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酒以外，我家还有一项特别节目，就是喝会酒。凡是村子里有人需钱急用，要起个会，凑齐十二个人，正月里，会首总要请那十一位喝春酒表示酬谢，地点一定借我家的大花厅。酒席是从城里叫来的，和乡下所谓的八盘五、八盘八（就是八个冷盘，五道或八道大碗的热菜）不同，城里酒席称之为“十二碟”（大概是四冷盘、四热炒、四大碗煨炖大菜），是最最讲究的酒席了。所以乡下人如果对人表示感谢，口头语就是“我请你吃十二碟”。因此，我每年正月里，喝完左邻右舍的春酒，就眼巴巴地盼着大花厅里那桌十二碟的大酒席了。

母亲是从不上会的，但总是乐意把花厅供给大家请客，可以添点新春喜气。花匠阿标叔也巴结地把煤气灯玻璃罩擦得亮晶晶的，呼呼呼地燃了，挂在花厅正中，让大家吃酒时划拳吆喝，格外的兴高采烈。我呢，一定有份坐在会首旁边，得吃得喝。这时，母亲就会捧一瓶她自己泡的八宝酒给大家尝尝助兴。

席散时，会首给每人分一条印花手帕。母亲和我也各有一条，就等于我得了两条，开心得要命。大家喝了甜美的八宝酒，都问母亲里面泡的是什么宝贝。母亲得意地说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两颊红红的，跟喝了酒似的。其实母亲是滴酒不沾唇的。

不仅是酒，母亲终年勤勤快快的，做这做那，做出新鲜别致的东西，总要分给别人吃，自己都很少吃。人家问她每种材料要放多少，她总是笑眯眯地说：“大约摸差不多就行了，我也没有一定的分量的。”但她还是一样一样仔细地告诉别人。可见她做什么事，都有个尺度在心中的。她常常说：“鞋差分、衣差寸，分分寸寸要留神。”

        ①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②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保卫我们城市的传统

王澍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方面流于简单地向西方学习，建设高楼大厦。现在看起来城市的建设应该根据各地情况采取不同思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西欧，根本不是当年我们从电视图像上看到的那种高楼林立的“现代化”。但是，发现这一点时已经有点晚了。现在我国不少城市都是“崭新”的，大部分都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别说和欧洲比，就是和“没有历史”的美国比也要短得多。

    这种现象和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落后而形成的追赶心态有关。很多人希望城市从外观上都向发达国家靠近，很多旧城拆迁中，地方决策层都认为“太落后了”、“ 太破旧了”，非拆不可。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城市化传统。和西方不同，中国从唐朝开始就出现很多城市。由于社会具有成熟的宗族礼法格局，到明代形成了建筑无城乡差别的城市。在皖南的山区里，现在可以看到遗存下来的非常成熟、优美、先进的古代建筑。把苏州切一块放到皖南山区的农村，或是把皖南农村的一部分放大挪到苏州，几乎是一样的。

    从秦汉时人们开始用夯土技术造房子，在杭州这座南方富庶大城，至今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土房子”，显示出秦汉建筑脉络的延续，是很重要的“城市记忆”。看起来土得掉渣的夯土技术其实是高度理性的产物，“百年的砖千年的土”，中国古代造房子，很注重稳固和长久。

    中国本土的建筑传统是一个循环营造的体系，有很多奇妙的细节，为现代建筑技术所不及。如传统的中国建筑方式是没有下水道的，主要用地渗技术，从地表大范围地向地下渗透排水，效果很好。而现在的下水道技术，只要有一个地方堵了，其他地方就都要积水。很多抛弃传统简单采用西方技术的建筑方式都是这样，花了大价钱，却制造出新的问题。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简单地提倡复古，而是想说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存在很多“闪光点”，但是目前处于不被人重视的境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传统的营造体系受到破坏，除了在最不讲究建筑文化的地方——农村里尚有遗存，在城市中大都已经中断了。

    城市之魅力，不是来自于大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而是来自于文化的独特性。竞争力就来自于创造这种有差异性的文化的能力。

    在很多城市，一些街道原本拥有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各种痕迹，都有其独特的城市记忆，层次分明，形成历史线索的会合，不应该在一次次旧城改造中被全面“覆盖”更新。尤其不能简单地用“有没有住过名人”、“有没有发生过著名事件”作为拆除与否的依据，前几年发生的拆除中国美术馆后一个四合院的事件，当时的说法就是“不是文物，也不是名人故居，也不是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种思路左右了我们城市保护工作很长一段时期。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建筑文明并不是个别名人和历史事件构成的，普遍意义上的大众生活才构成文化的根基，很多路边的小东西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痕迹，但是人们都把它们忽略了。

    中国要变成有文化魅力的创新型国家，需要的动力就包括历史文化的记忆，这是产生自主创新灵感的土壤。而城市的文化价值不是简单的“先进”、“落后”之比较，而应该是“文化之差异”，从这个角度讲，面对越来越迅猛的城市化热潮，保卫我们城市的传统，已经到了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地步了。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又到高考报名时。面对各地客观存在的高考“分数差”和不同的录取率，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纷纷采用转学、迁移户口等方法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

    这一大约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移民”现象，在我国屡禁不绝 ， 愈演愈烈，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新疆长期以来都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据不全统计，今年新疆共有8.7万名考生报名，报名阶段就已初步查处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890名，其中大部分是“高考移民”。

“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使海南成为“高考移民”向往之地。数据显示，省外考生将户口迁入海南报名的人数在逐年增加，2000年293人，2001年586人，2002年增至1875人，来自24个省份，占全省考生总数的9.5％。

    高考移民出现了“两头流”的趋势：一方面是大量流向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山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一方面是少量流向北京、上海等录取比率较高的教育发达地区。

    “高考移民”的大量增加，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尤其是在教育欠发达地区，当地学生与“高考移民”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甚至引发罢课、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稳定。

    今年3月7日，新疆霍城县三中100多名高三学生集体罢课、静坐，打出“公平竞争，反对高考移民”的横标，并选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3月18日上午，玛纳斯县一中299名高三学生罢课。近年来，为遏制“高考移民”现象，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纷纷出台禁令，但效果并不理想。有关专家指出，“只堵不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考移民”问题。我国必须从教育公平入手，一方面进一步提高“门槛”，严把报名关，杜绝腐败；一方面应着手解决一些根本问题，如降低过大的高考分数线差异；改革现有全国统一高考模式，增加高校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