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画家贺友直

    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他说自己是1937届的，学生们纷纷猜他是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或巴黎的美术学校，他却回答是小学毕业。面对哄堂大笑，他正色道：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及展示的舞台。我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才能在64开小本上，在方寸小框框里一步步提高。

    如今若问先生一开始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就喜欢画。

先生是宁波镇海人，5岁丧母，由于父亲无法独自抚养他，就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姑妈。他所就读的小学校舍设在庙里，里面有个戏台，周围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先生迷上了那些传神的画----他一次次细心地去描摹、比照、思索、修改，凭着这些“瞎折腾”性质的实践，他的美术成绩在小学里遥遥领先.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虽然姑妈待他不错，但家境贫困，早年失学的先生开始了做学徒当小工的日子。彼时的生活体验，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或缅怀，或嘲讽，或旁观，尽将老上海的风貌人情绘成一幅幅连环画，过去连着现在，短暂连着永恒。先生说过，他来自民间，所以他懂得升斗小民关心啥。

    2004年出版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中，先生画了卖报童、那摩温、黄包车夫、裱画师傅、白相人、兑币黄牛、押宝人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劳动者们，都从尘封的老上海记忆里走出来，陈旧而鲜活，简单而深刻。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

    先生曾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作饭碗的。1996年我在美术馆举办一个连环画展，我给它取名为《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

    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谈到现在绘画界追赶潮流的风气，许多作者的作品缺乏对受众接受度的考虑----“有些画，我们画画的人都看不懂，更有甚者，动不动就炒作，自封名家大师”。对此先生严肃批评道：“什么是大师，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如今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

    先生认为艺术应与生活相联系，艺术是要“引导人，引导社会风气的，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积淀的”，他呼吁每个艺术家心里都应该有个标杆。当初，先生这一辈人画连环画都秉持着主流的信念，那就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把作品画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家们创造一本本作品不但是积极用心的，而且是无功利的，“如果存在功利思想，好作品就出不来了”。

    说到当年的那种信念，先生觉得，现在不少艺术的出发点就是市场，“现在就坏在两个‘M’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钱。”他眼中的好艺术家，必须要有把自己从事的艺术当成宗教来对待的信念，以虔诚之心去待人待己。

（有删改）

相关连接：①贺友直（1922--2016），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自学绘画，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共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作品，对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百度百科）②1959年，上海人美社派贺友直去画反映农村搞合作化的作品《山乡巨变》。接到任务后，贺友直就奔赴湖南下生活。一去几个月，犁田、耕种、舀粪，与农民保持“三同”。久而久之，老乡们都夸他“内行”。后来，他带着学生下生活时说：“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和农民打成一片，谈何容易?能做到像个农民就很不错了，至少不让人家对你生厌。”

（《连环画界泰斗贺友直逝世：从底层而来，带着大观而走》）

十字勋章

（法）巴比塞

    由于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我们进入了加拉各村。村子里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弱。只有几个漆黑的人影儿在墙上警戒着。

    大家隐蔽在矮茅屋后面，子弹上膛，步枪平托，一切就绪。在我前面，有两个黑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墙，默默无声，一动也不动地紧偎着。我瞄准了右边那一个，暗自思忖道：他们两人没完没了地在谈些什么呢……

    一声号令!我们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射，有如晴天霹雳。时间并不长，两分钟而已，这些漆黑的人影儿，全都呜呼哀哉，被打发回老家去了。他们好像钻进了地底下，又好像烟雾似的，风吹云散了。

    我却记得很清楚：两个黑人，在我前面，我举起步枪，瞄准了其中一个。这两人后来我又见到了：因为我几乎绊倒在他们身上。就在前不一会儿，他俩还不言不语，模样真够滑稽，现在却变成了尸体，倒在长凳下。这是两个小黑人，一男一女，身子蜷缩，相互紧抱着，酷似两只紧握住的手……是一对恋人!这件事总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萦绕在我的脑际，以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不禁有好几次以此来说笑逗趣。

    后来，我的脑子完全糊涂了：狂食暴饮，呼嚎吼叫，手舞足蹈，挤鼻子弄眼儿，乱蹦乱跳。突然，脑壳上一阵剧痛……我跌倒了……不省人事。

    六个星期以后，在圣路易医院我才恢复了神智：一天早晨，我睁开了两眼，四周呈现出一片白色，散发着一股碘酒气味。

    此后旁人陆陆续续地告诉我所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连队过于疏忽，滞留在那被征服的村子里，而且倒地酣睡。因而，回家来的敌人杀尽了我们全部的人，全部，一个也没剩。

    “那么我呢?”我问。

    他们告诉我，说运气救了我，一所茅屋倒塌了，断墙土块把我压倒在下面，但是却把我遮盖住了。第二天，远征军的主力重新占领了村子，洗劫了全村，终于把罗洛贝族人杀得一干二净，还从掩盖着我的坍塌的碎块堆里，拉着我的两腿，把我拖了出来。

    ……不过更妙的事还在后头：总督来到我的床前，亲手颁发给我五等荣誉勋章。

    没多久，我伤愈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佩戴着我荣获的勋章回到故乡去。盼望已久的日子来到了：七月的一个清晨，我抵达维勒福城。我穿上了我原来的那件军大衣，挂上了我的新勋章，昂着头，迈着方步。

    天啊!多么了不起的欢迎会!车站，乐声响连天，列着队的少女，年幼的和年轻的，全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摇着旗子，挥着花束。

    人们把我拥到市政厅去进午餐。席前，席后，没完没了的演说，所谈全是关于我一个人的事。大家称我：“塞内加尔的英雄”。

    大家散了席，外面还有陪送的人群，他们一直排到村镇的尽头，言之无物的演说，巴尔贝大爷的敬酒，最后是一场令人受不了的拥抱，这样，大家才散了……我终于在朦胧的夜色中，独自来到了工厂区附近。

    我沿着教堂旁边的小石子路走回家。夜色已降临，我不时地眨着眼睛，两眼还在冒金星，难道是他们的香槟酒和他们错综复杂的大道理把我的神智搞糊涂了吗?我多少有点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忘却了自身的一段经历：我忽然忘记了自己的功勋，就像我全然不曾有过什么功勋似的。

    ……这时，在一个拐角上，我透过昏暗的月色，发现有两个人，互相紧偎着坐在庄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他们像是手拉着手，谁也不说话；不过，他们似乎沉湎在一种共同的寂静之中，仿佛全神贯注于一件重要的事情。朦胧的夜雾中，一点也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只能分辨出他们的形体和察觉出他们胜似语言的那种内心的交往。

    “哎呀!”我叫了一声，又站住了。

    两眼直望着村镇深处的这个拐角，骤然间我恍如看见了另外一个村庄，现在它已被消灭殆尽，这个村子和全体居民，最要紧的是那两个小黑人，都已从这地球上消逝了。他俩曾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虽然只看到他们的形体，只察觉到他们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这对小黑人，由于夜色的简化作用，就和这里的两个人影一模一样。

    这两个影子，那两个黑人……我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实在是太傻了，但我确是发现了。人们酒喝得过量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天真，头脑也简单起来，我一定是相当醉了，因为这种可笑的联想，本来应该使我发笑的，却使我哭了。我的手伸向十字勋章，把它从胸前摘了下来，很快地塞进口袋深处，好似一件偷来的东西。

【注】《十字勋章》是巴比塞的以描写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名篇之一。小说以19世纪法国发动的一场侵略非洲的战争为背景。

湖底的书香

白荣敏

    ①湖泊是造化的眉眼。那一汪清凌凌绿莹莹的湖水，给粗犷的大山增添了一些柔媚。翠屏湖，让汉子一样的闽东山区县古田，有了诗性的润泽。

    ②翠屏湖是一个人工湖。我们造访的时节，它还未进入汛期，发电用水使翠屏湖水位降低，露出了一溜儿黄色的土棱。新建的溪山书画院就在景区的入口处附近，看着崭新的建筑，我体味到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的用心，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旧溪山书院已没在湖底的某一处。

    ③我的目光投向了烟波浩淼的湖面，那碧澄澄的深处还依稀闪现着朱子的身影。

    ④宋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称道学为“伪学”，进而列“逆党”名单五十九人，朱熹名列第五。朝廷对与“伪学”有牵连的人进行打压。原来与朱熹交游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贬的贬，逃的逃，叛的叛。庆元三年，年近古稀的朱熹遭受奸党迫害，为避“伪学”和“党禁”之难，应古田门人邀请，从闽北建阳来到了古田。

    ⑤贫病交加、仇怨相攻的朱熹行走在古田的土地上，大难随时都可能降临。一般人到了这样的境地，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孤凄、绝望，还能有什么作为！但穿透几百年的时，我们看到，当年那个年迈的身影在今日翠屏湖的湖底却脚步从容，目光坚定。他在溪山书院讲学，为书院前的欣木亭题诗：真欢水菽外，一笑和乐孺。

    ⑥这位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杰出的教育家，其一生为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在古田期间，他以溪山书院和地处杉洋镇的蓝田书院为轴心，来往于古田境内的螺峰、谈书、魁龙等多个书院，巡视教务，设帐授徒，宣讲理学，培育后秀。这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头，我行我素；又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心无旁骛，一心教学。他在随时有暴风雨降临的暗夜里，把自身当作火把，点燃同行者的希望。

    ⑦站在翠屏湖畔，望着这群山环抱中的浩瀚湖水，我似乎有所明白，朱子在困厄中坚持行走，在绝望里坚持理想，源自于他站位的高蹈、学问的高深；而像这湖水一样柔软的坚强，也正是支撑生命前行的力量。据说，溪山书院的前身是古田县东北的双溪亭。自朱熹遣高足林用中至此地讲学，亭宇始得开拓。不久，朱熹为亭题匾日“溪山第一”。溪山书院于明嘉靖年间圮于水，崇祯年间按原貌重建。上世纪50年代，政府修建古田溪水库，书院被淹没湖底。没于湖底的，当然还有整个古田县城。但我知道，对于古田人民，这溢满书香的湖底，依然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县城的建筑可以淹没，但是经过漫长时光培育起来的文化信仰、精神底蕴已和深深的湖水融为一体。

    ⑧古田安顿过朱熹晚年一段困厄的时光。朱熹在古田的门人，表现出了对理学的坚定信念和对朱熹的一片忠心，他们和朱熹患难与共，险夷不变其节，给朱熹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而朱子的过化，为古田培育了浓浓书香。古田的士人学子靠着正宗师承，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时期就出了大约100名进士。

    ⑨时至今日，蓝田书院得以重修，朱熹的“蓝田书院”石刻被罩以玻璃进行保护，而且书院不时会举办各类知识讲座和国学班；还有人提议从水库中的溪山书院旧址里抢救朱熹碑刻。

    ⑩这湖底的书香，已随着源源不断的电流，点亮了这片土地。

（有删改）

风景

贾平凹

    我说的风景是在我家那一方小小的窗上。我常坐在窗前，无聊地向外张望。数年前，天上的星子很稠，后来渐渐归稀，待到高大的建筑撵过来，建筑上的窗便装扮了我的风景，我的窗也或装扮了人家的风景吧？这么想着，很有些卞之琳先生的诗味，我就将头偏过去，久久地看建筑物下的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见有一个老头，好高的个子，细细瘦瘦，从地埂的这边走到地埂的那边，再从地埂的那边走到地埂的这边，来回均一百一十步，一步也不差的，就像一把活动着的人尺。

    “老伯，在练功吗？”一天，我终于走出屋去，想找他说个解闷儿的话。

    “气功。”

    “噢，人老了要健身的。这是哪家气功？”

    “生气的功！”

    他站住了，虎虎地拿眼睛瞪我。这是一双有着血丝的眼睛。瞪我久了，他便松下劲来，一扑沓僵坐在了地上。我认出这是一位农夫，有一双硬壳的手，虽然穿了一件呢子中山短装，但没有紧扣子，里边的衬领很油腻。我知道这里的农村已陆续划归城市，土地被征用，村子里不时噼噼啪啪鸣放鞭炮，农民获得一笔巨款，又焕然一新作了市民，那些年轻人兴高采烈。我就投其所好，说：

    “听说你们都可住高楼了？”

    “人是雀儿吗？”

    “你们好幸运，没文凭也‘农转非’了！”

    “有地气吗？”

    “住小土屋有地气，却会得关节炎。”

    “亲戚来了就不患水土病吗？”

    “都吃自来水了，闹不了肚子的。”

    “开电梯还行？”

    “让你去厂里开电梯？那是好工作啊！”

    “好，上去下来上上去下下来上上上去下下下来。”

    “这操什么心？”

    “小时候，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爹睡在席左边，娘睡在席右边，我睡在中间，为的是怕狼叼了去。天一黑，常看见田埂上有狗，叫‘哟哟哟’，它就来了，看见一条大尾巴扫帚一样扫在地上，便猛叫一声：‘狼！’狼就吓跑了，我也吓得回家害了一场病。现在倒想见一见狼哩。”

    “动物园不是有吗？”

    老头是不慈祥的，话难投机，我便觉无聊了。又回坐到我的窗前，想所谓的两代人的鸿沟，想所谓的观念陈旧，想所谓的农民意识，觉得这老头可笑，他该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什么典型。再不愿看到他人尺似的走动。老家伙，他哪里会明白这个世界越来越小的道理呢？

    一天，窗外突然有狗叫声，很凄惨。我朝外望去，那人尺还在那里丈量着，而空地的那头，一群年轻人在杀一条狗。多半是为着一张完整的皮，狗被绳索勒住，但每勒一次，一放到地上就又活了，一个就说：‚狗是土命，吊起来勒，不要放到地上。‛果然狗彻底死了。我瞧见年轻人大呼小叫，而人尺再没有丈量了，呆立了许久，就走掉了。

    这一走，老头就再没有出现。

    两年过去了，我的窗外再没了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我的风景愈发平淡。但在这个城市里新出现了一位说独角戏的绝好的演员，他在台上台下，出言都极幽默，反话正说，正话反说，你永远无法摸清他的真实性。我看过他的演出，有人告诉我说，他就是两年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是那个人尺的儿子。演出后，我向他打听他爹。

    “你爹好吧？”

    “瞧我腿肿吗？辛苦呀，昨晚端端靠着床板立了一夜。”

    “好久未见他老人家了。”

    “太累了，累昏迷了，一夜都没苏醒。”

    “他去开电梯了吗？”

    “今早起来，端个刷牙缸子，哇哇直吐啊！走到厕所，看见啥不想吃啥啊！”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

（选自《人民日报》）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蓬荜居印人

聂鑫森

章达君要搬家的消息传进了“蓬荜居”这个小院子，把金锲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为什么搬家？金锲之想啊，想啊，猛地心一颤。他明白了，真的……

风雪拥年关，他们真正地成为知己，似乎是在解放前的一个年关前夕，印人金锲之和小学的语文教师章达君在当铺的偶遇。在当铺那麻石台阶上片刻的惶惑和窘迫后，两个人豁达地哈哈大笑。他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什么契机，仿佛突然看见了对方心性的另一个层次，于是，感情猛然间获得了升华。办完典当手续，他们找个僻静小酒店沽一壶酒，尽兴地谈起来。

从那时起，几十年来，他们的友谊就像下窖的“茅台”一样，愈久愈醇，愈久愈香。那么，达君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呢？

是什么时候他们的感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仔细想来，似乎是年初一个春月淡淡的夜晚，在章达君家。

达君家陈设极为简单，门楣上挂着块横匾，上有“不厌居”三字，是由达君书写，锲之镌刻的。达君除嗜书外 ， 还喜欢养兰草 ， 置之案头 ， 雅趣盎然。

那晚，两个人喝着酒，嗅着案头兰草的香味，忽然谈起金石治印来。金锲之手舞足蹈，口若悬河。

达君满面通红，看样子酒力已经发作，边听边点头，用手指轻轻击案。忽然，他站起来，说：“老兄，我让你看一件传家之宝，以助酒兴。”

说完，用钥匙打开大柜，在里面窸窸窣窣掏了半天，才掏出一个小小的绸布包，解开来，一层又一层，一共包了九层。突然，灯下闪出一束金黄金黄的光焰，顿时满室生辉。

金锲之的眼直了，呆了，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胸脯急剧地起伏着。想不到达君家竟有这样一块稀世之宝：田黄冻。他洗净了手，慎重地接过来欣赏。

果真是一块田黄冻，方寸大小，浑然一体，鲜活活的，亮晃晃的，带着一股溪流的清润之气。“好石！”金锲之惊呼了一声。田黄冻从他的右手转到左手，又从左手转到右手。他眉毛扑闪着，嘴唇抖动着，简直有些忘乎所以了。

“可惜上面少几个字，要不，就两全其美了。”达君听了这句话，猛地接了过来，将绸布包锁入大柜。

田黄冻藏起来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锲之怅然站起来，几句淡语告了别，猛然觉得多了桩心事。不，是多了一点追恋的东西，死命地折磨着他。

从此，锲之几乎闭门不出。那几把刻刀响得分外勤，石头磨了又刻，刻了又磨。他简直魂不守舍了，把老伴急得火燎肝肺似的生痛。

一天傍晚，他提着瓶“湘潭汾酒”，兴冲冲来到达君家。哗啦，哗啦，两只酒盅斟满。寒暄了几句，金锲之顿了顿，终于开口了：

“达君，你这个名字，我琢磨了一晌，想出了一个布局，你看行不行？”

达君没有作声，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子。端起酒盅只顾喝酒，不说话了。

回到家里，金锲之悄悄地立在小院中。月亮被一块云遮住了，院子里一片漆黑。风中，竹叶沙沙，单调而凄清。

他急匆匆奔入那间刻印的屋子，扯亮灯，忙从抽屉里寻出块鸡血石，取出刻刀，敛声屏气，久久地盯着石面。然后，运腕下刀。咔嚓、咔嚓，每一刀走得那么顺畅，好像不是用手，而是用心在刻，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远处传来鸡叫的时候，印章已刻出。金锲之捧着印章，叩开了达君的门。

达君接过印章，细细观看，心中赞叹不止。正要致谢，抬头一看，金锲之已经走远。目送着那微弯的苍老的身影，达君的眼眶有些润湿。

过了不久，达君便决定要搬家了……

达君走了，金锲之少了一个知音，整天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常常彻夜不眠，寄情于金石之上。一次在院子的月下看竹影，不慎跌倒，患脑血栓，经医治总算保全了性命，但右边的手脚却瘫痪了。他终日卧床，呻吟不已。

吧嗒、吧嗒……脚步声响得那么急，一直响到院子里，然后进入他的卧室。金锲之猛一抬头，站在面前的是张很熟悉的中年人的面孔，呀，是达君的儿子。

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绸布包和一封信，递给金锲之。金锲之艰难地用左手展开信，读完后金锲之老泪纵横，放声恸哭起来。

院子里飘起了雨丝，带着初春的寒意，而且渐渐地密起来，大起来，天地间迷蒙一片，让人透不过气来。达君的儿子什么时候走的，他不知道。

故人亡，而田黄冻在；田黄冻在，却不能亲手去镂刻它了！

此后 ， 他案几上搁上了一盆兰草 ， 是他特意叫老伴去花店买来的。那淡淡的幽香，一直渗到他的心眼里，过滤着他的心思。

此后，几把刻刀和几本印谱就放在枕边，不时地用左手抓起来，掂几掂，又放下。田黄冻天天在他的手里翻动、摩挲，变得更加光亮了。他凝神地看着，随着全身一种莫名其妙的筋肉运动，上面竟渐渐地显现出红色的字体来。那是在一刀刀刻过之后，显现出来的“达君”的朱文，刀刃触石的声音，久久回旋，不绝于耳。

他还想好了一篇祭悼达君的古体文，文章是用一种几乎只能凭感觉运刀的小楷来刻的，其精细微妙之处，他分明一一感受到了，每句话都凄怆袭人。书法和刀法结合得天衣无缝，气韵生动，流转自如，若行云流水一般。他兴奋得大叫了几声，待再仔细打量时，一如风吹云散，竟不留半点痕迹。

院子里太静了，屋子里太静了，他的心太静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