寒的盔甲，在大衣下藏了一把齿锯，在家人充满希望的目光的跟随下，深夜走出门，每走一步就发出纸的响声，而锯子也不时从他大衣里冒出。到市区里找柴火，说得倒好!马可瓦多直向央在两条马路中间的一小片公园走去。空无一人，马可瓦多一面研究光秃秃的树干，一面想着家人正牙齿打颤地等着他

    小米开尔哆嗦着牙齿，读一本从学校图书室借回来的童话，书里头说的是一个木匠的小孩带着斧头去森林里砍柴。“这才是要去的地方。”小米开尔说，“森林!那里就会有木柴了!”他从一出生就住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森林，连从远处看的经验也没有。

说到做到，眼兄弟们组织起来：一个人带斧头，一个人带钩子，一个人带绳子。跟妈妈说再见后就开始寻找森林。

    走在路灯照得通亮的城市，除了房子以外看不到别的：什么森林，连影子也没有。也遇到过几个行人，但是不敢问哪儿有森林。他们走到最后，城里的房子都不见了，而马路变成了高速公路。

    小孩就在高速公路旁看到了森林：一片茂密而奇形怪状的树林淹没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它们有极细极细的树千，或直或斜；当汽车经过，车灯照亮时，发现这些扁平而宽阔的树叶有着最奇怪的样子和颜色。树枝的形状是牙青、脸、乳酪、手、剃刀、瓶子、母牛和轮胎，遍布的树叶是字母。

    “万岁!”小米开尔说，“这就是森林!”

    弟弟们则着迷地看着从奇异轮廓中露头的月亮：“真美……”

    小米开尔赶紧提醒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柴火。于是他们砍倒一株黄色迎春花外形的杨树，劈成碎片后带回家。

    当马可瓦多带着少得可怜的潮湿树枝回家时，发现暖炉是点燃的。

    “你们在哪里拿的?”他惊异地指着剩下的广告招牌。因为是夹板，柴火烧得很快。

    “森林里!”小孩说。

    “什么森林?”

    在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

    既然这么简单，而且也的确不错。要新的柴火，还是学小孩的方法比较好。马可瓦多又带着锯子出门，朝高速公路走去。

    公路警察阿斯托弗有点近视，当他骑着摩托车做夜间巡逻时应该是要戴眼镜的；但他谁也没说，怕因此影响他的前途。

    那个晚上，接到通知说高速公路上有一群野孩子在拆广告招牌，警察阿斯托弗便骑车去巡查。

    高速公路旁怪模怪样地张牙舞爪的树木陪着他转动，大近视眼的阿斯托弗细细察看。在摩托车灯的照明下，撞见一个大野孩子攀爬在一块招牌上。阿斯托弗刹住车：“喂!你在上面干什么，马上给我跳下来!”那个人动也不动，向他吐舌头。阿斯托弗靠近一看，那是一块乳酪广告，画了一个胖小孩在舔舌头。“当然，当然。”阿斯托弗说，并快速离开

    过了一会儿，在一块巨大招牌的阴影中，照到一张惊骇的脸。“站住!别想跑!”但没有人跑：那是一张痛苦的面像，因为有一只脚长满了鸡眼。“哦对不起。”阿斯托弗说完后就溜烟跑掉了。

    治偏头痛药片的广告画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头，因痛楚用手遮着眼睛。阿斯托弗经过，照到攀爬在上方正想用锯子切下一块的马可瓦多。因强光而眼花，马可瓦多蜷缩着静止不动，抓住大头上的耳朵，锯子则已经切到额头中央。

    阿斯托弗好好研究过后说：“喔，对，斯达巴药片!这个广告做得好!新发现!那个带着锯子的倒霉鬼说明偏头痛会把人的脑袋切成两半!我一下就看懂了!”然后很满意地离开了

    四周那么安静而寒冷。马可瓦多松了一口气，在不太舒适的支架上重新整位置，继续他的工作。在月光清亮的天空中，锯子切割木头低沉的嘠嘠声远远传送开来。

（有删改）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