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的压力

[英]克瑞斯·罗斯

    我在大街上走着，步履匆匆，因为我快要迟到了，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被什么事耽搁了。我注意到我手中拿着一只香蕉，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拿着这只香蕉，只是隐约觉得这只香蕉对我十分重要，而且肯定与耽误我的事有关。

    然后，在一个拐弯口，我碰到了艾丝尔姨妈。这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姨妈，你好。”我对她说，“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艾丝尔姨妈见到我后并不惊奇。“小心你手中的香蕉！”她说。我大笑，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根重要的香蕉，我会小心的。她提出与我同行，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快要迟到了，必须加快步伐，艾丝尔姨妈走得实在太慢了。

    拐了一个弯，一头大象挡在我们面前。大象出现在别的城市大街上也许不算是奇怪的事，可这是曼彻斯特呀！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奇怪。我想的是：“糟糕，大象挡住了去路，我真的要迟到了，艾丝尔姨妈和我在一起，我手里还有一只重要的香蕉……”

    我十分着急，然后就醒了。

    “只是一个梦。”我长舒一口气，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怎么会梦到大象、香蕉和艾丝尔姨妈呢？收音机还在播放着节目，它每天早晨6点钟自动开启，起到闹钟的作用。我抬头看了一眼表，已经是7点7分了。我必须加快行动，我洗漱时听到一则新闻：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大街上，给行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恍然大悟，或许我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听到了这则新闻的，然后就梦到了大象。

    我吃完早饭，准备去上班。我在一家电影公司上班，负责策划、创意、写剧本。我突然想，如果有一部关于大象出现在曼彻斯特大街上的电影，效果肯定会不错。我拿包的时候，发现包旁边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我妻子的笔迹：“下班回家时，不要忘了顺路买一些香蕉！”我忽然明白梦中的香蕉为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因为我妻子最近在减肥，好几次让我买香蕉回家，而我每次都忘了。我想，我今天肯定会把香蕉买回家的。

    在我刚出门时，手机响了。是我母亲的电话。“有一个坏消息，”母亲说，“你还记得你的艾丝尔姨妈吗？”“记得。”我说，“不过，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她了。”“是的，她昨天晚上去世的。她两周前就病得卧床不起，我对你说过的。”奇怪的梦终于得到了解释。

    我匆匆赶路，但是发现我越是想走快，却走得越慢。我看了看手表，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手表的指针往逆时针方向旋转。“这很有意思。”我想，“如果手表是逆时针旋转，这说明我上班就不会迟到了……”然后，我又醒了。这太奇怪了。我拧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很疼，确定这一次不是在梦境里，而是真的醒了。时间是五点半，收音机还没有自动开启呢。我不会迟到。

    我看到了妻子，就问她：“你今天还需要买香蕉吗？”“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她显得很诧异。“我以为你要减肥呢？”“减肥？”她说，“我胖吗？”“哦，不……那么，你听说过大象的事吗？”我问。“大象？”“对，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出来了。”

    “曼彻斯特没有马戏团，更没有大象。你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也许你需要在家里休息一下。”妻子说。“不过，我先要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我说。“现在才五点半，你为什么要去打搅母亲呢？”妻子不明白我的意思。“嗯，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说。“好了，放松一点，行吗？”妻子说完就出去了。

    我立即给母亲打了电话。“妈妈。”“哦，亲爱的，这么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呀？”“你还记得艾丝尔姨妈吗？”“当然，不过，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她还好吗？”我打断母亲。“我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她了？”“哦，没什么，再见！”

    放下电话，我想，也许妻子说的对，我需要好好休息一天，于是我拨通了老板的电话。“是这样的。”我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可能是这几天策划剧本过于劳累了。”“你病的真不是时候，”老板说，“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很好的创意，我本想今天和你好好谈论的。这是一个动作片，故事情节也非常有意思。我简单说给你听一听：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了一个大城市，它吃了一只被恐怖分子注射了具有放射性物质的香蕉后，变得焦虑暴躁……”

    “我的艾丝尔姨妈什么时候在这部片中出现？”

    “姨妈？什么姨妈？”老板很生气。我挂断了电话。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城市人生活压力太大的症状。

（选自《小说中的小说》，译林出版社）

加尔各答的天使

    1997年9月10日，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场隆重的葬礼正在举行，逝者的遗体被12个印度人高高地抬起，所有在场的人全部下跪，包括印度总理。当逝者的遗体抬过大街时，两边大楼上的人全部下楼，没有人觉得有资格比她站得更高。

    这是印度各界人士以及自世界各地的吊唁者为被称为“加尔各答的天使”的特蕾莎修女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流下哀伤的眼泪。

    1910年，特蕾莎修女出生在南斯拉夫联邦的马其顿共和国。12岁时，善良博爱的天性使她对慈善事业着迷，并加入天主教的儿童慈善会。她后回忆说：“我那时就意识到我有一个使命，就是去帮助穷人。”15岁时，与姐姐一起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18岁时，她到了被尼赫鲁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

    从1929年到1946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事业虽然神圣，但学校里的女孩几乎都是出生于印度的上层社会。这个优越的环境与更加广大、更加真实的印度无关。1948年，她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创办了一所露天学校，专门收留失学的流浪儿童。1950年，她创办了印度爱德修女会，并为它制订了教规，凡教会成员都要定下“贫困、贞洁和服从”的誓约。她解释说：“要爱穷人，了解穷人，我们自己必须是穷人。1952年，她在加尔各答的一座寺庙旁建起了“垂死贫民收容所”，让那些垂死的贫民在弥留之际享受一下人间的温暖。这一举动惹恼了寺庙的和尚，他们扬言要杀死这些垂死者。特蕾莎修女用身体挡住大门，大声地说：“你们要杀就杀死我吧。让这些垂死的人平静而尊严地去死吧。”说着，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她无所畏惧的气概震慑了闹事者，和尚们没趣地走了。到80年代末，大约有3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而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有尊严的日子。当有人问“挽救这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是否值得”时，她很吃惊，因为这样的提问与她的人生观格格不入。

    特蕾莎修女到处奔走呼号，并将教皇保罗六世访问印度期间赠给她的一部高级轿车卖掉，成立了加尔各答唯一的麻风病防治中心，开始大量收留麻风病人。在贝鲁特的战区，在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区、在非洲艾滋病蔓延区都留下了她衰弱而坚定的身影。她甚至只身到科索沃交战区解救被围的妇女儿童，交战双方听说特蕾莎修女进入战区，立即停火，待她带走妇女儿童，双方又马上开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听到消息后说：“连我也做不到的，她做到了。”

    她创建的组织所有的钱物都是人们捐赠的，并无偿提供给贫病无力的人。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愿意把钱捐给她，到她逝世前，她的组织有四亿多美元的资产，有7000多名正式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115个国家，管理着543个收容站、孤儿院和爱滋病防治中心。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换洗……

    1979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在颁奖仪式上的即兴讲话中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我只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我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没有所谓集体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她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人……”

    在颁奖仪式上，特蕾莎修女还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她对主持者发出了真诚的呼吁：客人们能否不享用例行的盛宴，把盛宴的费用捐给她的组织。因为这100多人享用的盛宴，可以让1500名加尔各答的穷人吃一天饱饭，结果出席颁奖仪式的人一致同意取消宴会，把节省出的1700美元赠给了特蕾莎修女，她所获得的奖金也全部做了慈善基金。

    特蕾莎修女18次被提名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中的“十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并屡次当选。2009年10月，特蕾莎修女被诺贝尔基金会评为“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最受崇敬的获奖者”（共3位，另外两位是马丁·路德·金和爱因斯坦）。

    大地上远处有个修女，她穿梭于又臭又脏的废墟，与那四季踏遍天涯海角，含泪说着爱要爱到心痛。…………香港歌手郑秀文的名曲《加尔各答的天使》，将特蕾莎修女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道德的天空……

天职

许行

    海尔曼博士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不知道他和他的诊所的。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他的诊所，将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他在慌忙中撞倒了吊瓶支架，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打上了石膏，直到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你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在车祸里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

    海尔曼一愣：“呵，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还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魅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惟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受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点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常对你说的话了吗？”

    “噢，你是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在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忏悔地说：“如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这是上帝的安排。医生的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件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这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开胸这样的大手术，便把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的诊所。海尔曼一搭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呵！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外套。然后拿起他最大的那把手术刀，一下子剖开了他的胸膛。他没有去找子弹，而是把手术刀插在他的心上……

    审判海尔曼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最高的天职！”他一字一顿，字字千钧，全市人都听到啦。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反法西斯标语。时至今日，布拉沙还在最高的楼宇上，挺举着“天职”两个大字，谁都明白人们赋予了它更深远的含义。

（原文略有删改）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认领

陈蔚文

    ①不久前，姐夫的车钥匙不慎在小区遗失，寻找未果。若去4S店重配钥匙要3000多元，无奈贴出公告，拾到者以500元酬谢。拾到者收取酬金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我的第一个念头——如果是我家任何一位成员拾到，断不会收取这笔钱，这源于家风。

    ②父亲是军人，在我和姐姐的成长道路上，他的要求有时严苛得近于粗暴。小至教导我们吃有吃相、站有站相，大至仁善礼俗、道德理想，还有“与人为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等，当年被父亲以这些“家规”训诫时不胜其烦，然而不知不觉中，它们已于日常生活中潜入我们的血脉，化育成人生的一部分。

    ③说来，这些不过是些农耕文化即有的“常识”伦理，与古老祠堂张挂的家训类同，只是父亲惯以口语表达，而先人们讲究遣词造句，使得家训更有恢宏的文化气度。如我的老家浙江兰溪诸葛村，迄今留有诸葛亮先生的《诫子书》：“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曾到过鄱阳湖畔的汪山土库，这是一座气派的清代建筑，曾经的主人是“程氏家族”，有“一门三督抚”的佳话。据说程家三兄弟在早饭前必诵家规：“尊长敬贤，唯礼是尊；孝顺父兄，共敦友爱”“待人持物，仁义为本；自省其心，非礼莫为”……这些听上去非常古老的家规其实也很现代，因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许多家庭教育子女的理念，也是一个人立足于世且心怀坦荡的基石。

    ④“自省其心，非礼莫为”一句，用诗人的语言转译便是“一个人应该活得像自己并且干净”。

    ⑤我父亲奉行的人生信条也大抵如此。他不仅如此训导我们，本人亦是忠实的践行者。

    ⑥还记得儿时，从部队回来探亲的父亲带我乘公交，有个乡下孩子晕车，吐了我一身，孩子父亲惶恐，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掏出大手绢给那孩子揩拭，并连声安慰那对父子，还请旁边的乘客给那孩子让座。十几年前，他拾到一部九成新手机，那时手机还算贵重物品，他首先检查手机有没有电，还好，有电，于是开机等机主打来电话。邻居知道后笑父亲迂，父亲不以为然，他认为物归原主是基本常识。

    ⑦“将心比心”，这是父母常说的一句话。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个成语出自朱熹的文章：“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父母只是按他们做人处世的朴素观念去理解并实践这句话，而他们的训诫对后辈人格的养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无论子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际遇如何，最基本的尺度在那，判人识物的旨趣在那。正如明末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先生所言，“纵不能建功业于天下，亦可以自善乎一身”。

    ⑧家风，就是一种律令，康德说过，“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律令”——往往，对一个人处世行事影响最大的不是外界的法律和规限，而是在家庭中养成与习得的观念。换言之，“道德律令”便是家风，它决定了一个人会如何走他的人生之路。

    ⑨有一天，当我成为母亲，我发现自己向儿子喋喋宣讲的正是当年我烦父亲的那一套——要谦让、上进，勿与他人攀比物质，以及种种细枝末节的小事，譬如乘电梯左行右立，进电梯或地铁时，等里面的人先出来，要尊敬每一位看似身份低微者，哪怕是施予乞丐或卖艺者零钱，也要蹲下轻轻将零钱放下……这些小事将教会孩子善、教养、尊重，这会是伴随他一生的精神印记。

    ⑩当年我对父亲的训诫有多厌烦，如今对它们就有多认同，从反叛它们到变成一种精神自觉，如同回到原点，完成对一种文化的认领。

    ⑪这种代代相承的涵化是如此自然，又是如此重大。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