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等祯祥意义。饕餮这种兽面纹，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巫、尹、史们的幻想杰作。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些怪异形象有雄健的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与当时大批杀俘以行祭礼吻合同拍。《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美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在夸耀威吓恐惧，却徒显其空虚可笑。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青铜饕餮》，有删节）

阅读微信 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 ，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榨菜经济学

肖楠

    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面对面吃了一顿早餐，两人的餐品包括一杯果汁、一碗小米粥，还有摆在餐桌正中间的几小碟“家常榨菜”。很快，5毛钱一包的榨菜超越两位国家元首，成了席卷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榨菜在餐桌上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但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名叫“榨菜指数”的概念就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2012年年底，一家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发现，榨菜销量的区域变化，刚好能够体现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据说，政府已经在跟踪“榨菜指数”的变化，并且据此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制定不同的宏观政策。

    尽管发改委近期否认了他们曾经提出“榨菜指数”的说法，但大量数据证明，榨菜销售量与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存在巨大的相关性。从2007年到2011年，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从49%一路跌破30%，与此对应的，正是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份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相关性。报告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相比于在华南地区的惨淡经营，涪陵榨菜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额，也伴随着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接近50%的增长率。

    从餐桌上的“小角色”，到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榨菜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榨菜的销量直观体现了流动人口数量的高低起伏，并且具备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据此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人口骤增后的就业、治安、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而外来企业也能及时核算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当然，能站上宏观经济舞台的食品，不仅是这小小的榨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用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来衡量各国的实际汇率。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也曾经提出，拥有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网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指数：用茅台酒的消费量监测“三公”消费，用“大妈扎堆”现象预警有过热危险的市场。

（节选自《读者》2014年1月第2期）

    设计美学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是一门立足于现代，在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念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学科。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等与美学相关的各个方面。但就研究范畴而言，设计美学又不同于纯粹的美学思辨。设计美学是应用型美学，它强调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通过艺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而传统的美学则侧重于纯粹的艺术方面，看重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虽然设计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是设计美学的思想却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了，并且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注重抽象化与意境，这有别于西方注重写实和逻辑思维的设计美学。因此古代器物在制造时也会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用有形的东西传达无形的思想，借而抒发造物者的情感、志向，并且关注人与自然平等包容关系。以座椅为例，中国传统比较讲究意向与象征意义，手工也非常精细，会把重点放在椅子材料（木头等）的选用及装饰与做工等，以求更好地达到与自然结合的目的。而西方设计美学则强调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在设计的时候会把精力放在研究人的坐姿、椅子的尺寸、舒适度等具体问题上，以此来设计出更符合人体姿态的座椅。

    东西方设计美学的差异在文化、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也很明显。不止这些，确切地说，凡是涉及到设计美学的领域，在东西方范围内，都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发展。但尽管如此，设计美学思想却是源于相同的出处—新石器时代。设计美学便是从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走过了数千年，并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设计。这些设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且璀璨至今，每一个都饱含了设计者聪颖的思想和辛勤的汗水。然而在这些优秀的器具中，中国古代灯具以现存数量众多，记载之详尽，且拥有着完整的发展体系和脉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本质内涵。

（节选自朱天阳、姜晓童《浅论中国传统灯具中的设计美学内涵》）

    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比如构成我们国名的两个汉字，“中”和“国”，均出于神话想象，华夏先民把大地想象成四方形，四边之外有海环绕（所谓“四海五洲”），而自认为是大地上的中央之国（九州或神州）。这是典型的神话宇宙观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神话遗产，是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本源的有效门径。

    我们可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视角来审视神话系统。汉字编码的书写文化传统，即甲骨文、金文以及后来的这一套文字叙事，是小传统；而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即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和与书写传统并行的口传文化传统，可以称为大传统，比如考古学上随处可见的崇拜玉、巨石、金属（青铜、黄金等）的文化等。大传统铸塑而成的文化基因和模式，成为小传统发生的母胎，对小传统必然形成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在大传统的文化整合研究中，我们必须关注文化中最具有“文本”意义的方面，即先于文字而存在的象征符号体系。这是一种非文字符号体系，比如，在金属冶炼技术所支持的青铜时代到来以前，中国本土呈现的最有力的特有符号是玉礼器系统。玉器盛行上下约3000年，几乎覆盖中国版图的大部分地区。是什么样的动力因素，能够持久不断地支持这样一种极长时间的、广大距离空间的文化传播运行呢？“神话观念决定论”的提出，为此找到了理论解说。先民认为玉代表天，代表神，代表永生不死。玉的神话化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神话中国”指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式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从初民的神话想象，到先秦的文化典籍，从老子孔子开启的儒道思想，到屈原曹雪芹的再造神话与原型叙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怀念圣人贤君明主、民间崇尚的巫神怪傩等，其中所隐舍的思维潜意识，以及礼仪性行为密码，都是“神话中国”的对象。从各地的孔庙，到家家户户的灶神、门神和祖灵牌位，皆体现着“神话中国’’的无处不在。

    在中国文化中，以“天人关系”为核心、以“天人和谐”为最高追求的理念始终没有动摇。这是中国神话不同于西方神话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肌理。神话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解释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也预示着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梳理神话中国，不是揭示单个作品的神话性，也不仅仅是将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神话研究与出土文献、考古图像相结合，最终是要寻求中国神话所特有的一种内在价值观和宇宙观，它们是传统文化的原型编码。

（选自《重新解读中国神话：进入中国传统本源的有效门径》，有删改）

题画诗和咏画诗

周金标

    顾名思义，题画诗是题于画面之诗，诗情画意，相得益彰，这是狭义的题画诗。但“题”字亦有品评之意，如王维《题友人云母障子》、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就是诗人品评屏风画的诗，但并未题于画面。后人在讨论题画诗时，较多使用广义的内涵，将品评画作之诗和题于画面之诗统称为题画诗，其实这是不妥的。确切地说，品评画作之诗应当称为咏画诗，它与题于画面的题画诗有诸多区别，不可不辨。

    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写作了大量歌咏绘画的诗作，沈德潜认为杜 甫对题画诗有首创之功，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杜甫）题画诗开出异境，后人往往宗之。”但杜甫等人的诗歌并未真正题于画面，只是咏画诗。现存题画诗具迹最早的大概是宋徽宗赵佶的作品，其《芙蓉锦鸣图》《腊梅山禽图》空白处各题有绝句一首，但这在宋代也是偶一为之罢了。文人画兴盛于元代，文人而兼画家，自画自题，题画诗随之而兴。唐宋以来诗画分途的局面，在元代尤其是元末彻底改观。到了明清，题画诗进入繁荣期，几乎是无画不题。数量之多，远超唐宋。   

    咏画诗一般采取尊题手段，赞美画作，以逼真传神为最高境界。杜甫咏画就常常以画为 真，疑画物为真物，又用真物衬托画物，渲染画物的逼真效果。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 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这种手法为后人继承，如黃庭坚《题宗室大年画二首》其二：“水色烟光上下寒，忘机鸥鸟恣飞还年来频作江湖梦，对此身疑在故山。”也是疑画作真，忘情赞美。

    咏画诗一般从画外入题，逐渐过渡到画面，表明观画缘起和自己的观众身份，否则显得突兀，易致读者茫然不知所云。如杜甫《画鹘行》“高堂见生鹘”，苏轼《王维吴道子画》“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等，或开门见山，或旁敲侧击，亮出自己观画者的身份。此忌对画面或作精细描写，或作概要提示。而题画诗直接题于画面，两者水乳交融。   

咏画诗和题画诗一般均描写画意，借画言志，但在内容方面有所不同；题画诗一般负有解说或伸展画意的任务，这是题画诗的天职，也是其天然局限，有点类似命题作文，无论如何超脱，却不能天马行空，离题万里。而咏画诗没有如此顾忌，诗人往往尽情挥洒，既可在空间上“视通万里”，亦可在时间上“思接千古"；既可全爲照应画面，亦可随心所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优势是题画诗所不具备的。如苏轼《惠崇春江晚景》其一则从画 面引申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朴素哲理。一句话，咏画诗只是借他人之图画，抒一己之怀抱。而题画诗在于谨守本分，老老实实为画面添彩，且多数题画诗又可以补充并深化画面的意蕴，郑板桥自题《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歌内容已大大超越画意。

从篇幅看，咏画诗海阔天空，篇幅不限，如杜甫咏画诗多长篇七古或歌行。而题画诗则强调“不侵画位”“不伤画局”。传统文人画在创作伊始就要考虑留白，"留白"既是"知白守黑"的需求，也是方便自己日后有感而题，或是考虑他人或后人收藏时的题跋和钤印。而传统画的留白大小和位置，决定了题画诗一般不可能是长篇大作，即所谓“客不欺主"也。所以明清时期的题画诗大多为绝句或短诗。

（摘编于“中国青年网”，有删减）